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作者：[英]理查德·埃文斯，译者：梁本彬、孙匀，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20世纪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德国时，看到道路上到处都是又矮又胖、奇形怪状的小怪物，它们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或带着噪声很大的风冷发动机在高速公路上咔嚓咔嚓地狂奔，弯曲的车顶逐渐变窄，到最后成了一个尖头，而较为老款的车型，其椭圆形的小后窗非常小，我不禁好奇司机从后视镜能看见些什么。然而，与你真正坐在这样的汽车里兜一圈的那种恐怖感觉相比，其外观的丑陋就不值一提了。我坐在后座上（因为当我与一群朋友兜风时，我常常只能坐在后座上），低矮的车顶让我有一种幽闭的压迫感，而身后发动机的咔嚓声和嗡嗡声立刻让我头疼起来，冬季开启供热系统后排出的难闻气味更是让我头疼欲裂。高速转弯—或者以这样的车能够提升到的速度转弯—就是一场噩梦，车子摇摇晃晃，我的胃也跟着翻江倒海。

我更喜欢我父亲那辆淡蓝色的小莫里斯（Morris Minor），它的车身是立式的，有宽敞的内部空间，引擎前置，噪声很小。这款英国车还有更多的魅力：古色古香的臂式转向灯，从车身水平伸出，宛如小巧、闪光的琥珀手臂（但是，当你打开前门的时候，它们总有被折断的危险）。面对这样实用且优雅的汽车，谁又愿意买大众甲壳虫（Volkswagen Beetle）呢？然而，甲壳虫却是当时最成功的汽车。伯恩哈德·莱格（Bernhard Rieger）在《人民的汽车》（The People’s Car, 2013）一书中指出，甲壳虫的销售量比任何其他车都大。此书是对甲壳虫汽车历史的最新研究，颇具娱乐性和启发性，而且文笔也很优美。几十年来，小莫里斯的总销售量只有130多万辆，而甲壳虫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每年的销量都超过了100万辆。在联邦德国的道路上，每3辆车中就有一辆甲壳虫。1972年，其销售总额甚至超过了20世纪最流行的轿车—亨利·福特的T型车。

当然，像其他流行的小型车一样，小莫里斯也出口到国外，也经授权在国外生产，但它的风格和理念过于英国化，因而其流行范围也大多局限于大英帝国和新西兰这样的英联邦国家。1974年，最后一批小莫里斯轿车在新西兰下线，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到新西兰的时候，路上还跑着许多小莫里斯（现在那里所有的车似乎都是日本车了）。相比之下，甲壳虫是一款真正的全球车型，在美国达到了很高的销售额，而且进入21世纪后，还在墨西哥继续生产。

这款车如此受欢迎的秘诀是什么呢？该车的出身不怎么好。虽然大多数人在战后宁愿忽略这个事实，但是大众甲壳虫的生命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希特勒上台后，决心把德国的现代化程度提升到他心目中英、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程度（莱格的叙述再次驳斥了对纳粹主义的旧解释，即它是一股落后、保守、过时的社会政治力量）。比如，相对来说，那时很少有人拥有收音机，所以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推行了大众接收机（Volksempg?nger），那是一种廉价小巧的无线电装置，波段限制为短波，这样听众就没法收听外国广播电台了。冰箱就更为罕见了，于是纳粹政府推出了大众冰箱（Volkskühlschrank）。很快，许多其他有类似名称和意图的产品也出现了。人民的汽车（大众汽车）也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事实上，虽然人们普遍称它为“大众汽车”，但它正式的名称是“从快乐得到力量的车”（KdF-Wagen），足见其与劳工阵线休闲计划的关系（不过对任何坐过甲壳虫的人而言，力量和快乐似乎都不适合形容这样的体验）。

从一开始，希特勒便决定让德国走向现代化。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是西欧机动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德国的公共交通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畅通、高效、快捷、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德国人大多觉得他们并不需要汽车。不管怎样，即使他们需要汽车，他们也买不起。魏玛共和国的经济灾难已经抑制了国内需求。事实上，德国的道路如此空旷，就连魏玛共和国热闹的大都市柏林，在1925年之前，都感觉没有必要安装任何红绿灯。

