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论科学与哲学

    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和哲学，在古希腊那里，其实是未分的。人们关心自然和人世的种种问题，以自然而然的方式提出问题，努力寻求科学的或哲学的解答。在古典时期，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多是同一批人。一直到牛顿那里，他认为自己从事的仍是自然哲学的工作。但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相继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诱使人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自然世界以外的各种事物。接续圣西门的工作，孔德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社会领域的各种现象。这样一种总体性的思路，自然对哲学家们也产生了极大的诱惑。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家们经常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且不可抗拒地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1]（P25）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对哲学而言，这样一种思路是没有出路的。

　　 总体而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对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哲学与科学是截然有别的，它们的目的、意义与方法都迥然不同，不可混淆。”[2]（P215）在一定意义上，这表明维特根斯坦对如何理解哲学自身，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科学的理解。

　　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对如下三个问题的讨论：一是考察维特根斯坦如何通过对形而上学的分析和批判，以明确区分科学和哲学；二是对进步问题的考察，这实际上也是科学与哲学相分的一个显明的标志，即科学具有进步性，而哲学则似乎总是在原地踏步。三是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进行评析。

    对形而上学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批判，是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共同主题。维也纳学派的不少成员，对形而上学持一种坚定的拒斥态度，相比较而言，维特根斯坦则对形而上学抱有更多的同情。但即使存在这样的差别，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维也纳学派完全误解了维特根斯坦；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存在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

　　 卡尔那普认为，所谓形而上学的问题，不过是一些假问题。他在《哲学与逻辑句法》中写道：“形而上学的哲学想超出科学领域的经验科学的问题之外，而提出这些领域之内的对象的本质问题。我们认为这样一些问题是假的问题。”[3]（P317）维特根斯坦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形而上学问题的陈述方式，首先不在于真或假，而在于有无意义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而上学的陈述方式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指出，他这本书的根本要旨，在于对思想的表达进行划界，即区分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界限。《逻辑哲学论》的总体思路，认为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因此，所谓可说即是对世界中的东西有所说。而“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命题（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除外）都是描述或解释世界中的对象和事实的。正因如此，它们都对世界有所言说，因而都是可真可假的，是真正的命题。”[4]与此相反，哲学陈述尽管在表面上和科学命题十分相像，但因其对世界无所言说而在根本上是无意义的。

　　 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就将哲学和科学区分了开来。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哲学不是自然科学的一种。”[5]（P40）（4．111）对此，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哲学’这个词所意谓的东西必然是位于自然科学之上或之下的某种东西，但并非是位于自然科学之侧的东西。”[5]（P40）这就清楚地表明，在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中，哲学与科学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两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

　　 在此问题上，石里克也认为，哲学并非某一具体的学科，但它以世界为主题，并对科学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1911年，石里克在就任罗斯托克大学哲学讲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中指出：“哲学绝不是一门具体学科。它不是与具体学科并驾齐驱，而是在特定的意义上高于它们，可以说，包括了它们。[……]哲学的主题内容是整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某个部分，否则，它就根本没有主题。”[6]尽管在时间上相差不远，但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任务的规定，与石里克相比较，更多否定性的色彩。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与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相比较，心理学（4．1121）、演化论（4．1122，“达尔文理论”）与哲学并无更为密切的关系。在4．1121，维特根斯坦指出，“认识论是心理学哲学”[4]（P41），或许正因为有这一层联系，人们将对哲学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心理学科学的进步。但维特根斯坦因某种程度的反心理主义主张，而对此持一种警惕的态度；在他对哲学的理解中，始终着眼于从语言的角度来解决相关问题。从这个角度亦可看出，在现代哲学之语言的转向中，维特根斯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达尔文的演化论，被视为近代科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在一些人看来，这为哲学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维特根斯坦指出两者之间并无特别密切的联系，意在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哲学与科学关系不大。因此，对科学之新发现或新发明的期待，恰恰构成了哲学的一个障碍。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对于新的、闻所未闻的消息的期待。”[7]（P289）（附录§56）

