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老舍（左）与曹禺同赴美国讲学。图为老舍在耶鲁大学演讲后两人合影 )

“放青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流亡于重庆的文化人也开始陆续回家。但老舍一家仍客居重庆的北碚，他无家可回。

来重庆前，他的家在山东济南，早已被日军飞机炸毁。母亲也在战争期间病逝于北京。老舍是自由职业者，不愿回到南京去，说那儿没他的事。虽极想回北京，但去了也无事可干。于是，利用难得稳定的时间，他决定留在重庆，继续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另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他需要处理“文协”的善后事宜。

老舍并不从“文协”拿薪水，一家生活全靠卖文为生。他很穷，居无定所。无论酷暑寒冬，总是在那个缺少阳光的小房间里，日复一日埋头写作。老友罗荣培来了，他请客吃饭，就要去当掉身上的袍子。因为营养不良，他患上了贫血，经常头晕而无法工作。香烟都只能单支地买。

好友宁承恩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老舍的窘况：“他的小说卖出去的时候法币还值点钱，两三年后币值跌落不堪，等法币到了老舍手中，那些法币就买不了几碗面。老舍一辈子穷。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时间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东西，不信咱们就试试’。但是几十年没人能接受他的挑战。”

( 重庆白象街老舍曾住过的小屋 )

这一年的10月，在绝大多数会员的要求下，“文协”决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继续存在下去，老舍暂时还无法卸任。“文协”成立于1938年3月，在武汉，当时冯玉祥将军和周恩来共同推举老舍任总务部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文协”是当时最大的全国性文艺组织，会员囊括了左中右各类文人。为了协调国共之争，协会不设主席和副主席，因而老舍也是实际的负责人。老舍之所以走上前台，一方面在于他的知名度与文学地位，更重要的，则是其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身份。

在战后的重庆，老舍一面写小说，一面继续以文化界领袖的身份阻止内战，推动和平、民主建国。他与郭沫若、茅盾、巴金等30多位文化人一道，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上签字，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废止党化教育，取消豢养特务政策。同时，他还联络会同众多作家，通过赛珍珠向美国作家发出公开信，请求他们尽力阻止美国卷入中国内战。

( 1946年6月，老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与友人合影。左起：陈士襄与夫人，汉斯，曹禺和老舍 )

就在致信赛珍珠后不久，1946年1月，老舍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同行的还有剧作家曹禺。

老舍与曹禺所参加的项目，全称“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归美国国务院负责，其肇始于1940年，最初面对的只是拉美国家。“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强中国抗战援助，首次于西半球以外，特辟对华关系项目，在教育、公共健康、卫生、农业和工程学诸领域，给学界人士以切实支持。

 纽约近郊“雅斗（Yaddo)文艺创作中心”。1946年9月23日老舍到达这里，并在此写作一个月 

1942年9月，汉学家费正清代表美国政府，经印度和昆明抵达重庆，直接介入对华文化关系规划。他认为：“中国人会像日本人曾做过的那样，接受我们的科学技术。……当然，要把中国变成跟美国一样，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且也不可能。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美中两国之间建造一个共同的立场。”

正是为了“共同的立场”，从1943到1947年，共有26位中国知识分子，分四批受邀赴美。前三批参加者主要是知名大学教授，比如金岳霖、费孝通、陈序经、杨振声、林同济、梅贻宝、严济慈、陶孟和等。唯独最后一批，也就是1946至1947年的入选者，不光有张孝骞、侯宝璋和赵九章等五位学者，另外还有三位文艺家，即老舍、曹禺和叶浅予，他们分别代表中国的小说、戏剧和美术界。

