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 智商测试不是科学，那有何用？

作者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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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测试，很难说是科学。虽然从最早的“颅骨测量术”，再到高尔顿、比奈、戈达德等人，弄了各种“测量”，但智商测试和真正的精密科学之间仍差之千里。智商测试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在《人类的误测：智商歧视的科学史》一书中，作者古尔德用大量案例，为我们梳理了智商测试研究中的黑历史，犀利地批判了智商测试的误用。

国外流行多年的“智商测试”，在中国的情形，似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美国，入学、求职之类的事情，都可能面临智商测试，所以五花八门的“智商培训”之类的“班”在美国也很多。而在中国的许多杂志上，类似测试虽然也经常可见，不过那通常还只是让读者做着玩玩的，在很多情况下还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好像也还较少见到“智商培训”之类的玩意。

但“智商测试”近年已经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媒体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小伙子将“智商测试”成绩作为向女友求婚的“新三件”之一。有些苦于孩子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家长，也会忧心忡忡地带着孩子去做“智商测试”。各种迹象表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又快要“与国际接轨”了。

追根溯源，“智商测试”已有百余年历史，不过它的“血统”却是很不干净的，甚至还隐隐透出某些邪恶的色彩。

“智商测试”的理论通常被认为发端于高尔顿（Francis Galton），此人是达尔文的表兄，但他的名字总是和后来被普遍认为“政治不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优生学联系在一起。1869年高尔顿出版《天赋遗传》（Hereditary Genius）一书，主张人的才能可以遗传。在1884年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上，高尔顿搞了一个摊位，打出“人体测量实验室”的招牌，替人进行测量和测试，据说颇受欢迎，有的人还主动付钱给他，这或许可以视为现代“智商测试”的嚆矢。尽管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颅骨测量术”“颅骨学”等等的学说和出版物已经逐渐流行于欧美。

“智商测试”与优生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尔顿晚年仍孜孜不倦地在各种公开场合演讲并发表文章，继续鼓吹优生学。他的学说也得到过若干名流的赞同和欣赏，例如著名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著名剧作家萧伯纳（G. Bernard Shaw）等。

19世纪、20世纪之交，法国人比奈（Alfred Binet）成为现代智力测试的奠基者。19世纪80年代晚期，比奈研究他两个年幼的女儿，发表了被视为智力测试领域奠基性文献的三篇文章。比奈对人的智力进行分等，正好迎合了当时美国的需要——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当局急需甄别申请入境的移民是否“弱智”。所以智力测试的理论虽然发端于英国人，奠基于法国人，它却在新大陆最先找到了大行其道的土壤。戈达德（H. H. Goddard）在美国大力推行比奈的方法，美国的公立学校从1910年开始对学生应用智力测试，这似乎象征着智力测试开始获得正式地位。

“智商测试”必然牵涉到难以解决的伦理道德问题。例如，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曾经有过允许对白痴或“智障者”进行强制绝育手术的法律。纳粹1933年在德国掌权之后，很快颁布了《预防遗传性疾病扩散法》。该法完全就是美国优生学家劳克林（H. Laughlin）提出的绝育法的翻版，劳克林为此沾沾自喜地表示：“德国该法律的文本与美国绝育法范本几乎一模一样。”此后纳粹德国变本加厉地推行这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纳粹当局在第三帝国的领土内对40万人实施了强制绝育，这比在其他所有国家中完成的同类手术总数还多。这种对“智障者”强制绝育的法律和政策，很容易引导到对智商测试本身的质疑：凭什么可以判定一个人是“智障”？

其实“智商测试”作为一门所谓的“科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理论上的致命问题。早在1912年的《教育心理学杂志》上，已有人指出：无论是戈达德还是智力测试的其他奠基者，都没有思考过这个致命问题：如何定义“智力”？——如果对测试的对象没有定义，测试还有什么合理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个致命的理论问题，智商测试的先驱比奈本人心知肚明，他曾写道：“如何定义智力是个可怕而复杂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尽最大努力避免触及它。”

而为智力测试辩护的人则宣称：要求在测试智力之前先对“智力”作出完整的定义，这是“不讲道理”，因为“在完全认识电流之前很久，人类已经在测定它了”。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辩解难以成立，人类在“完全认识电流”之前的测定，并不清楚自己是在测定电流——可能有点像哥伦布当年并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美洲新大陆那样，可是比奈等人却是明白宣称自己在测试的就是“智力”。

1994年由赫恩斯坦和莫雷（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智力差别对美国生活的重塑》一书，影响很大。按照《人类的误测》作者古尔德的看法，《钟形曲线》是一部“支持落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主张“由劣等基因的人构成的下等阶层命中注定永远贫穷”，同时又极力将自己的主张打扮成“科学”，是“科学主义的修辞学的代表作”。所以两年后，古尔德修订了自己15年前的著作《人类的误测》（The Mismeasure of Man，1996），特别增加了“对《钟形曲线》的批判”一章，力驳《钟形曲线》之谬，认为它在数据、论证、架构三方面都是“虚伪”的。

简而言之，试图将“智商测试”及相关的学说和理论视为“科学”，至少迄今为止仍然是无法成立的。虽然从最早的“颅骨测量术”，再到高尔顿、比奈、戈达德等，都弄了许多“测量”，其实它和真正的精密科学之间更是差之千里。

即使“智商测试”真的是“科学的”，应用时也必然带来伦理道德问题。例如智力测试与优生学捆绑在一起，为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而一旦认识到智商测试本身就是不严谨不“科学”的，那应用它时的伦理道德问题立刻就更为严重起来了。

如上所述，智商测试很难说是科学，更不是“精密科学”，如果将它归入“伪科学”之列，应该也不算太冤枉它。但如将此事彻底视为骗局，则又失之简单了。对于它在今天的流行，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

只要社会处于资源相对短缺的状态中——人类社会至今仍处在这样的状态中，社会就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筛选机制，来帮助实施对有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而现代教育就是这样的筛选机制之一。为何发达社会总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学历社会？就是因为现代教育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已经背离了“技能培训、人格养成”的教育初衷，而演变为进行公平筛选的机制。学校中为何要学许多在进入社会之后完全“无用”的知识？为何要考许多纯粹“整人”的题目？其实它们的用处就是让一部分学生不及格或考不上，这样就可以帮助实施有限社会资源（比如大学名校的录取名额）的相对比较公正的分配。

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世纪以来“智商测试”日益流行，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因为“智商测试”实际上成为又一个相对“公平”的筛选机制，它和作为主要筛选机制的现代教育相伴而行，作为“教育筛选”的辅助手段，确实有着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并不存在于它自身理论所宣称的意义上。

所以从《人类的误测》作者古尔德的论述中，我可以推论出这样的建议：

对于未成年人，他或她的监护人应该尽量拒绝一切“智商测试”，因为无论测试出什么结论，都很容易对该未成年人产生明显有害的心理暗示。

对于成年人，他或她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智商测试”——如果当事人对测试结果已经有足够心理准备的话。

进入老年之后，“智商测试”的结果通常不再容易对当事人产生有害的心理暗示，因此出于娱乐的目的参加“智商测试”，一般来说是无妨的。

（本文转自“辽宁日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