　　 由此，我们即可看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区别之一，是它们对经验持不同的态度。科学的发展，除了一部分纯理论研究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经验事实的不断发现和累积。达尔文之演化论的提出，和他之前环球旅行所收集到的大量材料，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对科学而言，这里所说的经验，除开博物学意义上的材料收集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地改进实验条件，在多次实验的基础上不断发现事实。但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解中，哲学在根本上对经验的东西不感兴趣，他说：“人们也可以将这样的东西称为哲学：在所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之前就已经是可能的东西。”[7]（P289-290）（附录§57）哲学在这里，被理解为某种纯思想意义上的东西。

　　 1932～1933年，维特根斯坦在重返剑桥之后，开始了新的哲学思考；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一部规模巨大的《大打字稿》，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对元哲学问题的思考。对这一部分内容，维特根斯坦总体上是“非常满意”[7]（Pⅳ）的，因此将其收入到后来的《哲学研究》之中。在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明确提出，许多哲学问题之所以出现，在于人们对语言有一种不恰当的使用。维特根斯坦说：“在哲学的理论和无休止的争论中，我们发现有这样的语词，从日常生活角度来说，其意义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却被在一种超级物理学的意义上加以应用了。”[7]（P299）（附录§96）此处的“超级物理学”，即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即有一些语词，它们的意义在日常使用中是非常明白的，而一旦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使用之，则产生许多虚假的理论，以及对它们的没完没了的争论。

　　 有了如上认识，维特根斯坦解决哲学问题的办法，则顺理成章，他说：“我们将语词从其形而上学的运用中再次地引导回其正常的运用中来。”[7]（P281）（附录§21）“哲学的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回顾。我们记起，我们实际上是按照这样的方式使用这些词的。”[7]（P289）（附录§53）这就是说，对许多哲学问题的解答，不像科学那样，通过改进或发明一个理论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应该从语言的角度着手，认识到许多所谓的哲学问题，其实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痉挛。因此，当我们以正常的方式使用语言时，哲学上的许多问题，即可自行消失。

　　 在1933～1934年完成的《蓝皮书》中，维特根斯坦对此问题有持续的讨论。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史上，“什么是……”是一个最基本的发问方式。针对这一提问的方式，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在这里涉及哲学混乱的重要根源之一：一个名词促使我们去寻找一个与它相对应的事物。”[1]（P3）

　　 让我们以“什么是美”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事实上，关于“美”这个词的日常使用，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而且也不感到有什么格外的困难。但自柏拉图以降，哲人们开始不满足于这一“现状”，他们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对“什么是美”这一问题的回答，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有关美的所有问题。而在这一提问中，“美”作为一个名词的出现，促使我们去发现一个与此相对应的实体。这样一种思路，存在着两个大的问题：1．当我们将“美”这个词从其日常性的多样使用中“抽象”出来，而只以名词的形式出现时，事实上已犯了“过度概括”的错误；2．我们对与“美”相对应之实体的寻求，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意义理论之上，即一个词的意义来源于与其相对应的实体。

　　 而之所以出现以上的问题，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往的哲学家们将形而上学混淆于科学。有学者指出，“科学具有一种对概括的渴望，它通过把个别情况统摄到一般法则之下来解释事物。”[8]（P305）以上关于美的形而上学追问，即不适当地套用了这一科学模式。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对形而上学有持续的批判，他在多个地方不断指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对事实和概念的混淆，即“我们用科学问题的形式来表达关于语词的语法的含糊不清。”[9]（P139）维特根斯坦还说：“形而上学的根本之处：没弄清楚事实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区别。形而上学问题总带有事实问题的外表，尽管那原本是概念问题。”[9]（P10）“对形而上学来说具有本质性的是：它抹杀了事实研究与概念研究之间的区别。”[9]（P10）对维特根斯坦的如上说法进行概括，即可清楚地看到：1．科学是研究事实问题的；2．形而上学本是研究概念问题的，但它误以为自己是在研究事实，因此以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3．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继承者，哲学不同于科学；4．哲学研究是一种概念研究，它不关心事实。