与老舍合译《四世同堂》（右） 的艾达·普鲁伊特 

文艺家受邀请，也是费正清的主意。他说：“美国人在系统地阐述我们美国文化的价值准则，即我们现在称之为民主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后于形势的要求。”就在美国向老舍发出邀请前，苏联已经邀请了郭沫若、丁西林等左翼知识分子访问苏联。所以，美国对老舍的邀请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老舍的自由主义身份使他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他是公认的“自由主义”作家。他曾公开多次表示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法国研究者保尔巴迪写道：“战前中国的作家中拒绝听命于党派的并不很多，但老舍是其中之一，他竭力捍卫自由的价值：如人类的尊严，民族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当时，美国步苏联后尘，面对的只能是中间派，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老舍。

选择老舍很可能也是出于费正清的偏爱。老舍之子舒乙，曾经受斯坦福大学之邀访问美国，探寻老舍在美国的足迹。他在美国主要图书馆中，找到了大量老舍的书籍。1949年以前的老版本，美国收藏了133种。其中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就收藏有大量抗战时期的老舍书籍，不少是在重庆用土纸印刷，这些书都出自费正清之手，上面有他捐赠的标志，是他当年由重庆收集带回美国的。还有一些是老舍的赠书，署有老舍的签名，也就是说，费正清在华期间专门研究过老舍，熟悉他的作品。

在费正清的专著《美国与中国》中，他介绍中国文学，推荐11部译成英文的中国著作，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选集，其中老舍著作所占比例，远在他人之上。5部古典文学中，《金瓶梅》的艾吉敦译本，是老舍在伦敦当老师时，帮助翻译而成。6部现代文学作品中，和赛珍珠的《大地》并列的，就是《骆驼祥子》。王际真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里，所收老舍也最多，包括5个短篇。以余英时的观点看，费正清这部书，是“一部销行很广、影响很大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差不多成了美国一般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一本入门书”。因而也可以说，老舍能进入美国文坛，费正清起到了重要作用。

( 纽约24大道83西街118号是老舍曾租住并创作《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地方 )

其实，在老舍赴美前一年，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已翻译成英文，由雷诺希区柯克公司（Reynal Hitchcock Co.）在美国出版，被选为“每月畅销书”。老舍虽在国内穷困不堪，但在美国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

《骆驼祥子》的翻译者是伊凡金（Evan King），原名罗伯特S.沃德（Robert S.Ward），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工作。他在翻译过程中，却违背了老舍的意图，把悲剧的结尾改成了大团圆，祥子和小福子都活了下来。翻译者还杜撰了一些新的情节，在小说结尾，临刑的清华女生，一路高呼着“出版自由”、“打倒秘密警察”、“反对奸诈政客出卖正义”、“驱除政府腐败”和“言论自由”等口号。在这部盗译的《骆驼祥子》中，美国人似乎从中感受到了“美国民主”的意味，将老舍幻想为“自己人”。但遗憾的是，无论费正清还是其他国务院官员，都辨识不出这些进步女生，还有她的口号，并不属于老舍，而是出自翻译者，也是他们的外交官同事沃德之手，其目的在于逢迎本国读者的趣味。而当时老舍也并不了解，他自己的作品已被篡改。

就老舍而言，他对这次美国之行充满了期望。在临行前他对《上海文化》杂志的朋友王敬康谈起此行的目的：“第一，希望能积极沟通中美两国的文化，以促进邦谊。其次，希望好莱坞在采取他的小说摄成电影时，他希望收集一笔款子，能对国内文化人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在老舍出发前，出版商雷诺希区柯克已经答应支付《骆驼祥子》的版税，同时已有电影公司考虑将其搬上银幕。

另一方面，老舍内心深处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十分期待，他也希望中国能真正走上民主之路。

近年来，马里兰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老舍呈送给美方的“访问计划书”。在这份计划书中，老舍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认为中国虽有上千年文明，“却在民主制度方面，仍是一个刚刚蹒跚学步幼童的民族”。所以，“在艰辛的国家复兴和建设中，我相信，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但需要吸纳的则更多……我衷心期望，能把在美国学到的一切，传递给我的同胞，对促进两国互相理解，略尽绵薄之力”。

