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明治维新：一场“中国事情”如何迅速转化为“日本知识”的？

雷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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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7月8日，四艘黑色外国巨舰突然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江户湾（今东京湾）水面。这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将率领的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此行使命是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信交给日本政府。佩里得到指令，如果日本最后拒绝，可以使用武力迫使日本开国。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

这是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由此，日本被迫开国，进而维新，大踏步迈入“现代国家”。而在日本开国和维新的过程中，恰恰是中国起了西方与日本双向互动的窗口、中介作用。这种窗口和中介作用，对日本的开国和维新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这一年，中国的大门已被打开整整十三年，中外贸易迅速增长，上海正在成为崛起的东方大都市。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正式并入美国已经五年，同时，俄勒冈领土正在大规模开发。美国已然成为太平洋国家，如能横跨太平洋，将大大缩短到中国的航行时间，减少正在快速增长的对华贸易成本，甚至有可能与此前对华贸易独占鳌头的英国一争高下；同时，美国捕鲸船队在大西洋竭尽全力但所获递减，逐渐将作业中心移到太平洋深处鱼场，靠近日本附近海域。无论是跨洋贸易的商船、海军的炮舰还是捕鲸船，都需要日本提供港口，作为补给食品、水、燃料和避险之用。然而，日本此时仍在实行有200余年历史的严厉的“锁国”政策，只有长崎一港因历史原因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进入贸易，当然也有严格管制。1825年，幕府还颁布了《异国船只驱逐令》，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异国船只靠近海岸线，就要设法驱逐，可以使用武力，与其进行任何沟通、提供补给都是违法的。如何尽快打开日本大门，成为美国的急迫要求。

要打日本大门，首先要了解日本。日本严密锁国，很难管窥一斑，于是中国的澳门、广州和香港，成为西方了解日本的窗口和中心。

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占据的澳门是传教士的重点，广州允许欧美商人在城外设立商馆，虽然规定外商只能临时居住，而且有严格的活动范围限制，但一些传教士也来到商馆，寻找机会向中国内陆传教。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据，成为传教重点。

1829年秋，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前往广州，在黄埔港的美国商馆内住下。1832年5月，他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作者主要是传教士，是第一份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英文刊物，也是第一份“汉学”刊物。文章内容包括中国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地理、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中国丛报》共发表各类文章近1400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占90%，也有少数关于东亚其他国家的文章。其中关于日本的文章虽然不多，却成为西方了解日本的重要信息源。这些文章介绍了日本的地理位置、区划、山川、物产、人种、政治、法律、风俗、宗教，还介绍了本土的神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对天皇制度的历史渊源和现在与幕府的关系也作了介绍分析，澄清了西方的许多误解。但日本严厉锁国，传教士也难进入日本。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如何进入日本，更详细地了解日本。

1831年11月，日本的一艘运粮船从爱知航向江户，途中遭遇风暴失去控制，在水上漂流。一年多以后，船漂到美国俄勒冈的一处海岸，原来的17名水手只有三人生存。这三名水手被印第安人俘获为奴。直到1834年5月，他们被一名好心的美国商人解救出来，接着被经英国送到中国澳门，希望能从澳门回到日本。1835年底，他们到达澳门，被安排在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家中。郭实腊对语言一直感兴趣，不仅学习中文，还学习朝语，现在正好跟这三位日本人学习日语。1837年3月，又有四名日本水手因海难漂流到马尼拉，接着被送到澳门，仍被安排在郭实腊家中，为他学习日语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传教士郭实腊

1837年7月，《中国丛报》发表了郭实腊介绍、分析、评论日语的长文。他对日语的语音、词汇的基本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对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的构成和用法作了详细说明。有意思的是，郭实腊此文提出日语是东亚最精致完美的语言，比汉语更容易吸收西方知识，相信拥有日语这样的民族一定会拥有高度的文明。不知从语言论断一个民族是否开放、是否可能拥有高度文明之论有多少语言学依据，反正后来的历史证明他至少“蒙着了”“猜对了”。

就在发表关于日本文章的1837年7月中旬，郭实腊和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乘“马礼逊号”（Morrison）前往日本，想把流落在外的七名日本水手送回日本，同时他们也能藉此踏上日本国土。船经琉球于7月30日到达日本江户湾水面，但没想到在登陆时不断遭到日本海岸炮击，一发炮弹还落到甲板上，他们只得放弃江户湾登陆计划。在返航途中，又想从鹿儿岛登陆，仍被炮击，最终无功而返，于8月底回到澳门。

回到澳门后，卫三畏即在《中国丛报》发表了长文《“马礼逊”号琉球、日本航行记》，对琉球、日本作了最直观的介绍。卫三畏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早在1833年6月就来到广州，在广州城外为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　Church）创办印刷所，随后又接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印刷所。当时清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在广州城居住，也不允许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但卫三畏还是想方设法通过种种途径学习汉语，并曾与郭实腊一起向那几位日本水手学习日语。他曾协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负责广州地区的发行，1847年接替裨治文成为主编。