    维特根斯坦关于科学与哲学之关系的讨论，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构成了挑战，他指出：“大致说来，按照古老的观点——比如（伟大的）西方哲学家们的古老的观点——存在着两类科学意义上的问题：本质的、伟大的、普遍的问题，和非本质的、可以说偶然的问题。与此相反，我们的观点是：绝不存在任何科学意义上的伟大的、本质的问题。”[7]（P278）（附录§4）因此，对哲学而言，它就没有任何伟大之处，也不探讨所谓普遍的本质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在根本上并不存在。这也就是说，传统哲学虽然为自己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但它对科学之工作方式的仿效，使其从一开始即走错了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不是物理学，古典哲学却正好经常地普遍地被当作‘元物理学’（Meta-Physik）去掌握，当作处于实在的、可支配的，抓得上手的东西的背后的东西去掌握。”[10]（P103）如此一来，传统哲学对其所讨论的问题，几千年来毫无进展，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这是否就意味着形而上学是毫无价值的呢？维特根斯坦不这样看。但他同时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还从事哲学研究，的确不应再继续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进行了。卡尔纳普则认为，形而上学的陈述没有任何认知意义上的价值，它的作用主要在于某种情绪的表达。但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不再对形而上学持一种简单的拒斥态度，而是认为“形而上学不能给我们提供科学意义上的真实陈述，但却能够提供一个以概念为形式的整体框架。这一框架包含了对人类与世界及超验之间的关系的各种基本设想。”[11]（P246）

    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人们一般都会谈到的一点，即科学是进步的，而哲学则否。韩林合说：“科学旨在描述、解释自然现象（自然科学）或为这种研究提供抽象的理论框架或规范（逻辑、数学），它构造出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解释或假说体系，或提供越来越严密、繁杂的演绎系统结构，因而它是前进性的。而哲学只追求清楚、明晰以消除因对语言的误解而来的困惑。”[2]（P211）

    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进步的观念并非是人类从一开始就着意追求的，“受培根的影响，进步，特别是科学进步才成了人类的一个理想，成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11]（P111）我们知道，培根提出了“新工具”即归纳法，倡导实验的方法，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也就是从那时以来，进步的观念才成为人类的一个理想。虽说进步的观念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才流传开来的，但在不断流传的过程中，它逐渐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文明的一个特征；而在这个意义上的“进步”，则早已不限于科学领域，而成为许多人的信仰了。

    科学在多种意义上体现出进步的特征。“科学的任务是解释世界”[11]（P33），因此，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做出一定的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哲学并不提供这类知识。维特根斯坦指出：“人们有时说，由于没有研究过哲学，所以无法对这种或那种事物作出任何判断。这是恼人的胡说，因为它的虚假理由是说哲学是一门科学。”[12]（P38）

    在关于哲学是否提供知识这一问题上，罗素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在《哲学问题》中，罗素说：“哲学和别的学科一样，其目的首先是要获得知识。哲学所追求的是可以提供一套统一的科学体系的知识，和由于批判我们的成见、偏见和信仰的基础而得来的知识。”[13]（P128）罗素强调说，哲学在于批判，因此在他那里，哲学尽管和其他学科一样，要提供相应的知识，但他这里所谓的知识不同于科学知识，而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的知识。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讲，“科学的进步便是不断提出更严格、更尖锐的新的假设。”[11]（P96）而不断提出新假设的过程，即是一个不断构造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过程。科学以构造理论的方式工作，而与此相对照，维特根斯坦始终认为，“哲学不是任何理论”[5]（P40）（4．112），而且不准备构造任何理论。一句话，哲学的工作和构造理论没关系。而维特根斯坦之所以不断强调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指出的，是因为在传统上，形而上学家们试图模仿科学的工作方式，构造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理论。维特根斯坦当然不会同意这一点。

