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我的归宿在中国！

来源：新乡中波

他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美国人说他抵得上5个师，宁可枪毙也不让回国。软禁5年，他用香烟纸发出求助信，周总理过问才得以脱身。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8年前的今天（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故人已去，钱老对科学的热忱和国家的热爱，始终令人敬佩！

美国人说他抵得上5个师，宁可枪毙也不让回国。

软禁5年，他用香烟纸发出求助信，周总理过问才得以脱身。

离开加州

钱学森逝世第二天，北京下了一场久违的大雪。虽然出生在冬天，钱学森未必会喜欢这样清冷的天气。1947年底，他在雨雪霏霏的波士顿给朋友弗兰克·马里纳（Frank Malina）写信，曾抱怨这个给了他美国生活的第一印象、硕士学位和第一份教授职位的城市的坏天气。

他说，与四季分明的波士顿相比，他更喜欢总是温暖如春的加州帕萨迪纳。而且，虽然麻省理工学院慷慨地在1947年5月就为这位当时只有35岁的“科学明日之星”提供了终身教职——在当时美国的学院里，大多数教授必须从事20年以上的教学和行政工作才能得到这个职位。钱学森当时是MIT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他觉得自己和这个校训为“首脑并用”（Mind and Hand）、更加推崇爱迪生而不是爱因斯坦的学院气场不对，他说，“老实说，我在这儿待得并不满意”。

与此同时，令钱学森觉得更有归属感的加州理工学院在向他不断抛出橄榄枝：1万美元的年薪，可以雇用一个助教并每年提供3个奖学金，为期7年总数5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7年后无条件转为终身教授。更重要的是，他将坐进他的导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曾经坐过的办公室，主持喷气推进实验室（Jet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JPL”）的工作，将他读博士期间和马里纳等一众好友关于超音速远程火箭的前卫科学设想付诸实现。

钱学森决定回到内心中让他更亲近的加州。那里有他的老师、同学、朋友，看上去一片光明的事业前景，温暖宜人的气候，就连不能再每周欣赏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的遗憾，也很容易弥补：他可以仍旧像当学生时那样，开车到不过十几公里外的洛杉矶听洛城交响乐团的演出。虽然没有他喜欢的库塞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但华伦斯坦（Alfred Wallenstein）也足以娱心。

然而，在信的结尾，他仍有迷茫。“我真的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如何，但或许，没有任何人能确知自己的未来。”

8年之后，钱学森挈妇将雏，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取道香港，回到暌违20年的北京。

那之后，他终生再未履加州一步。

中学时代的钱学森

孤独的天才

45岁之前的钱学森仿佛一直在漂泊。这种地理上的变换，又因为选择地相当鲜明悬殊的极性差异而变得与众不同。1911年生在上海，在北京度过自己的小学和中学时光，然后回到上海，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读火车制造，1934年毕业后再度北上，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到美国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只待了一年，一拿到硕士学位就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学习工作了10年，再回麻省理工学院，但只停留了3年，便又回到加州。南北东西，仿佛是人生如转蓬的注解。

要知道，在美国的院校体系中，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恩怨纠葛，正与北京人与上海人互相瞧不起的劲头有异曲同工之妙。地处东岸和西岸的两所学院在学术研究方向上有众多相近之处，但又风格迥异，教授间通过论文隔山打牛的互相讽刺是常有之事，而两校学生每年开学之初互到对方学校大搞恶作剧砸场子，更已形成传统。

与其说钱学森长袖善舞到了可以在任何一种环境游刃有余的地步，倒毋宁说，这个瘦小沉默的青年人，因为极端专注于自己的科学天地而无暇他顾。他的天分和家世，为他筑起了一道屏蔽大部分俗世喧嚣的高墙，他可以天真、不通人情事理、随心所欲、较真犯轴、就事论事而不考虑种种环境因素，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重要性标准衡量取舍。这些特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他的成就互为因果——只是，人生从来不是仅有一个维度。

从同学和亲友留下的回忆资料中，可以窥见这个总是考第一的完美主义者几乎贯彻终生的孤独。他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早上6点起床，除了上课和做实验，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独自泡在图书馆，很少与人交谈。直到1947年9月回上海探亲时与蒋英结婚，钱学森一直单身，从无绯闻。他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梭罗描写自己隐居生活的《瓦尔登湖》，仅有的娱乐爱好是听古典音乐。波士顿交响乐团1935到1936年一共举行了20场演奏，钱学森一场都没有错过。

