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文：《天地公心》序

　　认识王秀琴好多年了。知道她还要更早些。身在吕梁山深处，心却寄托在无际的文学世界里。就我认识的人言，像她这样对文学执着者不能算多。文学是她的希望所在、生命所在、价值所在。也许是发现了她对文学过于痴迷，很怕万一写不出东西来对她打击过大。曾很唐突地问，如果写不出东西来，会怎么样？她对这样的问题大概感到很突兀，但还是决绝地说：活下去!

　　这些年，王秀琴一直在写一部关于中国明时著名数学家王文素的传记。这一题材对任何写作者而言，都是一大挑战。首先是知识积累方面的。人们对数学的发展了解不多。如何把数学中的相关内容转化成为文学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其次是王文素本人留下来的史料不多。他甚至长时间不为人知。如何把他的一生表现出来也就成了问题。更主要的是，此前王秀琴并没有撰写传记的经验，不知道她能否或者怎样才能合适地把握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题材。也许，对于那些慎重的人言，回避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生活中可写的东西太多了。

　　不过，王秀琴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也许她本来就没有考虑过。她知道的就是，王文素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是吕梁山孕育成长的一代才杰。尽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她还是一去不回头地开始了艰难的创作。王秀琴曾经拜访了很多了解王文素的数学家、科学家，可以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然也查阅寻访了很多相关的史料。这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据她说，还竟然按照王文素的演算办法大量地演算数学习题。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们写一位数学家，并不是要自己也成为数学家。但是，有些鲁莽、憨蛮的王秀琴竟然这样做了。真不知她为写好王文素下了多大的功夫。也许我们这些局外人是难以体会理解的。更让人意外的是，王秀琴并不是写了一本书，而是写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是关于王文素的传记小说，一本是具有学术性质的通常意义上的传记，还有一本是散文。这确实令人惊而且讶，并敬佩她的执着与勤奋。一个人，不论其能力有大小，专注地、认真地、努力地做好一件事就应该得到鼓励与肯定。我想，王秀琴就是这样的人。

　　王文素，山西汾阳人。他出身于十五世纪中期一个中小商人家庭。后随父亲来到当时的直隶真定府饶阳定居并经商。这期间，王文素结合自己经商的实践，苦心钻研算学数十年，大约在明嘉靖三年，即公元1524年时，年近六旬的时候终于完成了10册30卷50余万字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亦称《算学宝鉴》，成为我国数学领域具有开创意义的集大成者。其算法，承宋元先河，开明清古制，复杂程度远高于宋之杨辉、明之程大位，甚至直至清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在数学领域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改进了传统的算法，并创立了许多新的算法。在立体图形的插图法上率先采用了现代轴测图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等。其次，校正了过去一些算法的错误。同时，其数学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学。特别是珠算的内容极为丰富，使其功能得到了巨大提升。

　　公元十五世纪，正是世界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人类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不仅使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更为便捷，也使西方社会能够更加方便有效地汲取东方世界的文化资源，进而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及后来的工业革命。这其中，中国文化对欧洲变革的贡献尤为重要。不仅我们熟知的马克思、培根等多有论述，其它学者如法国东方学者莱麦撒就详细介绍了从东方中国传入欧洲的六项科技发明。而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则在其《历史大纲》中介绍了中国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与罗盘的传播。他们的研究充分证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曾经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是根本性影响。

　　而在王文素生活的时代，这一切已然成为现实。欧洲将从中世纪的蒙昧中出走，迎来思想的大解放、科技的大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的大繁荣。其中也包括对东方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的大遮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没有出现现代科技。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研究王文素在数学领域的贡献，就会发现历史事实与一般的说法有比较大的出入。有论者指出，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意大利的鲁非尼早200多年；解代数方程早牛顿、拉夫森140多年。并且王文素在十六世纪时已经发现并使用了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当然比欧洲的17世纪要早。而他创立的“开方本源图”，不仅独具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特色，也早于法国数学家斯蒂非尔1544年所著之《整数算术》约20年。两相比较，王文素的理论更加完备。