　　 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有关此说法，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从本文的视角看，这在一个意义上说明了，整个西方哲学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步。而哲学之所以无法取得进步，维特根斯坦认为其“原因”在于：“我们的语言还是一仍其旧，它总是一再地诱导我们提出相同的问题。”[7]（P294）（附录§78）

　　 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1．形而上学因为混淆了事实和概念的差别，而且对其在表述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工具，也没有进行足够彻底地考察，这使得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同样的问题；2．我们的语言“一仍其旧”，表明许多哲学问题的出现，是我们不当使用语言的结果；因此，哲学问题的解决，不是对它的某种解答，而在于当我们一旦认清其问题的实质，哲学问题就自行消失了。

　　 科学以其自身的方式追求进步，而且事实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与此相反，哲学既不提供知识，也不构造理论，因此也就无所谓进步与否。维特根斯坦曾说，他们都走远了，我还停在原地，正表明了哲学家之不同于科学家的工作方式。但“停在原地”，并非是说哲学家在面对问题之时，只是呆立不动；而是说哲学家的任务，是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之上，通过一种语言的批判，从而寻求对相关问题的通贯理解。

　　 科学之迅猛发展，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亦带来了观念的巨大变迁。在科学的时代，“进步”成了许多人唯一的信仰。于是，进步即意味着新鲜、美好和绝对的正确，而一切既有的东西都是保守、反动和落后的。青年胜于老年，未来无比光明。二十世纪此起彼伏的激进政治，正是以上述观念为其意识形态的。进步主义的价值观，最看重的是速度。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迫切地希望进入一个美丽的新世界，甚至不惜为此而不择手段，但其最终的后果，却是对既有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47年，维特根斯坦在其笔记中，对进步主义的信仰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科学技术时代的信仰，对于人类来说是预示末日的先兆，这并不荒谬。这种关于巨大进步的观点，与那种认为真理最终将被认识的观点一起，都是一种幻想。对于科学知识没有任何美好的或称心如意的东西，而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类将会落入陷阱。”[12]（P78-79）在维特根斯坦写下这段笔记的时候，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两年时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历史，对人类提出了有力地警告：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未来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光明。

　　 与维特根斯坦视科学与哲学判然有别的观点不同，罗素认为在科学与哲学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尽管他并不因此而否定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尽管如此，在对科学主义的态度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一样，都对其危险的一面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罗素说：“科学并没有给人类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它使社会获得更大的力量，去放纵自己的集体激情，但通过社会的更加组织化，科学降低了个人激情的作用。人的集体激情主要是一种罪恶的激情，其中最强烈的是针对其他群体的仇恨和竞争。因此，现有所有使人得到放纵激情之力量的东西都是邪恶的。这就是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的原因。”[14]罗素的这一批评表明：1．科学并未使人类更道德；2．“集体激情”的罪恶，正在于无人对其所作所为负责，而科学一旦被这样一股力量所征用，必然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想想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即可知道，罗素这里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主要从进步观念的角度，讨论了维特根斯坦对科学与哲学之关系的看法，并对进步主义/科学主义的问题，有一个延伸性的评论。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本然的意义上，科学与哲学有别，而且哲学问题的解决，亦不依赖于科学的进步。但这是否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对科学持一种简单拒斥的态度呢？维特根斯坦写道：“科学进步对哲学有用吗？当然。揭示出来的实际情况减轻了哲学家的负担，不必再去设想某些可能性。”[9]（P5）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简单提及这一问题，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态度，即虽然我们不一定认同哲学科学化的主张，但也绝不能因维特根斯坦严格区分科学与哲学的观点，从而在哲学研究中对科学知识持一种简单拒斥的态度。正如有学者所倡导的，“能揭示世界真相的是科学，而不是那些被科学淘汰了的过往哲学体系。今天的哲学学者应该诚实对待科学知识的积累，应该努力认真学习科学，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哲学思考。”[15]（P61）维特根斯坦在从事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正是这样做的。许多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史不甚熟悉，但他积极学习现代逻辑、数学和心理学等科学知识的努力，在其哲学工作中有清楚地体现。而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研究是基于对科学的无知，是仅仅在阐释一百多年至数百年前的某个哲学体系或继续那些哲学思辨，那将难免使得哲学这门学科越来越孤立，使得它只能靠哲学学者的自我欣赏甚至自欺来维持。”[15]（P62）事实上，哲学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状况，除开时代的原因以外，许多哲学学者那种过于封闭的工作方式，对此也脱不了干系。