1950年，钱学森（左三）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

在加州师从冯·卡门的那段时间，或许是钱学森生命中少有的轻快欢愉时光。向以严厉著称的冯·卡门对钱学森这个中国学生既赞许又推重，在几十年后出版的他的自传《风云际会》（The Wind and Beyond）中，冯·卡门单独辟出一章，讲述他和钱学森的交往经历，并表示，有这个很有想象力、数学资质极高的学生做自己的助手，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恩物。

与此同时，钱学森也找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加入了比他高两级的弗兰克·马里纳组织成立的火箭研究小组，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在课余时间，用从旧货摊买来的零件组装自己的火箭模型，在租住房子的后花园试验。因为经常有爆炸危险，一次甚至把实验室的墙壁都炸穿了，以至于校方出面劝阻他们到附近的山谷里去干这种危险而疯狂的举动，他们谐谑地把自己称为“自杀队”。

然而，冯·卡门却敏锐地看出，这个“自杀队”所进行的项目，可能将改变未来。他不仅默许自己的这群天才学生使用实验设备，而且在资金紧张的时候帮忙联系项目资助，在1939年获得来自美国科学院的首笔1000美元的基金，设立火箭研究中心。这正是今日在全球航空航天技术领域执牛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源起。

因为冯·卡门的关系，更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钱学森在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参与了多项美国军方机密工作，包括前往德国探究V-1和V-2火箭的秘密，从事美国最早的探空火箭和“下士”导弹的研制等。

他在1943到1944年为美国军官学员编写的《喷气推进》一书，讲述喷气推进的基本原理和喷气推进飞行器的性能，成为未来10多年中的经典教科书。而为美国导弹发展规划了未来半个世纪的蓝图的著名报告《迈向新高度》（Toward New Horizon），9卷中便有5卷出自钱学森之手，详细分析论证了超音速飞行、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可行性。由于这些工作，1945年，他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并被颁予“二战和平勋章”及“国家服务优等勋章”。

40年代末，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美国科学界最明亮的新星之一。《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开始预测他会成为另一个冯·布劳恩。然而，在马里纳随手画下的一幅描绘冯·卡门主持下的古根海姆实验室成员开会情景的漫画中，却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坐在会议桌左首的钱学森看上去有些神思不属地玩弄着一枚蛋，蛋的一面写着美国，另一面，是中国。

1955年，钱学森一家乘“克莱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

曲折的归国路

如果没有后来的风云突变，已经在美国功成名就的钱学森是否会永居美利坚？一些证据指向肯定的结论，另外一些证据则给出相反的答案。但是，宽容一点看，任何一个曾经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人，恐怕都不会对钱学森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犹豫不谅解。

虽然绝大多数时间自我封闭于自己的学术天地，虽然在专业领域中可以傲视同侪，敏感而高傲的钱学森依然不能摆脱种族歧视带给他的情感困扰。向来寡言的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讲起那次看电影的遭遇：他与一个中国朋友在电影开场后走进影院，借着银幕的反光寻找座位，连声向周围人说对不起。可是刚找到地方坐下，旁边的外国人便招呼影院工作人员，要求让他们移到别的座位，因为他们不愿意有中国人坐在旁边。

另外一些经历，尽管少被提及，但应该也曾给钱学森带来很多刺激。据美籍作家张纯如考证，1949年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前后，钱学森花了很长时间在帕萨迪纳四处寻找可以买下来常住的房子，却未成功。原因是，当时洛杉矶附近的高级住宅，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屋主转售房子给非白人，即便钱学森已经是小有名气、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

即使学术上的见解高人一筹，他讲课时的“带着德国和中国口音的英语”依然受到学生的嘲笑。那时的钱学森还太年轻，还没能学会冯·卡门连消带打的幽默自嘲——“我要跟你们说世界语，那就是烂英文。”他只会在学生略显刻意卖弄地用流利的英语做学术报告时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频频变换百叶窗的方向，然后在听到漏洞后大喝一声，“你这全都是理论上根本行不通的扯淡”。