传教士卫三畏

佩里的舰队是1852年11月从美国佛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启航，经加那利群岛、开普敦、新加坡，于1853年4月初到达澳门、香港，停留达二十天。除了添加补给外，也能近距离进一步了解日本。到达港澳后，佩里向卫三畏详细打听日本情况。他知道日本虽然锁国，但对中国、荷兰网开一面，一直用汉字，所以将美国总统的信交给卫三畏，由卫三畏提供了汉译本。离开港澳，佩里舰队又驰向上海，在上海停留了近半个月。为了稳妥可靠，他又请上海美国领事馆一位在荷兰出生的外交官将总统的信译为荷兰文。之后，佩里舰队直驰琉球。三畏也从澳门乘船来到琉球与佩里会合，然后前往日本，卫担任舰队翻译。

佩里舰队出现在日本海面的1853年毕竟不是“马礼逊号”被日本炮击的1837年，这16年间发生了一件震撼日本的大事——中国的鸦片战争。日本听说比它强大得多、先进得多、一直是它景仰、学习对象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居然被小小岛国英国打败、被迫打开大门，不能不震惊异常。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渠道获取中国鸦片战争的情报。虽然长期闭关锁国，但日本一直注重海外情报搜集，规定长崎港的中国和荷兰商人必须向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被称为“风说书”。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最初就是通过风说书传到日本的。日本将鸦片称为“阿片”，有关鸦片的风说书就被称为“阿片风说书”。这些风说书属于官方秘密文件，由长崎地方官上交幕府，只有幕府高级官员才能阅读，但阿片风说书的内容还是通过种种渠道传到了民间。

日本对中国鸦片战争的一个直接的制度性反应是1841年放宽了《异国船只驱逐令》，规定如果外国船只提出要求，地方官可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1842年，正式废除《异国船只驱逐令》。

郭实腊1833年在广州外国商馆创办的中文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传入了日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纸，郭实腊创办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但他发现当时中国人有强烈的“华夷之辨”的观念，认为非华夏文明都是野蛮不文的，因此很难接受基督教。如果要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首先要破除其他文化、文明都是“蛮夷”的观念，接受西方文化是与中国文化并存的另一种文明、文化。所以，这张报纸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科学和历史文化知识。

这份中文报纸因经费问题于1838年停刊，五年来一直未引起中国人重视。鸦片战争后，仍未引起更多重视。相反，零星传入日本后，在鸦片战争大背景下，却引起了日本的重视。前述英文刊物《中国丛报》是西方了解近代中国、日本的窗口，此张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则是中国、日本了解西方的窗口。可惜，这张在中国境内创办的中文报纸，对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有限，却成为日本的“窗口”。

参加过鸦片战争的魏源写的《圣武记》在1842年出版，不久就传到了日本，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注意。魏源曾入两江总督裕谦幕，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亲身体验了战争的失败，裕谦的战败自杀给他刺激尤其强烈。为总结战败教训，他立志著书，出版了《圣武记》，叙述从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征战史，分析军事制度、军事地理等因素，探究防御强敌之法。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引起幕府高官重视，当时的政治家和一些后来对明治维新起了重要作用的人，如佐久间像山、吉田松阴等都认真读过此书。

日本对鸦片战争信息的搜集甚至包括中国的笔记诗文。例如中国的竹枝词、棹歌体诗保存了大量的地方史料，可以“补志乘之不足，备采风之选录”。1846年，浙江平湖沈筠辑刊《乍浦集咏》十六卷，其中有英国侵略军攻入乍浦城后种种暴行的竹枝词80余首。此书当年就流入日本，有人又专门将这80余首谴责英军暴行的“英吉利夷船”编为《乍川纪事咏》《乍浦集咏钞》作为“警世之书”于1848年出版。日本正值被西方列强“叩关”前夜，此书记述英军在中华大地上如此恣意妄为，确对日本起到警醒、启蒙作用。竹枝词、棹歌体向不为中国的文人雅士所重，但日本对此书却如此重视，足见其了解鸦片战争的急迫。

1844年，荷兰国王专门通过荷兰商馆致信日本幕府，正式促请日本注意中华帝国已被英国打败的事实，世界形势已经大变，西方的政治和通商活动将遍及全球，日本无法独善其身，也将面临大变，应当主动开放，积极参与世界之变。虽然幕府仍坚持闭关锁国，通知荷兰商馆此类信今后不用拆开即直接退回，但毕竟也通过正式渠道知道了以中国国门被暴力打开为标志的世界形势的剧变。

中日一衣带水。对鸦片战争了解越多，日本越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大门马上也要被列强暴力打开，朝野越来越焦虑。如何应对、抵抗即将到来的西方挑战，一时成为有识之士讨论、争论的焦点。他们首先“求教”的竟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本在明代就传入日本的兵书。