    在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研究中，最常见的划分方式，是将其前后期哲学区别开来，事实上，本文在论述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也默认了这一近乎为常识的理解。当然，基于这一划分，人们对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之间的关系，就有不同的诠释和理解。但在此小节中，笔者所谓的“两种哲学”，并非是对这一常见理解的指称，而是采用了韩林合的说法，指作为体验的哲学和作为职业的哲学。

　　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是因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作为体验的哲学即真正的哲学，其实是无言的、沉默的，人们一旦进入到这样的哲学境界，即在一种幸福的生活中体验到极大的欣喜，因此就不可能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韩林合说：“作为体验的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处在相异的平面之上。”[2]（P87）

　　自然科学是可说的，但它对于真正的哲学，即回答人生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在根本上是无能为力的。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觉得，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悉数获得了解答，我们的人生问题还完全没有被触及到。”[5]（P119）（6．52）这就是说，科学意义上的进步，对于真正的哲学问题的解答，是毫无助益的。

    如果严格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标准，《逻辑哲学论》一书所做的工作，其实对于真正的哲学而言，本身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因此，他在“命题”6．54中建议，对待此书的正确态度，是应该仅仅将其当成是一把梯子，一旦达到正确看待世界的目的，即可将其丢置一旁。但是，在真正的哲学之外，职业哲学家们的工作，当有其自身的任务和方法。

　　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作为职业的哲学，其任务在于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使命题的意义得到澄清。在4．112中，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目标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的结果不是‘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5]（P40）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严格说来，只有科学或日常生活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不存在所谓的“哲学命题”。

　　石里克也说：“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16]石里克的这一观点，从命题的角度出发，对科学与哲学做出了区分。但要指出的是，对于石里克所谓的“证实说”，并非是维特根斯坦一贯的观点，而只是在30年代的某一阶段曾持有过。

　　 维特根斯坦还说，“哲学应该使思想变得清楚，应该清楚地划出思想的界限，否则，它们可以说是混浊的、模糊的。”[5]（P41）（4．112）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提出的指控。即使在今天，在许多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人看来，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的晦涩难解，恰恰是其深刻的表征。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那不过是中毒的征兆，而“逻辑分析是一种解药。其意义在于终止人们在反思语词时的胡搅。”[9]（P27）

　　 在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使命题的意义得以澄清之外，前期维特根斯坦还认为，职业哲学的另一项任务，是劝阻人们不要任其冲动而就形而上的事项东说西说，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指出：“如果另一个人想就形而上的事项说些什么，你就向他指出他没有给予他的命题中的某些符号以任何所指。”[5]（P120）（6．53）与传统形而上学力图解释整个世界的勃勃雄心相比，这个意义上的哲学工作，“微不足道”且更多否定的意味。

　　 在如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谈到，维特根斯坦虽对形而上学抱有同情，但从严格哲学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形而上学的表述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传统形而上学混淆了事实与概念之间的区别，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工作如科学一样，是对世界提出总体性的解释。