更何况，身为家中独子的钱学森，对故土另有一重牵挂。1947年夏天，去国12年的钱学森回上海探望父亲，便曾有留下来的想法，而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也适时向他发出担任校长的邀请。然而，未曾想到的是，当报告提交至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时，却被以钱学森年纪太轻、资历过浅的理由回绝。加之斯时国共内战正酣，前途未明，钱学森只得打消这一念头，携新婚妻子重返美国。

正因了10多年旅美生活中逐渐埋下的伏笔，1950年春天，当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叩开钱学森的家门，要求他就是否曾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122教授小组”成员、是否现时仍为共产党员等问题接受调查，而他参与空军研究计划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因此吊销时，钱学森感到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

时任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的林威尔（Frederick Linkdvall）后来回忆道，FBI的探员上门后不久，钱学森就来找他说，“我觉得我在美国已经不受欢迎了”，并表示决定返回大陆。随后，钱学森向轮船公司订购了全家从美国到香港的船票，还专门请了专业的搬家打包公司Bekins Van and Storage收拾行李，“钢琴、家具、锅碗瓢盆、床、书、书桌、收音机组合，还有一台洗碗机……种种一切，显示出他回国定居不再返美的决心”。

钱学森在北京与法国核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孙女海伦·郎之万会面

可是，钱学森并没能马上走成。去华盛顿就“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一事上诉时，钱学森拜会了以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共事过的坎贝尔（Dan Kimbeel），后者此时正担任美国海军部次长。那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抵得上三到五个师的兵力”，便出自坎贝尔之口。但其实，真正的语境，却是熟知钱学森个人背景的坎贝尔，对麦卡锡主义分子无中生有的讽刺：“说我是共产党都比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可能性大些。”据说，坎贝尔在给司法部打电话的时候大声咆哮：“他老婆不是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女儿吗？”

坎贝尔当时力劝钱学森继续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在没有安全许可证的情况下先担任数学教授，此外，还为钱学森介绍了一名律师保罗·波特（Paul Porter）。然而，随后发生的莫须有的“机密文件事件”，却令局势急转直下。8月23日，钱学森一家在洛杉矶机场被移民局官员拦截，9月6日，他以“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名被逮捕，关押在特米娜岛长达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交去1.5万美元保释金才将钱学森释放。此后，他更是被软禁长达5年之久。直至1955年日内瓦会谈，中国政府以释放11名美军飞行员战俘为代价，才换来美国政府批准钱学森归国。

后来的调查显示，钱学森丝毫没有带走美国军事科学机密的企图，那些被没收查扣的文件，不过是钱学森的私人书籍、笔记和数学对数表。

然而，他的确带回了自己的大脑，还有一颗深深蒙羞、亟待雪耻的心。

1955年10月，从美国返回祖国的钱学森（左）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等前来迎接

“中国航天之父”

离开美国前，钱学森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不打算要回来，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

归国之后的钱学森，由于研究领域的敏感性，许多工作迄今仍不为公众所知。但众所公认，尽管在钱学森归国前后，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钱伟长、赵忠尧、郭永怀、吴仲华等科学家在推动研制两弹一星上做出了相当多的工作，完成了理论和结构设计，但促成中国研制的火箭可以在技术上与美苏相抗衡，关键性的领军人物是钱学森。

仅仅归国3个月，钱学森就和钱伟长一道创立了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着手为中国培养第一代航空航天专家。他参与编制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选择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为国家最重大最紧急的发展方向。他推动创建了有“中国火箭和导弹的摇篮”之称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院长。作为组织领导者，他参与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中程导弹、导弹核武器、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而他的《工程控制论》，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研究、现代科技管理及经济管理所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并不会因为时间而冲淡价值。

1966年，聂荣臻（右二）和钱学森（右一）主持核导弹发射试验

在官方的生平简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更详尽的记述，但是，也许来自昔日敌手的评价更具说服力。在接受美国“60分钟”电视节目专访时，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拉尔夫·莱波（Ralph Lapp）被问及钱学森在中国核武器和导弹研制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莱波回答道：“我会说，他是为此奠下基础的人。

事实上，具有火箭科学背景的他，必定是中国导弹计划中指引方向的那盏明灯。就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成就来看，我都会将之归功于钱学森的带领。”而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如果不是麦卡锡掀起的红色恐怖逼走钱学森，在50年代初连制造一辆汽车的能力都没有的红色中国，恐怕最早也要到70年代末才可能发展出两弹一星。