老舍离开中国前写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民主世界》，发表在重庆的《民心半月刊》上。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小镇——金光镇，影射他所居住的北碚。官僚们虽然“曾到英美各民主国家考察过政治”，但他们的民主只是一个幌子。他们在镇上推行他们的“法律”和“法治”，明确姨太太在家中的地位，制定“法律”规定不支付房租。老舍讽刺地写道：“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只发表了最初3章，便戛然而止，留下了很多想象空间。

1946年3月4日，老舍和曹禺乘坐美国“史各脱将军号”运输船离开了上海。当时《上海文化》杂志称赞老舍是：“一个始终为了中国的自由和人民的幸福而战斗的无党无派的自由作家。”

美国的隔阂

海上漂泊了16天后，3月20日，老舍与曹禺抵达了美国西雅图。稍作休整，他们经芝加哥，于29日抵达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确定了讲学和访问日程。在此后半年中，他们辗转了大半个美国，先后访问了华盛顿、纽约、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

在华盛顿，他们受到了高规格接待，被安排在专门接待国家贵宾的来世礼宾馆（Leslie House）下榻。恰好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住在来世礼的甲宾馆，而老舍和曹禺住在乙宾馆，两人各住一室，周围环境幽雅，美国外交部还特派专人来招待他们。

4月，两人抵达纽约，在车站受到朋友、翻译家乔志高（即高克毅）的迎接。他是第一个向美国文学界介绍老舍的人。当时“二战”刚结束，纽约战时畸形繁荣的气氛尚未消退，旅馆和公寓都非常紧张。乔志高考虑到老舍曾在英国生活过多年，随便把他安排在位于闹市中心、粗俗不堪的旅馆里去显然不合适。于是便在史丹霍饭店订了两个房间。这家宾馆位于第五大道81街，绿荫夹道，这里写作也没人打扰，会客也不失体面，过一条马路就可以去大都会博物馆参观。

过了几天，乔志高请他们在纽约小有名气的广州茶园就餐。老舍说他们已经搬了旅馆，从史丹霍到了塔夫脱饭店。塔夫脱地处闹市，与静谧的史丹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舍直言相告，搬到塔夫脱，无非是因为房价便宜。美国国务院的津贴是有标准的，超标了便要自己付钱。而就在塔夫脱酒店门口，老舍还被骗去了50美元。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老舍和曹禺格外忙碌。他们见到了旅美的中国电影演员王莹，在王莹安排下与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座谈了两次。又经王莹引见，拜访了旅美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当时布莱希特正在写作《伽利略传》。

老舍还受邀在纽约附近的“雅斗（Yaddo)文艺创作中心”居住了三周。雅斗是一座大花园，占地1万多亩，花园的主人名叫萨拉托加斯普林，热心艺术。他去世后，继承人便招待艺术家、作家来此创作休养。当时，日本作家石垣绫子也在此创作。她后来回忆，老舍刚来时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系着一条朴素的领带，“给人的第一印象，与其说是个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教师”。左翼作家史沫特莱也正住在园内，她在撰写《朱德传》，因此也与老舍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经历了动荡的岁月，老舍难得有这样一段富足而安宁的写作时光。他每天起床后便在花丛中打太极，早饭后在属于自己的小书房内写作。傍晚，作家们则聚在一起，打球、散步、划船，共进晚餐。这是老舍在美国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在美国，老舍与曹禺的主要任务是讲学。老舍讲题为《中国的现代小说》等，曹禺讲《中国戏剧之历史与现状》。老舍到美国后，很快感受到了巨大隔阂。美国人热衷于唐诗宋词和明清瓷器，对今日之中国文化知之甚少。《骆驼祥子》在美国做的广告，画面上是一个脑袋后面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辫子翘得高高的，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老舍希望通过他的演讲改变美国人的偏见，但收效甚微。他后来对石垣绫子说：“如果他们都是想要了解中国的认认真真的听众，那当然很好，可并不是这样。长期以来的战争使中国人蒙受了多大的苦难，而且，至今这种苦难仍然还在继续呢，可他们却不想了解中国人的苦恼。”