　　 科学的方法论之一，即还原论，因此，科学在面对外部世界中的种种事物时，它不满足于对表面现象的解释，而总是力图通过还原论的方式，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寻求事物构成和运行的内在机制。传统形而上学中的许多问题，采用的就是这种科学的追问方式。因此，当我们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回答是“水”、“火”或任何什么别的东西，这样一种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方式，事实上就是科学的方式。但是，“世界”的概念和“水”的概念，又的确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用H2O来定义水这种物质的结构，却无法以同样科学的方式，对世界的结构做出定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无法对“正”、“善”、“美”等概念做出科学意义上的定义。

　　 从以上视角出发，前期维特根斯坦虽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但他本人的工作方式，其实并没有脱离对科学思维方式的模仿。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全体事实的集合，事实是由基本事实或事态构成的，而基本事实或事态，则是对象在某种形式中的组合。以大致同样的思路，维特根斯坦将语言分析为命题的集合，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而基本命题则是名称在某种形式中的组合。对世界和语言进行充分的分析，其最终的结果即是对象和名称，而在这两者之间，名称代表对象，对象是名称的所指或意义。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相信，“通过还原，确切地说，分析，可以言说的东西才显露出它的真实结构。”[10]（P108-109）

　　 但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那样一种脱离语言使用的实际状况而所进行的逻辑分析，其实不过是一种病态的产物。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进一步批判，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任务不是去创造一种新的、理想的语言，而是去澄清我们的语言、现存的语言的语言用法。其目的在于消除特定的误解，而不在于从头创造真实的理解。”[9]（P10）简而言之，哲学是就我们语言的日常用法进行澄清，以消除可能的误解。因此，在哲学研究的工作中，就不需要发明任何新的概念。维特根斯坦说：“所有的深思都能够以比我以前做出它们时更为平淡无奇的方式做出。正因如此，在哲学中不需要应用任何新的语词，相反，语言的旧有的、日常的语词就足够了。”[7]（P290）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对其早期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哲学的工作，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低调和平实得多。在哲学中没有什么惊奇，而只有细微的辨析和真切的理解。

　　 与科学相对照，陈嘉映指出，照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描述世界不是哲学家的任务，哲学家的任务是检验我们描述世界的手段或者概念，科学家可以制造新概念，哲学家不可制造新概念。”[17]（P25）“哲学是概念考察，概念考察的目标不是提供新知识，而是澄清意义。”[17]（P27）

　　 而澄清意义的过程，即是对语词在其具体使用中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差异的细微辨析。在这样一种观点中，“哲学不应一味地追求现象之间的相似性、统一性，不应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现象的更一般、更精确、更完善的解释，不应关注什么现象之下的本质，而只应关注现象间的差异性，关注现象本身。”[2]（P203）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这一哲学观，与传统哲学中普遍流行的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路，存在极大的差异。

　　 在后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拒斥过度概括，强调对语词用法间细致差异的考察，意在消除可能的哲学误解，但这一思路，并不意味着他将哲学等同于语言学。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的确常引人误解，包括大名鼎鼎的罗素。

　　 有学者说：“在维氏看来，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是找到有语词所标示的这些功能用法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找到使得我们的自然语言机制得以隆隆运作的真实程序。”[18]我们认为，说维特根斯坦关注语词用法间的差异，这是对的；但要说他将哲学的任务规定为是对自然语言运作的“机制”或“程序”的发现，即将维特根斯坦对哲学语法的考察等同于语言学的工作，则是对维特根斯坦的极大误解。从科学与哲学之关系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迥然有别于科学，如此一来，则怎么可能以发现某种“机制”或“程序”为己任——那明明是科学的工作。

　　 在《哲学研究》第109节[19]，维特根斯坦与科学相对照，相当集中地表达和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观。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即以这一节的内容为基础，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进行概括，他认为哲学：1．对经验没兴趣；2．不构造任何理论；3．不对世界进行任何解释，而只对语言的用法进行描述；4．消除我们因对语言的误解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这样一种对哲学的理解中，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亦得到了清楚的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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