　　在这里谈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有没有重要成就。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经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之前，中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国古代科学》中，他写到，“很久以来，西方世界丝毫不知道原来多少类似的技术革新创造都诞生于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但就我们所知，西方发现这一事实后陷入一片窘迫的混乱局面”。他曾经与中国学者曾邦哲在上世纪晚期考察中国与欧洲，认为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成果基础之上的。但是，李约瑟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疑问，就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一问题解读应该是多原因的。这里我们并不需要进行详细深入的探讨，但也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线索。实际上李约瑟在其《中国古代科学》中也有解读。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是一种“按部就班”或“内部稳定”式的形态，一直坚持一种“缓慢的速度持续发展”。“故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近代科学诞生之后，其进步速度大大超越了中国。”也就是说，在欧洲汲取了中国科技的滋养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爆发式发展形态。而中国仍然在一定时期内坚持着“按部就班”式的发展形态。这使人们看起来就会感到中国的科技成就比较少，也没有引发科技的快速进步，以及工业革命等现象。

　　实际上除了李约瑟的这一观点外，原因还有很多。比如，一些科技成果是在中国很早之前已经完成的，因而人们并不认为这是近代成果。相反，由于在欧洲是近代以来才完成的，人们却认为这是所谓的近代成果。如李约瑟就指出，中国在公元659年已经有了钦定药典《新修本草》。而西方第一部钦定药典则是1618年的《伦敦药典》。二者时间上相差几近千年。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新修药典》是近代科技成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十六世纪以来科技成果的研究仍然不够。如王文素，长期不为人知，直到四百多年后的民国时期才被人偶然发现。他的研究中有大量的关于测田量地的计算方法。如梯田截积、梭田截面积、方圆台求积、立圆求积、三角田求面、六角田求面等均为几何内容。而按照李约瑟的观点，中国数学是“代数”思维，缺乏“几何”思维。或者也可以说，他认为中国数学对几何的贡献比较小。所谓“几何”，其原意即为土地测量，是研究形的科学。而王文素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出发，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事实上并不仅仅是王文素对几何的研究有积极的贡献。在中国对几何的研究应该说同样历史悠久。如公元前五世纪，墨翟所著之《墨经》中已有关于几何图形的一些知识。在《九章算术》中已经记载了土地面积和物体面积的计算方法。至于勾股定理、圆周率的计算等更是影响至大。因而，对中国古代乃至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还需要进行更为艰难深入的研究。

　　不过，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目的并不是要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而是要写出活生生的人。王文素虽然出身商人家庭，其兴趣却在钻研数学。他一生可以说历尽艰辛，默默无闻，不求闻达，不图仕宦，淡薄荣华。在没有优裕的研究条件、财力支持、精神激励的情况下，王文素以研究为人生之至高追求、至大乐趣。这种纯粹的、无功利的精神品格令人肃然起敬、感佩由衷。他认为数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也”。因而王文素对数学的悉心研究首先是有非常浓郁的救世精神。同时，这也是他人生最大的快乐。所谓“陋室半间寻妙理，灵台一点悟玄机”，“料此一般清意味，世间能有几人知？”他虽然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清贫、孤独，却在研究中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价值。这种精神追求与人格操守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为尊崇的，也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从某种意义讲，王秀琴与王文素可为同乡，都是吕梁山的高天厚土养育的。王文素以研究数学为人生之追求。王秀琴则希望用自己的笔来描写更为丰富的人生。其中当然也包括像王文素这样的令人感叹钦佩的人生。她已有一部长篇小说《大清镖师》面世。近来又在很多报刊发表了不少新作。而她的三部关于王文素的作品也分别被不同的出版单位看中，也许在近期将会陆续与读者见面。她希望我能够为即将出版的王文素系列（长篇小说《天地公心》；长篇纪实《帝国的忧伤》；传记《算神王文素》）作序，使我心中忐忑。因为我并没有阅读她的新作，难以就她的作品谈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而如果不谈，或者空口乱说，则是我所不能不愿的。但是，出版社的效率很高，出版已经箭在弦上。我既不能耽误书的出版，又不愿意拒绝，反而更愿意从道义上支持，只好在左右为难之中写一些文字。幸运的是王秀琴写的是王文素，这与我近年来对中华文化的关注有关，便就对作者的印象以及关于中国科技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写出来就教于大家，并聊以为序。希望不会因为我的冒昧影响了书的出版，或者读者对王文素的了解。我们以有王文素这样的先贤而感到自豪。

　　　　　2017年7月4日0：25于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