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中国为什么

李约瑟难题

  中国是有着璀璨文化的文明古国，除了古代的“四大发明”之外，十七世纪曾经有着上千项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创造，中国占据着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科技成就，可谓世界科技与文明的中心。如果这个时候有诺贝尔奖的话，估计中国人几乎会包揽各个领域的奖项，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科技成果占全世界成功的比例却不到百分之一。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过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指出：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与经验方面均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最后却被西方远远甩在后面，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几乎

李约瑟难题

  中国是有着璀璨文化的文明古国，除了古代的“四大发明”之外，十七世纪曾经有着上千项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创造，中国占据着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科技成就，可谓世界科技与文明的中心。如果这个时候有诺贝尔奖的话，估计中国人几乎会包揽各个领域的奖项，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科技成果占全世界成功的比例却不到百分之一。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过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指出：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与经验方面均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最后却被西方远远甩在后面，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几乎都没有露脸

翻开任何一本关于科学的书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科普类书籍，中国人的名字在书中出现的概率极低。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就以“物理”学科为例，在这门科学中，中国古代科学基本是缺席的，这门以物求理的科学被西方国家牢牢占据着绝大部分领域，力、声、光、电、磁等等，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影子。如在天文学方面，中国的历史课本中的确出现过一些大名鼎鼎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比如张衡、祖冲之、甘德、石申、贾逵、刘洪、何承天等等，但大多以研究占星术、历法等闻名，如果我提出在这个领域的西方的科学家你就彻底明白差距了。在天文与宇宙方面，先后有亚里士多德提出过地心说；托勒密提出过本轮说，以修正地心说的误差；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为宇宙的中心；开普勒提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阐述行星围绕太阳运动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周期定律；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阐述行星运动的力学本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霍金对宇宙黑洞和时间问题的思考等等。相比之下你就明白，为什么教科书上中国人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性。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张双南教授认为，在人类认识宇宙的7次飞跃中，中国的贡献几乎是零。而在其他的科学领域，情况基本相同。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贝尔发明了电话、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伏特发明了电池、牛顿创造了微积分、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特斯拉发明了交流发电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史蒂芬森发明了火车、约翰·贝尔德发明了电视、电冰箱被认为是瑞典工程师柏拉腾和孟德率先制成、冯·诺依曼发明了电脑、巴丁发明了晶体管、奥本海默团队造出了核武器、冯·布莱恩发明了导弹、西蒙·莱克发明了潜艇、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报、诺贝尔发明了安全炸药等等。可以说，当今全世界的绝大部分发明创造也跟中国人无关，我们用的电、手机、冰箱、汽车、电脑等等，都由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发明，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发明者居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中国人智力不够还是另有隐情？

因为妄想先生大学是物理学物理，还是以物理学中的天文学为例。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与亚里士多德首先根据天文观测提出地心说的模型，之后由托勒密将地心说推向顶峰，这一理论统治了西方国家一千多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是无法感知到地球自身的转动，每天观测到的是太阳的东升西落，自然就得出地心说的结论，这一理论符合人们日常的观察。虽然这个理论能解释太阳东升西落的规律，但在对其他行星和恒星进一步观测后发现，很多行星居然出现逆行。坚决支持地心说的希腊天文学家希帕克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提出了本轮说，认为每个行星沿着自己的小本轮运动，这些本轮的中心又沿着更大的均轮环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这一理论能解释一定的问题，但矛盾却是越来越多，为了更加精确描述所有的天体运动，就需要不断地在小本轮上不断地增加更小的本轮，比如为了解释行星逆行和亮度变化的问题，据说本轮和均轮有时要加到约80个才能符合观察结果。哥白尼觉得这种说法并不科学，他换一种视角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于是很多事情就解决了，更不需要所谓的本轮和均轮。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经过20多年仅凭肉眼高精度的观测，发现许多新的天文现象，他观测到彗星、超新星，并将一年的时间精确计算到一秒之内，提出宇宙结构体系，曾于17世纪传入中国并广泛接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天文观测数据。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开普勒经过数十年的数据分析，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再加上牛顿的力学，就可以定量的对天文进行精确地运算和预测了。

中国人却没有研究这些现象之后的规律，但单从观测方面来讲，我国是比西方国家要先进，但最后通常都演变成占星术和历法，这统统为生产和生活服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与文明的差异。中国的文明来源于农耕文化，部落内部有着稳定的关系，而部落的区域一般是固定的，这样就导致部落成员对血缘与亲情情有独钟。这样的文化一直延续至今，普遍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情是大于理的，中国人尤其重视血缘亲情，也看重关系与人脉。从中国的古代文学、教育家、思想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端倪，孔子倡导仁爱、礼仪；道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中心思想为“义”；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兼爱、非攻；荀子提出“礼”。基本都是阐述关系、天地、人情等方面的思想，更谈不上对科学方面的研究和定量分析。农耕文明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思想上，还有行为上的，中国人崇尚的是仁义道德和礼仪实践，这也就导致一些列的科学探索都是为生活及农业服务的，包括占星术与历法。