如果说在赴美之前，老舍内心深处还有一些“美国梦”的憧憬，那么很快，这个憧憬便烟消云散了。到美国不久，他就在一篇题为《旅美观感》的广播讲话中，告诫国人：“不要以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十分圆满的，在美国也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比如劳资纠纷、社会不安。我们也要研究他们社会不安的原因，作为改进我们社会不景现象的参考。”

老舍和曹禺只去过南方一次，却给他们留下了难忘印象。新墨西哥州有专为印第安人圈设的“保留地”，他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老舍和曹禺下了车，围过来一大群土著人的孩子，衣衫破烂，面黄肌瘦，手里举着自制的陶器兜售叫卖。老舍见了心里很难过，对比美国北方白人富足文明的生活，实在难以相信这群孩子与他们同处一国。老舍和曹禺谈起了美国的起源，说美国自有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有掠夺和有残酷的压榨。

在华盛顿，老舍也为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感到愤怒。当时，他们邀请黑人作家去吃饭，但那家饭店门口却立着“禁止黑人进餐”的牌子。

更让老舍感到愤怒的是，他发现《骆驼祥子》被译者伊凡金肆意篡改，牟取暴利。伊凡金还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偷译了老舍最满意的作品《离婚》，他让书中的“老李”和“马太太”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还加入了大量性描写。可笑的是，他不用老舍常用的英译名“Lau Shaw”或“Lao Sheh”，而改用意译“Venerable House”（古老的房子）。这让老舍感到了侮辱。更可恶的是，版权页上写着“版权归伊凡金所有”，而封套上写着这本书是译者根据老舍所作《离婚》京话本（Pekinese）翻译改编而成。他故意不用“中文本”而说“京话本”，是为了混淆读者耳目，逃避法律责任。最后，老舍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夺回了自己的著作权，伊凡金的“翻译本”只能在他自己的书店里销售。他又邀请旅美华人作家郭镜秋女士合作，将《离婚》翻译出来，取名《老李对爱的追求》（The Quest of Love of Lao Lee）。

版权纠纷，让老舍对美国社会的过度商业化感到厌恶。他在后来给楼适夷的信中倾吐了在美国的种种苦闷——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

去美国的前几年，老舍曾写过一篇名为《牺牲》的讽刺小说，主人公是美国回来的毛博士。这位毛博士没有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他心中只有自己的感官享受，他带回的美国理想不是自由、民主和科学，而是“家中必须有澡盆，出门必坐汽车，到处有电影院，男人都有女人，冬天屋里的温度在七十以上，女人们好看，客厅里有地毯”。

老舍回国后还在话剧《人民代表》中塑造了一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秦大辛，他是个洋奴和败家子，比毛博士还不如，既没有事业心也没有责任感，在美国只学了一身坏习气，是个没用的花花公子。

在他的作品中，美国是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温床和沃土。至少在生活方式上与他格格不入。

老舍的年轻时代，曾在英国伦敦担任过5年教师。老舍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强国，他主要是看它们的长处，寻找强盛的根源和成功的秘诀，以为民族振兴的借鉴。他在《二马》中通过人物之口这样看待英国的强大：“最可耻的事是光摇旗呐喊，不干真事……英国的强大，大半是因为英国人不呐喊，而是低着头死干！”又说：“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英国人厉害，同时也多么可佩服呢！”

可是在美国，他对西方的态度却发生了转折。就像他回国后再一次聚会上说：“美国人搞文化，就跟做生意差不多，一本书出版，先得在各方面大做广告，明星也能代你吹一通，戏院、药店……都得有些小广告，加上广播那才成。否则什么书都别想卖。”

这种视角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老舍赴美后，中国即陷入国共内战。而美国迅速介入，支持蒋介石政府，这更让老舍产生了对美国的不满和愤怒。曹禺后来回忆，某次，他们与美国朋友聚会，面对着众多来客，主人忽然问起：“现在美国如何可以帮助中国？”老舍直截了当答道：“你们政府帮助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撤军回国。”然后，他本人神色严肃，再不说话了。