德国总人口的3/4都是工人、手工业者、农场工人和农民，他们买不起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或全国的27个独立汽车制造商生产的任何汽车。这些汽车制造商生产方式落后，产能低，只有那些时而发点小财的资产阶级人士才买得起汽车。为了达到当时美国的汽车保有量水平，希特勒在1934年柏林汽车展上说，德国必须将道路上的汽车数量从50万辆增加到1200万辆。甚至英国的汽车也比德国多6倍。更让德国民族主义者失望的是，德国最成功的两家大规模汽车制造商都是国外的—福特于1931年在科隆开了一家工厂，通用汽车在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开设了欧宝汽车工厂。20世纪30年代初期，欧宝汽车占德国轿车市场年销售额的40％。

希特勒在几个层面上贯彻实施了他的机动化方案。修建著名的高速公路（Autobahnen）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它给就业带来的好处被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大大夸大了。 另一个手段则是推广赛车，巨额政府补贴使戴姆勒—奔驰和汽车联盟生产的跑车在1934年至1937年举行的23次汽车大奖赛中获得了19次胜利。意识形态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追求国家统一的既定目标，德国政府于1934年将地方性法规换成了帝国通用的《交通法规》（Highway Code）。该法规没有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将约束性规则强加给司机，而是信任雅利安人会让个人意志自觉服从整个种族的利益。昂贵汽车的车主必须把“纪律”和“骑士精神”放在第一位，在道路上消除过时的阶级对立。当然，他们不信犹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从1938年开始，德国便禁止犹太人驾驶和拥有汽车。

希特勒宣布，汽车是个人意志的反映，而不会像铁路那样在“运输中终结个人自由”。因此，新颁布的《交通法规》取消了德国所有道路上的速度限制，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第三帝国的前6年中，每年路上死亡的人数飙升到近8000人，还有多达4万人受重伤，德国的事故发生率在欧洲是最严重的（甚至比英国还要严重。英国人相信他们在道路上会表现得像绅士一样，所以在1933年取消了速度限制—当然，他们高估自己了，于是在1934年，正当德国人取消速度限制的时候，英国又再次采取了限速措施）。1939年5月，纳粹政权不得不承认失败，并在高速公路以外的所有道路上重新强制限速，时至今日，德国的高速公路仍然不限速，因而成为整个欧洲最恐怖的道路。

希特勒宣布，汽车必须摒弃“阶级性及其可悲后果，也就是阶级划分”。人人都应该拥有汽车。德国需要的是一款国产的轿车，一款能够消除社会分歧的轿车。

希特勒于是委托奥地利工程师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设计一款普通人也能负担的汽车（委托书还有一个典型的纳粹附录：官员要费迪南德·保时捷保证，必要时可以在发动机罩上安放机关枪）。保时捷雄心勃勃且颇有政治手腕，他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新建了一座大型工厂，配备了最先进的生产线，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劳工阵线将大笔资金交给保时捷支配，还送他去美国的汽车工厂考察。保时捷在美国聘请了一批德裔工程师，将他们带回德国研发新车。1938年，希特勒将大众汽车厂建在法勒斯雷本（Fallersleben）附近，也就是现在的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一座新城拔地而起，准备迎接工人们的到来，一切似乎都已就绪。

为了让人们加入购买新车的储蓄计划，劳工阵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从莱格在书中展示的官方存折图片可以看到，人们在存折上粘贴面额为5马克的红色邮票，一旦邮票总额达到规定的990马克，就可以购买第一辆大众车了。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25万人报名参加了该计划。这个总数看似很可观，但远未达到纳粹政权所预想的数百万的参与人数。以这样的参与人数，该计划甚至远远不够支付生产成本。大部分储户都是中产阶级，其中1/3已经拥有自己的汽车，该计划要求的储蓄标准是广大民众望尘莫及的。此外，莱格也指出，大多数人放弃参与该计划，这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普遍焦虑。纳粹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具挑衅性，人们对未来深感忧虑。工人阶级不愿意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马克投在

对他们来说仍然比较昂贵的汽车上，他们更喜欢便宜得多的摩托车，因此，摩托车的销售量从1934年的89.4万辆猛增至1939年的1 582 872辆。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汽车”，不过它的普及率仍然没法跟不起眼的自行车相比。在战争前夕，德国大约有2000万辆自行车，这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他们就算想到汽车，也不过是将其看作休闲的交通工具罢了。