基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古代的贡献更多的是技术发明而非科学发现，司南被认为是中国重要的发明，需要极低的摩擦与特殊的处理，但按照古代的制作工艺是无法制作成功的。教科书当中，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也是根据记载后人制作的模型，从现存的文物及出土的文物中均找不到，制作的模型没有标注和说明是后人复制的，这曾引起极大争议，最后在2010年退出了历史课本。鲁班作为著名土木工匠，发明了锯、钻、刨子、铲子、墨斗等木匠工具，都是从实践中反复研究，发明试验出来的。作为纺织家的黄道婆，在实际纺织中改革棉纺工具，总结先进的纺织技术，为纺织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都是基于实践得出来的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方式，是技术与经验的总结，谈不上对真理与科学规律的探究。

中医和京剧被认为是中国的两大“国宝”，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说明中医是一项优秀的文化遗产，但并不能说明其科学方面的成就。中医中许多概念很难找到真正的科学依据，比如人体器官与星相对应，人体的气与金木水火土相关，人体中的阴阳平衡等，对药材、针灸本身的科学性原理和治疗机制阐述甚少。《神农本草经》、《皇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脉经》等，基本都是对各种药草的尝试和实践的经验总结，没有进入到定量与科学本质的探索，这是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之处。天文的观测更多的也仅仅是局限于数据的记录，没有在现象的基础上迈进。古代的造纸、印刷术、火药等，大多数的工作都是用经验和事实总结出一套有效地方法，发明有效地技术手段与工具，高效的服务生产与生活。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古代的著作应该算是一部汇聚经验和发现，并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的说明书，但并没有深入揭示科学真理，这是基于中国的农耕文化产生的，有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式科学”。换句话讲，我们的科学是为生活和生产直接服务的，重视应用和效果，但对其中的理论探究的不多。

与中国典型的农耕文化不同的是，西方文明诞生于游牧、航海等各种不稳定的环境，他们缺乏固定的安居之所，经常性的迁徙造成不安定的漂泊状态，接触的人也不是固定的。这有别于中国将“情”视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大量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血液关系相对被淡化，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也尤其重视自由，因为只有独立自由的才可以制定公平公正的规

则，然后一起来遵守。如今的许多西方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也深刻反映出自由、独立的重要性，美国矗立的“自由女神”也一个极好例子。“自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追求自由的西方人在探索自然时，追求的是事情的本质，他们无需为农业和生活服务，更加自由而纯粹的追求未知事物的真相，也更加理性和独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是被生活牵绊的，因为总结的规律一般需要为生活服务，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服务，否则就没有价值与意义，但西方的这种追求自我与自由的文化氛围对科学探索的目的就单纯和纯粹的多，这也直接导致两种决然不同的结果。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别绝不是智力层面的，而是根植于内心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导致我们认为和谐、友爱、仁义、道德的重要性，中国不缺乏提出问题的人，但回答问题的往往是被文化深深浸染的人，这就导致问题解决方式会被传统文化影响。据我的理解，《论语》中谈到鬼神的问题时，孔子认为鬼神现象的确存在，但是与人是有差距，最好能各安其道，不要混在一起，显然他并没有深入分析鬼神是否具有科学依据。两个儿童去请教孔子，问中午太阳大还是早上太阳大，这就是“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但孔子全程都没有给答案，也没有给出科学分析，中国的祖先们也未将这一问题当做一个科学之谜来研究。其实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不同的文化有各自的差异，文化差异带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中国大学培养的本土诺贝尔奖得主寥寥无几，中国籍诺贝尔奖获得者更是少得可怜，最近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和屠呦呦让我国这么多年在诺贝尔奖上终于有了突破。截止到2016年为止，西方大学培养的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人数却让我们羡慕不已，如哈佛大学151人、哥伦比亚大学101人、剑桥大学90人，芝加哥大学89人、麻省理工学院83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69人、牛津大学58人、斯坦福大学58人、耶鲁大学52人，荷兰的莱顿大学也有16人、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有15人、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4人、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13人等等。其中主要以美国、英国居多，美国总共有356人获奖，英国也有121人、德国104人、法国59人、瑞典29人、瑞士25人、俄罗斯23人、奥地利21人、意大利19人，这

其中有一些国土面积不到中国一个省的国家获奖人数也远超中国。

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聪明的大脑，而是毫无顾忌的投身于纯粹而自由的科学研究当中，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追寻伟大名族的科学复兴之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中国无数的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定可以解开“李约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