1947年初，乔志高与老舍会同几位朋友在纽约125街一家小饭馆“上海楼”聚会。寒暄几句后，“他（老舍）忽然针对当天报上的消息，把正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魏德迈将军严厉地批评了几句”。乔志高说，“这是他很少同我谈到政治问题的一次”。魏德迈曾任驻华美军总司令，1947年7～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魏德迈为特使，率使团来华“调查”，要在国民党政府崩溃的前夜，急谋挽救危局的办法。显然，老舍对美国此时的“调停”十分不满。

写作与翻译

1946年底，曹禺结束访问按计划回国。老舍则继续留下来，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这部小说是他在出国前已经规划好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都已经出版。分手前，老舍十分难过，他默默地帮曹禺整理行装，送曹禺上车，摇着手一直看他远去。

此后，老舍也由公开的社会活动，转为以个人创作、翻译为主。在赛珍珠介绍下，美国出版人大卫劳埃得成为老舍的版权代理人。在美国，他是与老舍联系密切的人，直到老舍回国，他们仍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和版税汇寄，一直持续到1952年。

在美国第一年，他们的生活费用由美国政府提供。但美国国务院的津贴不过一年，从第二年起至1949年秋离开美国止，老舍的生活即主要凭《骆驼祥子》英译本的版税及其他一些小说译本的零星版税借以维持。美国膳宿费用昂贵，而版税是有限的，在其后长达两年半时间内，老舍孤悬异国，除埋头著译外再无其他收入来源。

老舍在美国挣版税、“拿美金”的事情，在“文革”期间成为他的一大“罪证”。从经济角度看，美国的商业化并没有给老舍带来多少收益，虽然《骆驼祥子》成为畅销书，但大部分利润由伊凡金拿走了。“文革”后，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女士曾受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她专门去看望了老舍妻子胡絜青，还向胡絜青提及原作者在美所得的稿酬，比起英译者所得巨款，实在微不足道。后来老舍还有其他作品在美出版，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中美邦交中断，他应得的版税，“简直一无所得”。因此，当年上海有人散布谣言，说老舍净赚了许多美元，在美国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这使他十分气愤。

曹禺走后，老舍在纽约24大道83西街118号租了两间公寓房，一边埋头苦写，一边关注着国内局势，过着既紧张又十分孤单的生活。

在给楼适夷的信中，老舍透露了自己在美国的创作情况：“今年，剩下我一个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四世同堂》的第三部。”“……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

从老舍和朋友往来的信件推断，1947年第二季度至1948年底，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这是他生命中最长的一部小说，长约百万字，共分100段。老舍对这部小说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曾经说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他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

1948年3月，老舍计划回国，但因《骆驼祥子》摄制电影的关系，经美国务院核准又续居了半年。当时，中国籍的好莱坞摄影师黄宗霑等人组织了制片公司，计划把《骆驼祥子》搬上银幕，要把它拍成一部富有民族风格的影片。老舍表示愿意以优惠条件给他改编拍摄权。黄宗霑特地从好莱坞回到香港、广州，还准备了一个到北平拍摄外景的计划，但由于内部分歧加上中国战事的影响，影片终于未能拍成。

其后，老舍又应美国出版家之请，协助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女士将《四世同堂》译成英文，普鲁伊特的中文名字是普爱德，出于商业考虑，美国出版商要求不出全本而是出缩译本，取名为《黄色风暴》。老舍特地请国内合作伙伴赵家璧先生，用航空快件将《四世同堂》的前两部邮寄到了纽约。

《饥荒》的写作完成后，1948年下半年，老舍又开始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鼓书艺人》。在老舍众多作品中，这部小说名气不大，但地位十分重要，体现了他在转折时代的思想变迁。

