4月21日，是西方的复活节，象征着重生与希望。然而，就是在这象征着希望与重生的一天，位于印度洋海上的热带岛国斯里兰卡国内有8处地方发生了炸弹袭击，导致严重伤亡，截止到4月26日早上，斯里兰卡更正爆炸死亡人数，约造成253人遇难。这个数字不禁让人触目惊心，也值得我们为这些受难的人们进行祈祷与关怀。
可是，在当今人们愿意通过互联网表达关怀的时代，这些本应获得的祈祷与关怀，出现的寥寥无几。无论是人们的朋友圈还是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都很难看到有关斯里兰卡事件的言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前一段时间的巴黎圣母院大火之后所引起的朋友圈狂欢，事件发生之后，媒体们纷纷报道，不论是基于事实的损伤情况的实时报道抑或是基于情感的缅怀式报道，在这天，媒体仿佛为大众构筑了一个全世界人都在缅怀巴黎圣母院的情境，朋友圈也被此事件刷屏。
同样是令人悲痛的消息，甚至斯里兰卡事件中消逝的不再是简单的建筑，而是有着生机血肉的人，但其所受到的关注却与巴黎圣母院大火形成鲜明的对比，差距悬殊。
（新京报评论中关于两事不同的报道量）
（人民日报评论中对于两事不同的关注度，没有关于斯里兰卡的评论）
（RUC新闻坊中只有关于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文章）
（界面文化中只有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文章）
（冰点周刊中只有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文章）
（梨视频中关于两者的不同数量报道）
（微博上关于斯里兰卡爆炸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讨论热度）
在微信的搜一搜，对这两起事件进行搜索，在搜索出的前100篇文章当中，关于斯里兰卡爆炸的文章10w+的只有7篇，而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文章10w+的有25篇，这也显示出了人们对其不同的关注度。
从大众不同的参与度来看，很显然，斯里兰卡的新闻显著性“低于”巴黎圣母院的显著性，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新闻价值是否已然失效，那么，在当下媒体环境中，能够得到大众更多认可的是什么，是否是媒介为我们营造的景观之下的认可，是情绪渲染下自我感动的认可？
媒介景观束缚下大众的难以逃脱
从前文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民日报评论、新京报评论 以及冰点周刊等媒体上，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报道量是高于斯里兰卡爆炸的，甚至在新京报评论中，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文章有六篇，而关于斯里兰卡爆炸的文章只有两篇。而那些一天只有一次发稿机会的自媒体甚至都不再发布关于斯里兰卡的文章，像梨视频这类自媒体平台，关于巴黎圣母院的搜索结果有875个，而关于斯里兰卡的搜索结果却只有182个。
此外，笔者又查阅了十家不同类型的自媒体，十家自媒体皆发布了有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文章，而只有两家发布了有关于斯里兰卡爆炸的文章。从新闻价值上来看，两者皆具有显著性，然而由于媒体与自媒体所营造的不同景观，也将身处其中的受众引向了不同的态度。
居伊·德波曾明确指出“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它的特质便是“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而具体到斯里兰卡爆炸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现实是伤亡人数极多，死亡人数达到200多人，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对当地居民造成了及其残酷的伤害。
然而由于媒体并没有对其进行渲染与强调，更多的只是将遇难人数进行庸常化技术性词汇式的报道，只有少量媒体以斯里兰卡当地人的善良淳朴、捐献眼角膜的事例来号召大众对其进行关怀与帮助，但是不论如何，斯里兰卡爆炸在媒体处获得的关注远远不及巴黎圣母院。所以，由于媒体没有就此事为受众设置一系列的议程，它便没有被人们列入头脑中的重要事件之一。
而反观巴黎圣母院失火之后的报道，媒体们通过放大巴黎圣母院“全人类共有文明”的特点，并通过持续性、便在性、累积性的报道，宣扬其被毁坏后的惨痛代价，而受众沉浸于媒体构筑的景观当中，自然是纷纷转发票圈祈祷默哀，形成了一种全民哀痛的局面。