普通德国人对储蓄计划持怀疑态度是正确的。那些报名参加该计划的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大众汽车，即便得到了，也不是来自他们在纳粹时期投入的资金。这些钱全部被用于军火生产，工厂也被用作军火生产。战争爆发之前，只生产出了630辆甲壳虫，其中大部分被纳粹政权的高层领导抢购一空。1939年，由于大众汽车工厂的工人被匆匆带到帝国的西部防线做劳工，因此纳粹政权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征集了6000名工人来维持生产。这些意大利工人被安置在棚屋里，因为到1939年9月，计划在新城里修建的住房只完成了10％。他们生产的汽车是军用版的甲壳虫，其底盘被用作德国版吉普“水桶车”的基底。从北非到东线，无论德国武装部队在哪里发起军事行动，这种“水桶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同盟国轰炸机指挥部计划要摧毁的军事设施名单上，大众汽车工厂并不是主要目标。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军工程部的伊万·赫斯特（Ivan Hirst）少校从英国赶到大众汽车工厂对其进行监督。他发现，70％的工厂建筑及90％的机器设备仍然完好无损。英国的占领区必须满足大约2200万名居民的交通需求，但是只有6.1万辆汽车，而且其中近2/3的汽车都“十分破旧”。铁路轨道和铁路上运行的全部车辆一直是轰炸机指挥部的轰炸目标，因此都已破败不堪。由于急需快速改善交通状况，英国军政府下令赫斯特重新启动甲壳虫汽车的生产。赫斯特运用英国从非洲的殖民经验中获得的“托管”理念和方法，利用工厂现有的人员，着手恢复生产。赫斯特以找人替代或者推翻判决的方式，让20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逃脱了“去纳粹化”特别法庭的审判。这在20世纪40年代末被占领的德国，是需求战胜法律和道德的典型事例。到1946年底，他还设法招募了6000名工人。但复苏大众汽车还是有些操之过急，汽车一直受到机械和其他问题的困扰。访问过该厂的英国汽车工程师得出的结论是，噪声大、臭味重、动力不足的甲壳虫汽车是没有前途的，而将这个巨大工厂搬迁至英国也被认为是行不通的。因此，它又被移交给了德国人。

欧宝汽车的工程师海因里希·诺德霍夫（Heinrich Nordhoff）扭转了局面。诺德霍夫与欧宝汽车位于美国的总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诺德霍夫不是纳粹党员，但他通过管理欧洲最大的汽车工厂—欧宝汽车工厂—对战争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因大量使用外籍强制劳工而被禁止在美国的部门里任职。但是英国人并不介意。诺德霍夫于是全身心地投入他的新工作，每天高强度地工作14个小时，简化生产工艺，排除汽车的技术缺陷，扩大经销网络，并在工厂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分级管理体系。他们销售的汽车色彩明亮，用诺德霍夫的话说，就是让“油漆呈现出和平时期的鲜明特征”。生产数字开始攀升，销售情况也开始好转。大众汽车要摆脱纳粹时期的历史却没有那么容易。该厂所在的城镇现在被命名为沃尔夫斯堡（狼堡），是根据附近的一个城堡来命名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到，“狼”是希特勒在其亲信中的昵称，所以这个名字又可以被翻译成“希特勒的堡垒”）。沃尔夫斯堡开始建造房屋，大批来自东方的难民和被驱逐的人随之涌入这里—他们是战争结束后被逐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的1100万名德国人中的一部分。他们都心怀怨恨，很容易受极端民族主义者煽动。1948年的时候，发生了对战后的联邦德国而言不寻常的事情：新纳粹德国正义党赢得当地近2/3的选票，工厂围墙被一再涂上纳粹党徽，许多选票上都写着“我们要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新兴的小镇，沃尔夫斯堡缺乏有经验的政治家来对付这种极端主义者的怀旧情绪。但是渐渐地，新建立的政党还是设法将新纳粹分子弹压了下去。