与老舍塑造的众多形象有相似之处，故事的主人公方宝庆和她的养女方秀莲，是旧时代下层艺人的代表，“他们是人生大舞台上，受人拨弄的木偶”。他们逃难到重庆，既面临着侵略者的压迫，又时刻遭受着地痞恶霸、军阀、官僚、特务的压榨，凄苦无告。另一方面，他们则给自己也戴上了精神枷锁，“贱业”就像鬼魂缠身。但老舍并没给“苦人”安排“祥子”一般的命运，没有让他们像“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那般死去。他把时代潮流写进了小说——方宝庆父女开始了觉醒和反抗，他们意识到应该尊重自己和别人，把人当人，要成为一个“新人”，不该世代永远被欺侮。他们明白了新道理，接受了新思想，因而产生了新的渴望和追求。老舍还在书中塑造了革命者——孟良，他帮助方家妇女找到反抗与觉醒的意义。

小说的最后，抗战胜利，孟良和方宝庆重逢在滔滔长江之畔。孟良指着大江，饱含深意地说：“看这条江水里……有的鱼就知道躲在石头缝里，永远一动也不动”，“您的行为总是跟着潮流走”，“您跟她（秀莲）都卷入了漩涡”。

这些话也是老舍对自己说的。大江东去，前途未卜，虽然难免迷茫，但一个新时代毕竟要来了。老舍以一段京韵大鼓词作为小说的结尾——“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待停笔时已是1949年初，老舍的故乡北京刚刚和平解放。

写作完成后，老舍再度与郭镜秋合作将《鼓书艺人》翻译成了英文，1952年由纽约的哈各脱勃莱斯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在美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旧金山新闻》上一篇书评将老舍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老舍的成就，也许已达到像托尔斯泰那样伟大小说家的地位。在今天还健在的小说家中，在托尔斯泰那样的传统方面，老舍已远远地超过他们，正像托尔斯泰是永生的那样，几个世纪后，老舍的作品也会传颂于世。”

《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与《鼓书艺人》，是老舍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完成的作品。它们的命运都十分曲折。《饥荒》后来在国内发表时故意删除了后13段，而原稿又由于政治运动散失。直到1982年，那13段才由马小弥由英文转译回中文。而《鼓书艺人》，则似乎被老舍故意“遗忘”了，就像他不愿再提及美国的经历，对美国只有抨击和控诉。这部小说的底稿也不翼而飞，似乎老舍并没有将其带回国。直到1980年，再次由马小弥将其从英文转译回来。

向左转

1946年，老舍因一次关于“原子弹”的谈话在国内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一阵风波，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叶圣陶在这一年11月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情况：“上午梅林来谈老舍事。老舍到美国后，美国通讯社曾发简短消息，谓老舍曾在某一会中发言，美国应保持原子弹秘密，以与苏联折冲云云。上海友人见此，颇不满于老舍，沫若、雁冰、田汉皆尝为文论此事。”

从叶圣陶的日记看，老舍似乎表态支持美国而反对苏联。于是，当时左翼文坛的领袖郭沫若、茅盾都针对老舍写了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传到了美国，令老舍不安。叶圣陶还在日记中说，老舍认为作为文协老朋友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便横加指摘，令他很伤心。于是，老舍给叶圣陶、郑振铎和梅林都写了信，请求辞去“文协”理事职务，并退还此前文协资助他的药费。但在信中，老舍并没有解释关于“原子弹事件”的发言，只是说“到美后未公开演说”。

老舍当时“不愿声辩”，“自信谣传终必不攻自破”。直到1983年，曹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才做了澄清。曹禺回忆，当时他们应邀参加一个关于原子能的科学回忆，会上老舍被问道：“应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老舍因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所以回答说不应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

老舍是个和平主义者，一向反对战争，自然反对核武器扩散。出国前，他在一篇题为《和平》的短文中写道：“原子弹！假若它只为杀人用的，难道人类，多么聪明的人类，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毁灭了自己么？那才是最大的悲剧！”“和平，和平应当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在和平之中，大家去继续研究科学，把自相残杀的武器变成抵御大自然的威胁与危害的利器，我们才可以不同归于尽。”