然而，也正如德波所言，人们一旦流连在影像媒介创制的景观里，除了观察活动之外便不存在自由，并且我们在景观中一切他者的活动都是被禁止的——所有“所谓”的“真实”活动都被导入景观的全球性建构之中。
从斯里兰卡与巴黎圣母院被烧事件的对比其实便可窥见一斑，我们并非是排斥大众媒体宣扬巴黎圣母院的重要性，而只是想从这个对比当中意识到一个现实，受众作为叙述接受者，其实是很难突破媒体的景观建构的，由于斯里兰卡事件缺乏相关大众媒体的关注，大多数的受众自然也是无法突破视野的限制意识到事件的重要性。我们更多的是沉浸在媒体构造的世界中认可着它们的认可。
“刻奇”心理背后的自我感动与限制
尽管媒体建构的景观社会影响着我们的认知，但为何朋友圈刷屏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这其中究竟暗含着大众的何种心理？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提到“Kitsch”一词，翻译过来叫做“刻奇”，指的是无限升华自我感动的心理，完全忽略个人的意愿，而是自我价值观的标榜。
在巴黎圣母院被烧的新闻出现之后，朋友圈出现了大量的复制转发，“以后也许就是永别”
“卡西莫多失去了其心爱的姑娘，终究也失去了其居住的钟楼”等语言在社交媒体上此起彼伏，在这众多转发评论之中，也许有人是真正的发自肺腑哀叹作为人类文明标志之一的损毁，但更多的人，一方面，或许只是为了标榜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以此来构建自己是“文化人”的前台形象，毕竟，在中国这个十分重视知识背景的国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首先能够满足自身的“客我”建构需求，同时，也对外界象征着自己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圈层。
另一方面，除了文化标榜之外，巴黎圣母院事件中情感的迸发与标榜也是人们纷纷转发的重要原因。通过大量的惋惜、爱怜文化等情绪化语汇，来弥补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缺少的对于人文历史的基本关怀。在这一媒介事件中，个体释放出因高道德、高社会责任等标准而产生的无处安放的自我诉求，来象征自己具有某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与价值追求，这正是理想化价值下大众的心理补偿。
反观斯里兰卡爆炸案寥寥无几的朋友圈转发，人们似乎不愿意通过它的转发来塑造自己的前台形象。从刻奇心理来看，斯里兰卡只是一个普通的岛国，他所蕴含的符号价值，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伤亡人数众多，但是对其的转发却难以满足人们自我感动、自我升华的目的，更何况通过其转发来标榜自己的身份圈层呢？所以，朋友圈中盛大的典礼便没有展出我们对于斯里兰卡的悼念这个仪式。
但是，刻奇的背后，我们也要思考，当巴黎圣母院的热度褪下之后，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去发现、探索、珍视其它尚且留存的文化遗产呢？或许，无论是极具热度的巴黎圣母院，还是未被关注的斯里兰卡，一段时间之后，都会被人们遗忘，新的热点会继续出现，而过去的事件所留下的教训湮没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打破被规训的决绝与勇气
现在的我们，总是为媒体愤怒的事情而愤怒，而在媒体沉默之地，我们却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无动于衷。美丽新世界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那就是，在那里，幸福的人们都是被幸福的。通过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与斯里兰卡爆炸事件人们态度的对比，我仿佛看见了书中的样子。
在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中，人们在媒体悲情的地方悲情，在媒体愤怒的地方愤怒。
当媒体大声呼喊这是世界之殇时，人们纷纷在朋友圈流泪痛哭，惋惜自己尚未去过而它便已不在。
当媒体疾呼，“余生很贵，别留遗憾”时，人们便言，去见你最想见的人，哪有什么来日方长。
当有人因圆明园而对巴黎圣母院大火叫好时，媒体纷纷批判，这不仅狭隘，而且无知，于是，人们又开始痛惜当前的国民素质如此低下。