而这项任务的完成得到了海因里希·诺德霍夫的帮助，他坚持认为，德国人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遭受的煎熬是“我们发动并输掉一场战争”的结果。但这种不寻常的坦率有其局限性，他没有提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纳粹的其他罪行。他在敦促工人克服所面临的困难并专注于“成就”（Leistung）时，甚至无意中套用了纳粹的语言，就像希特勒在1942年激励德国企业在战争生产中“赢得一场有成就的战斗”那样。不管套用的言辞是什么，工人们都的确取得了“成就”。欧宝和福特汽车工厂都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它们在努力恢复生产的时候，大众汽车工厂已经生产出了大量甲壳虫汽车。诺德霍夫引进了在底特律率先研发使用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大众汽车厂的生产效率在20世纪50年代有了稳步提高。1955年8月，在10万名观众的注视下，第100万辆甲壳虫汽车驶下了生产线，这辆甲壳虫刷着金漆，保险杠上还镶嵌了水晶。12支军乐队演奏了约翰·施特劳斯的乐曲，红磨坊的剧团跳起了康康舞，一个南非黑人唱诗班演唱了圣歌，32名苏格兰女舞者在风笛合奏的乐曲声中跳起了高地舞。大众汽车厂在用奢华的款待讨好记者的同时，还将该事件以及大众汽车厂的成就制作成一部75分钟的电影，献给更广大的公众。

莱格颇有说服力地主张，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将大众甲壳虫汽车当成了“经济奇迹”的典型产物，甲壳虫汽车因此为自己赢得了偶像地位—没有华丽耀眼的外表，但结实、功能齐全、性能可靠、售价便宜、油耗低、易于维护，它具备了第三帝国时代不具备的一切。但是它过于缺乏装饰，甚至没有装配燃油表，司机必须记录自己的里程，否则就得在行驶途中冒着燃油耗尽的风险。后来，大众汽车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引入了液压刹车、完全同步变速箱和体积更大且动力更强的发动机，但其基本的吸引力依然存在。诺德霍夫不但继续痴迷于根除和解决小的技术问题，还建立了密集的经销和维修网络，如果汽车出了什么问题，就可以到相应维修站快速维修。联邦德国成了“平稳发展的中产阶级社会”，甲壳虫汽车也就随之成为平稳发展的中产阶级的首选汽车。

一道设防的边界将联邦德国与共产主义的民主德国分开后，联邦德国缺乏象征国家认同感的明显标志，于是就把甲壳虫汽车定为国家的象征。整个德国社会都想隐退到个人和家庭生活之中，而汽车正好迎合了这一需求，这是对纳粹时代过于狂热和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所做出的反应。在冷战时代，能够驾车在自己选择的任何时间前往任何地方的自由，是政客们所赞美的西方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甲壳虫汽车与纳粹的联系在“历史性洗车”之后被人们遗忘了，甲壳虫汽车的起源被归因于费迪南德·保时捷的个人天才。退伍军人喜欢它，因为他们怀念当年在战斗中驾驶像吉普车一样的“水桶车”的感觉；德国年轻人喜欢它，因为它简约实用。它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冷静而保守的德国人的“欲望新景观”。

然而，不久以后，汽车车主就开始让自己的甲壳虫汽车变得极具个性色彩，他们购买配件，在车身贴上铬条，用花哨的颜色给车身重新喷漆，或添加很多的装饰，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要让车看上去像“移动的圣诞树”。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做法是，在车内安装小花瓶，把郊游时采的鲜花插在里面。记者饶有兴趣地写到，车主在进行洗车仪式的时候，仿佛投入了“一定程度的爱和关怀，不相干的旁观者会觉得他正在与一个新情人调情”。莱格对于甲壳虫汽车车主性别特征的研究尤其透彻。当时联邦德国持有驾照的人群中，女性的比例不到20％，甲壳虫便成了“厌女症的汽车”，因为男人使出了浑身解数要让妇女离开方向盘。广告宣传强调了车主的男性身份，广告上画出了男人的左半边脸，与甲壳虫汽车前脸的右半边结合在一起，广告语是“他的另一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妇女才渐渐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但甲壳虫汽车可以说一直是男性欲望的专属对象。

另一种欲望在汽车的内部得到了表达，因为年轻情侣把它作为“隐私地带”加以利用，远离拥挤的公寓和不以为然的成年人。有本汽车使用手册严正地指出，甲壳虫车内的性爱行为法律角度来看并不算是猥亵罪，只要车没停在显眼的位置就行。一位30 年前曾与女友在一辆甲壳虫的后座上做爱的不来梅记者承认，每当他在街道上看见甲壳虫汽车的时候，他仍然会被“大腿根部一种奇妙迷人、无法抗拒的感觉”攫住。然而，发掘大众甲壳虫全部情色潜力的还是墨西哥人（甲壳虫在当地的名字是vochito）。一位车主后来说：“很多vochito车是在墨西哥生产的，而且许多墨西哥人都是在vochito车里造出来的。”实在难以想象，他们肯定都是柔术演员。