老舍在美国的三年多时间，国内正在上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决战。他不可能不关注国内政局。1947年10月9日，老舍与挚友冯玉祥将军在纽约相逢，其时冯先生正借口考察水利，在美国积极开展活动，促使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那晚上，老舍买了水果到旅馆看冯玉祥，并带他到一家北方饭馆共进晚餐。老舍提到，美国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名叫《希特勒的下场》，描述了希特勒当年败局已定、身陷重围时，像疯子似的抓人杀人，如今蒋介石正与当年希特勒一样，已是人所共愤。冯玉祥深有同感，在次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便将蒋介石称为“希特勒第二”。

在美国滞留期间，老舍越来越多地批评美国和国民党，与冯玉祥会面时，他的政治倾向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在美国，老舍与左翼作家有很深的交往，其中包括史沫特莱和斯诺。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每次来中国，都会去老舍位于灯市口的“丹柿小院”做客。

在与国内联系中，也以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居多。据粗略统计，当时曾与老舍互通音信的有曹禺、吴祖光、臧克家、楼适夷、夏衍、冯乃超、郭沫若、茅盾、丁玲、肖三等人。在国内各报刊关于老舍在美的报道十分鲜见的情况下，香港《华商报》副刊“热风”、“茶亭”于1947年11月、1949年2月，分别以“海外书简”、“作家书简”为题，刊载了老舍自纽约发给国内“××兄”的两封信。

这位“××兄”，就是楼适夷。他是老舍在《抗战文艺》的老战友，战后由中共派驻香港主办《小说月刊》。而《华商报》则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地下组织在香港的机关报刊，是党在南方的宣传据点。信中，老舍详述了自己在美国的思想、情绪和境遇，后一封信，更直接地对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做了恳切的说明。

另一方面，老舍对归附于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则表现出强烈不满。乔治高回忆，老舍在纽约时，他曾带老舍去拜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王际真。王际真和胡适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交往较多，他向老舍说起：“战后国内文化界大概仍然是推胡先生为领导人物吧。”“老舍听了脸色登时一变，表示大不以为然。”

在美国，老舍放弃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开始转向文学的功利主义。即文学要走向大众，文学要为现实服务，甚至文学要放弃自身的独立性，为政治服务。

1946年6月24日，老舍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做了题为《中国作家之路》的讲演。他谈道：“中国人已放弃为艺术而艺术之观念。”“形式之美丽与完善，对于吾人，远不及民族与社会福利之重要，吾人若果能凭借吾人之写作，为邻人扑灭火灾，则吾人将较之获得诺贝尔奖金，更觉满足。”

一个月后，老舍用英文写成《现代中国小说》一文，发表在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的刊物上（即《国家重建季刊》）。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老舍谈道，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作家和大众的关系，即作家们开始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学习，认识到群众身上的“正直、刻苦、耐劳、仁慈的美德”。老舍写道：“这种到人民去的做法，是一种获得写作源泉的好办法。”

事实上，这种态度已经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相通之处了。

抉择

老舍虽然在政治倾向上已经明确靠近了新政权，但在回国问题上却拖延了几次。一方面，他希望在美国完成自己的写作和翻译计划，履行一个作家的义务；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对内战局面的担心。

1948年他写信给在台湾的老友何容，能看出这种观望与等待中的无奈：“美国不高兴留外国人在这里（新颁法令，限制极严），我不肯去强求允许延期回国。但回去吧，又怎样呢？”“英国又约我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然如丧家之犬！”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王昆仑之女王金陵，在《老舍茅盾王昆仑》一文中回忆，为避开国民党迫害，王昆仑托辞赴美考察“中等”教育。他于1948年初携女儿来到纽约。这一年初秋，得到中共指示，取道欧洲回东北解放区，筹备政协会议。离开前，王昆仑特地去看望老舍，如有可能，便约老舍一道回国。“他说老舍先生的讲学工作尚未结束，而且正忙着在美国出版他的作品。但老舍表示一定回国，到解放区去，只要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就走。”也就是说，到1948年的下半年，老舍已经明确了回国的愿望。