大火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情感与态度一直在转变，而转变的背后，则是媒体的操控，人们缺少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局限在媒体为我们设定好的一个又一个景观当中，难以自拔，
法国情景主义曾言：“当代社会哲学的缺席，导致人们无法分别本质和表象，让人们陷入一种虚假的自觉和自愿”。在这一份份态度流转的背后，我们是否也已经踏入了“虚假的自觉和自愿”这个怪圈，值得我们冷静下来慢慢思考。
可是，在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背后所透露出的大众的狂热，却没有体现在斯里兰卡爆炸事件当中。截止到25日，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53人，大部分媒体在这方面的失语，使得许多受众也显得格外“冷酷无情”。
这次爆炸所导致的妻离子散，家庭破碎所造成的伤痛与悲情，应该远远大于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而那些愿意为大火发声的人，却在此次相隔不久的事件中吝于发声，选择沉默。是我们的性情突然转变了吗，或许并不是，更多的只是因为此次事件中媒体沉默所造成的黑暗，导致我们对他们的悲情与痛苦无法得知。
在《人物》关于北大教授戴锦华的一篇文章中，戴锦华说道，她的学生们愤怒于雷洋案——一位人大研究生遭暴力执法致死，但戴锦华不愤怒，因为[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媒体所告诉我的，我并不知道真实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
而在戴锦华为之动情落泪的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学生们则漠然以对，[那么远的事情，你怎么会动感情。]他们问。她清醒地察觉到和学生们的距离：他们容易愤怒的是别人让他们愤怒的，而不是在媒体沉默的地方发现愤怒。《人物》中写道：58岁了，戴锦华还在写，还在走，还在说，还愿意在沉默年代，做一个刺耳而响亮的声音。
戴锦华老师的这份坚持，也警戒了当下的我们，我们为何要在媒体沉默的地方愤怒？
若个体一直陷入在某一个“信息茧房”之中时，便会丧失基于理性的价值判断与人文关怀。沉浸于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当中，我们永远也无法体察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文关怀只会渗透到媒体报道的横截面上。
这世界上，有着许多需要借助大众的关注才能够得到救赎的人，不然，就不会在许多微博大V的评论下面出现一些求助帖，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一遍遍地发起话题以期获得关注，我们也需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投射在媒体沉默的地方。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曾提出“逃逸线”概念，它认为人类命运和生活轨迹应当是一条不受任何限制的乱序的线，主体应质疑和批评社会主导思想的局限性，逃脱有负面效果的社会决定条件，进行重新创造。
因此，在意识到局限在单一视角的弊端之后，我们应该试着破除掉被规训的自我，意识到个体对社会事物、他人命运、人类文明保持普适的关照的重要性。对于媒体着重报道的事项，像巴黎圣母院大火、北大吴谢宇弑母等事件，我们应该警醒对于古建筑该如何保护、警醒家庭、孩子心理的发展等等，而对于媒体没有着重报道的，像斯里兰卡爆炸、某些社会底层人士遭受的不公，我们也应给予同样的关注与警醒。身处当下媒介环境中的我们，应保持对社会事务的洞察力与关怀力，真正与人类命运、人类文明共鸣、共情。
在电影《楚门的世界》里，导演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由影视作品和媒介建构起来的世界，尤其是那位一直泡在浴缸中的中年男人，对他而言，楚门真人秀构成了他真实生活的全部。影片中基斯督说道，“桃源岛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我们确实身处在一个被过载的媒体信息围剿的“桃源岛”中，但是笔者还是希望我们应意识到自身正在被规训的现状，实现真正的自我思考、自我诉求与自我体验。当我们在为巴黎圣母院沉痛默哀的同时，也能够看到斯里兰卡人民因爆炸袭击而遭遇的苦痛和灾难，为远方的他们动情落泪。这不仅是关怀了他人，也同样的是救赎了自我。这条道路任重道远，但我们仍需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