作为科学家和中国人的钱学森，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成功复仇。

然而，在这些成功之后，又有着怎样的牺牲？

从头审视钱学森98年的科学人生，我们多么希望，那个即使在被关押羁留、限制人身自由的重压下，依然拒绝指认自己好友维恩勃姆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后来不曾写过痛斥自己的另一位好友兼同事，“完全是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的批判文章。

即便到了今天，在美国仍不乏有识之士和有良知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对钱学森的不公正对待“是美国曾经犯下的最大‘战术错误’之一”。甚至当年极力阻止钱学森回国的“问题制造者”金波尔将军多年后也不得不反思：“这是这个国家所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他（钱学森）跟我一样都不是共产党员，是我们迫使他离开了美国。”

那个总是对学生说，“除非你写得出来（证明过程），否则就不算数”和“证明他”的钱学森，不曾向全国人民证明，只要有足够的水、肥料和劳力，理论上要使农作物增产20倍是可能的，亩产万斤不是虚言；那个被冯·卡门赞为“我的门生中最严谨、最富有科学精神”的钱学森，不曾对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信之不疑，不曾写文章论证中国古代名医都是大气功师？

面对这些驳杂于钱学森一生科学与爱国主旋律中的异音，后学者或失声，或矫饰。那是为了什么？钱学森从来都只有沉默。很多很多年以前，他就对自己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后悔”。

但他其实可能已经给出过回答。

1954年12月8日，钱学森给当时已经因为麦卡锡主义的阴云而辞去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一职、潇洒地跑到巴黎学习现代派绘画的马里纳写信。经历了突然逮捕、监禁，不允许与任何人交谈联系，晚上每隔10分钟被开灯检查一次，半个月内瘦了30磅，学术前景一片黑暗的钱学森，蓦然惊觉，所有那些学位、奖章、职位、做过的贡献、认识的上层人士，都救不了他。

在信中，他曾悲凉地写道：“你相信……行政当局会伤害他们自己的未来，只为了忠于历史？就算你相信历史会还你一个公道，但你知道历史是经常被篡改的吗？你相信世上还有正义与诚信吗？……毕竟，一个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告慰自己的良心说，他为人群付出的比人群给他的要来得多的话，岂不也是很好？”

（本文中部分资料引自张纯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Thread of the Silkworm）一书）

钱学森与蒋英：从青梅竹马到相濡以沫

钱学森与蒋英，一位是功勋卓越的科学家，一位是桃李满天下的艺术家，理性与感性是他们爱情的主旋律。他们的爱情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这对令人羡慕的伉俪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钱学森与蒋英的相识其实很简单，蒋钱两家本就是有来往的，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密友，这关系就类似于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的关系，两人私交甚好，有这种门当户对联姻的想法也是极其自然的。

这点特别讲一下蒋英的父亲蒋百里先生，蒋百里是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国防论》中阐述了对日作战的基本思想，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利用地域纵深来进行持久抗战，万语千言，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无论胜也好，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人讲和！

蒋百里

蒋百里先生除了在军事上成就斐然，在文学美术史上也值得一谈，连徐志摩对他都是连叹佩服，当年蒋百里因得罪了老蒋而坐牢的时候徐志摩就抱着被子陪他坐牢，可见交情颇为深厚。

徐志摩与蒋百里还真有点亲戚关系，但这里要讲到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小说大师金庸先生，金庸原名查良镛，他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姑，金庸按辈分叫徐志摩表哥，而金庸的一个堂姑母查品珍就是嫁给了蒋百里，尽管是包办婚姻有名无实，两人也未留有子嗣，但查品珍还是选择了留守硖石老家照顾蒋家老人，终身未另嫁，最后孤独终老。但按辈分金庸叫蒋百里为姑父，蒋英为表姐，钱学森为表姐夫。

蒋百里在一次养伤的时候认识了照顾他的日本护士佐藤屋登，两人日久生情最终结为秦晋之好，蒋百里还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左梅。他们一共生育了五个女儿，蒋英则是他们的第三个女儿，钱家这边呢，钱学森是家中独子，家里希望有个女儿，这样会和谐温暖一些。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所以就看中了活泼可爱的蒋英，之后便恳请蒋百里夫妇把蒋英过继给钱家抚养，蒋家也没反对，毕竟家里有五个女儿，另外钱家也是知根知底的人家，过继去必然会好生照顾，就这样，蒋英成了钱家的干女儿，还取了名字钱蒋英。