1949年，老舍回国的心情愈发强烈了。他的合作翻译者普鲁伊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的夫人，谈起老舍当时的情况：“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到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老舍不得不加快他的翻译工作，白天和郭镜秋在一起翻译《鼓书艺人》，晚上19～22点则和普鲁伊特翻译《四世同堂》。但他的身体又出了问题，坐骨神经痛发作，1949年4月住进医院做了手术。

出院后不久，就在这一年的6月，老舍邀请石垣绫子夫妇来寓所吃饭。解放军攻克上海的消息传到美国，他显得异常兴奋。当时，老舍借住在纽约126街区，一个贫民区，房间的墙上挂着郭沫若手书殷墟文字的匾额。石垣夫妇进门时，便听见厨房里传来阵阵剁菜的声音，老舍正系着围裙下厨，他从唐人街买来了烧鸭、叉烧、蔬菜和豆腐。石垣绫子后来写道：“更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一天老舍实在精神特别好。初次见面时那种郁郁闷闷的神情烟消云散。他只穿了一件衬衣，两腮红鼓鼓的，声音也带着点劲儿。”

老舍对她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国。……我仍是中国的作家，光在美国写不出什么东西的。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华语的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他最后说：“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到中国去。”

在《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历史学家史景迁形象地写道：“到了1949年，老舍对美国的种种事情越来越恼火，从艾伦拉德和贝蒂菲尔德担任主角的影片的剧本，到冰淇淋和可口可乐，他都感到厌烦。”史景迁估计，老舍是在1949年秋天做出回国决定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无可争议了”。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准确，从前面很多迹象看，老舍的回国决定还要更早一些。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在郭沫若提议下，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提出邀请老舍回国。根据他的意见，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特殊渠道传递到了老舍手中。老舍后来将这封信带回国，特意夹在《鲁迅全集》里，可惜在“文革”抄家时不知所终。周恩来也曾委托曹禺给老舍写信，邀请他回国。也就是说，老舍至少收到了两封国内的邀请信。

据40年代后期负责党在文化界组织工作的冯乃超生前回忆，邀请老舍回国，是中共综合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后做出的组织决定。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邀请他去台湾的信息也通过他的老朋友吴延环到了美国。开出的条件，包括工作、房子、接家属同来，都非常优厚。但老舍没有考虑，此后甚至没有再提起过。抗战时期，吴延环是国民党系统的地下工作者，曾将老舍妻子胡絜青和三个孩子从北平接出，帮助他们到达重庆。

老舍最终定下来在1949年10月，由旧金山乘船回国。在回国前，他还专门去拜访了费正清。费氏劝老舍再等一等，看一看。但老舍说：“不能等了，我必须立即回去！”可以想见，在1949年的夏秋之际，老舍内心是多么澎湃。

在旧金山等船时，老舍与朋友乔治高又盘桓了几日。临到启程，他的内心又有过忐忑，他就像《鼓书艺人》中顺江东下的方宝庆，准备融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中，但又对未来感到茫然和不安。在美国，他曾对演员王莹说：“我过去写坏了《猫城记》，对共产党缺乏认识，真是太遗憾！”《猫城记》是老舍30年代写成的一部小说，对“革命”和共产主义进行了讽刺。

乔治高回忆，老舍就像其他回大陆的朋友一样，“他们在离美前夕常常情绪不宁，内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对美国——美国的生活方式，凡是百物——愈来愈讨厌、鄙夷甚至憎恶。我想不如此恐怕不容易坚强他们回大陆的决心吧”。

临行前，老舍告诉乔治高，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即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此时的老舍，与石垣绫子回忆中那个一扫阴翳的老舍，仿佛是另外一个人。这种矛盾，恰恰体现出个人在转折时代的复杂心情，因而也便更加真实。

10月13日，老舍终于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转道香港回国。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