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运律所4起拆迁维权案例入围“2018年度十大行政诉讼案例评选”！| 圣运聚焦

宋先生系甘肃省兰州市某村村民，在本村拥有宅基地，房屋面积1006平方米。甘肃省人民政府作出同意征地批复，将该村的集体农用地转为兰州市城市建设用地。城关区人民政府发出征收土地公告。

2017年8月31日，街道办事处在宋先生所居住的社区张贴《紧急避险通知》，告知宋先生居住区域的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要求各住户配合紧急避险工作，务必于2017年9月6日前撤离危险区域。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作出《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鉴定结论是涉案房屋危险性等级综合评定为Dsu级（整栋危房），建议立即拆除（该危房鉴定报告是盐场堡村社区居委会于2017年11月28日向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提出鉴定申请）。

该鉴定报告未向宋先生送达。2017年12月1日，城关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强制拆除宋先生的房屋。宋先生不服，向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城关区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反《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程序违法，判决确认区人民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后被告区人民政府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申请危房鉴定的主体应当是房屋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但本案申请危房鉴定的主体是居委会，其既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也不是使用权人，其申请危房鉴定主体不适格。该危房鉴定报告也没有向宋先生送达，宋先生对其居住的房屋被鉴定为危房的事实并不知情。

该《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认定区政府拆除宋先生房屋合法的证据。城关区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不符合紧急避险条件，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是以紧急避险为名实施的强制拆除被征收房屋，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实施房屋征收过程中没有遵循“先补偿，后拆迁”的原则，违反房屋征收的法定程序，构成程序滥用。（该案荣获甘肃省2017年度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芮先生系浙江省湖州市某村村民，在本村拥有合法房屋。2012年8月22日，芮先生的房屋被不明人员强拆，致使房屋被完全毁坏和屋内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2012年至2016年间，芮先生通过信访、与政府协商等方式希望解决此事，但没有人出面解决问题。在律师的帮助下，芮先生通过信息公开得知房屋所在地早在2010年就已被浙江省政府批准征收。2017年3月1日，芮先生向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分局申请查处，吴兴分局将查处申请转交给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17年3月9日，芮先生收到开发区分局作出的不登记立案说明，开发区分局认为，该申请事项与该局在2016年8月份办结的芮先生财物被故意毁坏一案属于同一事项，故对芮先生申请的查处事项不再立案。

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2016年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查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但是，没有犯罪事实不等于没有违法行为。根据《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部门应当对房屋遭到偷拆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追究有关单位和不法分子的法律责任。

2017年4月22日，湖州市公安局收到芮先生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但直至2017年7月11日芮先生向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仍未收到市公安局的任何回复。芮先生向县法院起诉要求判决确认市公安局不依法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违法，并责令限期作出复议决定。

浙江省安吉县法院审理认为，市公安局作区公安分局的上一级机关，对芮先生提出的复议事项应当在七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依法应当在六十日内对申请人申请的事项作出复议决定。2018年7月6日，浙江省安吉县法院据此判决确认湖州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依照我国法律规定，人民警察具有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的作用，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预防、制止和侦查的职责，但是在拆迁案件中，往往会出现报警后不出警，或者“蜗牛式”出警的方式。警方成为纵容违法强拆行为发生的同犯。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拆迁户）应该保留好证据，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复议或者检举，由上级主管部门及时纠正下级的违法行为，很多被拆迁人（拆迁户）往往因为不懂法律或者胆小而错失寻找法律救济的方向，有了专业拆迁律师的帮助，方能在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面前游刃有余，积极应对，以达到很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效果。

邬先生系海宁市某村村民，在海宁市某村拥有合法房屋一套。1992年邬先生获批在本村建造房屋，2006年自行在已建房屋周边建设3层房屋。2015年4月9日，镇政府向邬先生作出《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告知书》。2015年4月13日，镇政府向邬先生分别作出《违法建筑认定书》、《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决定书》。邬先生在镇政府的要求下进行整改，保留了2006年建设的3层房屋。

2017年7月26日，镇政府作出《违法建筑认定书》、《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决定书》，责令邬先生在2017年8月3日前自行拆除3层违法建筑。2017年8月4日，镇政府强制拆除了邬先生的房屋。

邬先生不服镇政府作出的违法建筑认定书，向海宁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邬先生认为城乡规划制度完整概念的提出是在2008年1月1日以后，如果一刀切的将历史建筑认定为违法建筑存有不公，于法于理不符。

经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认作出判决：撤销镇政府向原告作出的违法建筑认定书。理由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行政执法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决定内容，以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被告在作出违法建筑认定书前虽然对相关人员做了调查笔录，但没有相应的勘测笔录等证据证明认定书中载明的违法建筑面积。作出乡村违法建筑认定前没有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履行告知义务等，属于认定事实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一般对与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的程序都是非常严格的。房屋作为公民重要的不动产，直接影响公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在决定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慎之又慎，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才能在保障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切实维护被拆迁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徐先生系驻马店市正阳县某村村民，在正阳县南环路拥有合法房屋。2009年3月，徐先生获得了该套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后因花生食品城建设需要征收该房屋。

2017年4月正阳县执法局以徐先生未提供房屋建设批准手续等材料，给徐先生下达了《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徐先生不服，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诉讼。

2017年9月，在行政诉讼期间，正阳县执法局在正阳县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强拆了徐先生的房屋。徐先生不服，遂向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请求依法判决确认正阳县人民政府组织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

驻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徐全伟房屋被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是正阳县执法局，而非正阳县人民政府。因此，徐全伟将正阳县人民政府作为本案诉讼的被告进行起诉，属于起诉的被告不适格。因此，作出驳回徐先生起诉的裁定。

徐先生不服，向河南省高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6日，河南省高院作出（2018）豫行终912号裁定：一、撤销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7行初257号行政裁定；二、指令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先生合法拥有的房屋被强制拆除系正阳县人民政府因建设花生食品城项目需要而组织进行的，正阳县人民政府是强制拆除行为的组织者，正阳县执法局是具体的实施者、参与者，本案一审法院以正阳县执法局为强制拆除主体而非正阳县人民政府为由裁定驳回徐全伟的起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有损害必有救济，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权利的救济保护是保障民生、维护秩序的应有之义。在房屋违法拆迁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行政主体相互推诿，当事人告诉无门的现象。本案原告的经历告诉我们要充分运用司法智慧，妥善厘清适格被告，及时行使诉讼权利，方能提高维权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