这一年，蒋英五岁，钱学森十三岁。

钱学森对这个小妹妹自然也是欢喜，一九三五年他出国留学之前，蒋英前来送别，钱学森委婉的夸奖蒋英说：“ 你的笑声特美，你能保持下来吗？”，蒋英一时羞涩，在钱学森眼里，没有什么比蒋英的活泼和清纯更可贵的了。

蒋英

最后，蒋英送了一本唐诗给钱学森，而他也一直带在身边，一年后蒋英跟随父亲蒋百里游历欧洲，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求学之旅，先是去了德国学习钢琴，后来又去了比利时学声乐演唱，有意思的是当时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也路过比利时，还有人牵线搭桥做蒋纬国与蒋英的媒，当然最后是没成，主要是蒋纬国当时考虑到自己将要回国抗战，不愿让男女关系牵绊自己，这就当是个小插曲了，噢，对了，蒋纬国还曾是蒋百里的副官。

一九四七年的上海，钱学森与蒋英邂逅，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阔别十二年，彼此的生活都已然不同，中间也无多少联系，儿时的戏言如今能否兑现，如何走到一起，当时钱学森的母亲还去蒋家探了口风问蒋英有没有交男朋友，身边的人还希望蒋家的女孩子们能给钱学森介绍女朋友，蒋英还真调皮的给他介绍了一个，不过最后没成。

钱学森看着亭亭玉立的蒋英，自然是欣喜，虽然十二年未见他还是钟意着蒋英。于是钱学森三天两头打着看望伯母的旗号去蒋家串门，次数多了蒋英自然也懂了，这是醉翁只有不在酒啊。终于，钱学森忍不住了，走到蒋英面前恳切地说：

“ 我们却一别十二年，太残酷了。这次我回来，就是想带你一块儿到美国去，你答应吗？”

“ 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咱们还是再相互了解一下，先通通信吧！”

钱学森反复的说道：“ 不行，现在就走。”

能想象当时的钱学森是多紧张和不安，手足无措。最后，蒋英选择了 “ 投降 ”。

钱学森与蒋英婚纱照

一九四七年七月初七，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完成婚事。

婚后不久，钱学森去往美国继续深造，蒋英也夫去妇随。

 自此，二人相濡以沫走过了余生六十二年。

时间最残忍的地方，就是我们终究会走到终点。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钱学森病逝，享年九十八岁。

六十二年的厮守，如今走到了尽头，生命之火终究会萎去，火萎了也就该走了，人生在世莫过如此。垂垂老矣的蒋英回想起与钱学森在美国新婚伊始的日子，欢喜地说道：

“ 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

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三年后的二零一二年二月五日，蒋英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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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实质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其中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人才，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以及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学校的德才兼备教育与创业园的孵化器建设等几个方面。

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因此，学术道德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健全是极为重要的方面。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才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创新型科技项目指南、公平竞争机制与客观评估系统等也都是影响创新的极为重要方面。

钱学森和他的学生促进中国系统科学发展，其实已经带来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自主创新成果，比如，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曾邦哲的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等已经成为国内创立国际发展的前沿科学。

教育乃国家之本。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

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

杨振宁说，“钱之问”是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要问的问题。在他看来，回答很简单：这需要一个过程。西方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四百年的传统，中国想要在三四十年里把三四百年的传统浓缩起来一下子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换句话说，并不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没有前途，而是说要有一个时间，不能太着急。在杨振宁看来，中国科学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非常之快。

为什么说非常之快呢？他回忆了自己在西南联大时，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教育才刚刚起步，教他们的老师都是像父辈杨武之一样在20世纪初出国留学归来的人。后来杨振宁到美国时已经达到了美国当时研究的最前沿，“可以说是一代或者两代的教育就可以教育出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这是非常快的、难以想象的”。

“而且，西南联大当时不过1000多个学生，可是所有人都有救亡的意识。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还能够坐下来学一些东西非常不容易，所以大家都十分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这是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基本要素。”杨振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