1967年，大众汽车开始授权在墨西哥制造；1980年，在那里制造的第100万辆甲壳虫汽车驶下生产线。和德国一样，壮大的墨西哥中下层阶级发现甲壳虫汽车很具吸引力，可以替代美国进口的高耗油汽车，包括名不副实的“小型车”。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墨西哥的大众汽车厂将汽车价格下调了20％，迎来了新的买家。它成了的士司机的首选车型。vochito汽车不仅符合小资产阶级追求可靠和持重的理想，而且还体现了墨西哥的民族自豪感—它是由墨西哥人在墨西哥制造的，耗油很低，能够适应恶劣的条件，就像墨西哥人一样。有一位车迷说vochito就像一辆“小型坦克”。此话是对vochito的赞扬，而不是批评。

甲壳虫也在巴西生产，可惜的是，莱格对该车在这个南美洲最大国家的声誉和普及情况只字未提。然而，他却大肆渲染了甲壳虫在美国的吸引力。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许多住在广阔郊区的家庭在选择第二辆车的时候，往往会选甲壳虫，因为美国制造商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汽车需求。到1968年，大众公司每年已能横跨大西洋输出50多万辆甲壳虫汽车，约占其总产量的40％。至少有500万名美国人购买了甲壳虫。与德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驾驶甲壳虫的绝大多数为女性，而且车子都用于实际用途，比如开车到购物中心。到了20 世纪70 年代，它甚至成了反文化的象征，约翰·缪尔（John Muir）撰写的《如何让你的大众充满活力》售出了200 多万册。缪尔鼓励读者“ 与你的车融为一体”，他写道：“它的命运取决于你使之保持活力的欲望。”1969 年，迪士尼电影《万能金龟车》（The Love Bug）上映，将这一拟人化进程推向了令人吃惊的巅峰。影片中一辆极具个性色彩的甲壳虫汽车为他的主人—一名不成功的赛车手—带来了成功，并最终带来了爱情。甲壳虫

与性的荒谬联系甚至在大银幕上得到了展现。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坚固耐用的甲壳虫汽车有着卓越的全球化能力，能够适应所处的任何环境。1973 年至1974 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不断变化的时尚潮流、严厉的新安全法规都带来了挑战，加上甲壳虫未能跟上自动化的步伐，甲壳虫在德国国内的销售陷入了低迷。但是，甚至当甲壳虫时代在德国本土已经终结的时候，其在国外的销售仍然使公司得以维持。随着“经济奇迹”的终结，其主要标志甲壳虫汽车也走到了尽头。联邦德国人开始追求更快捷、更宽敞、更舒适、设计更优雅的汽车。全新大众高尔夫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大众还出了更小巧、更便宜的车型Polo（马球）。1978 年，沃尔夫斯堡完全停止生产甲壳虫汽车。大众公司又适时推出“新甲壳虫”，迎合复古别致的美国时尚，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是一款完全能够满足21 世纪驾驶者的汽车（正如一则广告所言，“少一点华丽，多一点动力”）。这款车是在墨西哥生产的，而在德国销售的这款汽车是跨越大西洋出口到这里的。“这就像是一部倒着放映的电影。”一名记者看到新甲壳虫汽车在码头边被卸下来的时候说道。在过去，很多甲壳虫汽车就是从这里出口到国外的。新甲壳虫汽车不仅是后现代主义颇具讽刺意味的象征，也是跨国主义和全球化的象征，它弯曲的轮廓被刻意设计成原来老款车型的样子。

然而，老甲壳虫汽车的车主很清楚，这款车是不一样的。现在，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集会上聚集。在集会上，他们沉迷于怀旧之情，欣赏着历史悠久的老款车以及富有想象力的定制汽车。从20世纪80年代起，有一个聚会每年都会在纳粹党昔日的纽伦堡集会旧址举办一次，就在希特勒发表演讲的大看台前举行。而对此，似乎无人察觉。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没有真正地回到原处。对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而言，甲壳虫汽车已经完全摆脱了它的纳粹渊源，成为一种全球化的产品。1998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杰拉尔德·波斯纳（Gerald Posner）对被他形容为“保守的犹太人”的岳母说，他买了一辆新甲壳虫汽车，这时他的岳母回答说：“恭喜你，亲爱的。也许战争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