对日本来说，戚继光当然不陌生，但并非因为他“抗倭”，是自己的敌人，而是因为他的兵法对自己“有用”。早在1727年，学者荻生徂徕就有感于当年丰臣秀吉在朝鲜大败于明军，详细介绍、分析、总结了以戚继光为代表的明代兵学思想，希望改革日本军制。他再三论述戚氏兵法主张以士兵军律、训练为中心。他强调军队整体战的重要性，希望改变日本以武士“独斗”为主的传统兵法。

倭寇主要是从海上侵犯，戚继光、明末浙江吴兴人茅元仪和“俞家军”首领、几乎一生都在抗倭、尤擅海战的俞大猷有关海战的内容也早早引起日本有识之士的兴趣和讨论。戚继光认为决定海战胜负的主要不是人力，而是船的大小：“福船（福建所造船）高大如城，非人力驱使，全仗风势。倭舟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故福船乘风而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非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茅元仪也强调船的重要性：“御倭者，必御之于海。所以设会战之法，谨战艘之修，仍事贵在有备。”俞大猷明确写道：“夫倭奴长于陆战，彼但见造船不备水兵，且为小舟。我则集大舰，造高大楼船，聚鸟铳于其上，又设炮石，遇倭船则发，辄令其摧压焦烂，此固我兵所长也。”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前200多年间，日本对戚继光等人兵法的介绍、引进还多少有些“纸上谈兵”、防患未然的意味，那么鸦片战争后，日本的有识之士则感到这是当务之急了。许多人认为戚继光的“防倭”方法、兵法，大可用于现在防御西洋的军事侵略。虽然还没有直接面对西方军队，但通过对中英鸦片战争的了解，他们对以操练为中心、强调整体作战的西洋军队也开始有所了解，认为现在的形势不能依靠传统武士仅凭个人忠勇独斗抵御西方的军事侵略。在他们的观念中，西洋兵法与戚继光的兵学理论、思想、方法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以戚氏和西洋兵法改革军事体制的主张突然强烈。

这种改革当然引起一些武士反对，指责“学习中国人之军法，并模仿西洋人进行操练，此有悖于我皇国武士之风”，是对建立在武士勇武荣誉基础上的“独斗”的否定。但从上到下，识时务者仍是主流。

对鸦片战争的了解使他们认识到西洋列强主要是从海上进攻，依靠船坚炮利，无往不胜。所以他们不仅主张改革陆军制度，更呼吁要打破200多年禁造大船的命令。禁止建造大船，始于1635年宽永十二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执政，颁布了《武家诸法度》，规定禁教、禁止与海外通航，幕府相应地禁止建造五百石以上的船支。而现在主张解禁的理论根据，主要还是中国明朝戚继光、俞大猷、茅元仪防“倭冠”“倭奴”的论述。此时的有识之士强调：“戚南塘书中有云，水战斗舟不斗人，舟大者必胜，即指此事也。今天意欲于吾国土与异国决战，则必造大船，以顺此理。”还有人以戚继光水战兵法为依据，再三上书幕府，要求解除禁造大船令。中国明代抗倭的海战理论与“佩里舰队”的出现，使幕府终于在1853年秋宣布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并通过荷兰人购进西洋式大型蒸汽船。

用了西方武器，下一步顺理成章就是仿制西方武器，典型代表是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齐彬兴建的“集成馆事业”。他1851年继位，采用西式练兵方法，并以鹿儿岛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日本第一个近代西式工厂群的建设，生产新式武器和民用物品。岛津齐彬是领导萨摩藩执行富国强兵政策、最终在幕末崛起的领袖人物，并培养出了诸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批后来发动明治维新的英才。

中国的鸦片战争，使日本在“开国”前就开始了使用、制造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而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则迟至1863年才开始洋务运动。日本能主动“洋务”，在于以他人教训为自己借鉴，大大减低了日本转型的代价。

对他人经验，日本重实际而轻虚文。戚继光、俞大猷等明代抗倭名将绝不会想到，自己防御、抵抗“倭冠”、“倭奴”的兵法战法，几百年后竟为“倭冠”“倭奴”所用。日本并未因“倭冠”“倭奴”这种对自己的侮辱性词汇而坚决拒绝、批判戚氏等人理论。他们的兵法战法成为日本幕末引入西方现代兵法的中介，对日本幕末接受西方军制改革起到重要的铺垫作用，推助日本社会转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风说”为虚眼见为实。佩里率领的美国舰队果然来到大门口，其军舰比日本最大的帆船还要大二十多倍，恐慌的幕府最终破天荒决定允许几百名美国官兵上岸，并按佩里的要求派官阶相等官员隆重接受美国总统的信件。对信中所提要求，幕府表示要请示天皇才能决定。佩里同意了日方请求，告知日本政府自己来年春天将率一支更加庞大的舰队再来听取答复，然后启程返航，于8月底回到香港。

中国的鸦片战争与美国舰队展示的实力，使日本终于“开国”。

1854年2月11日，从香港启航的佩里舰队再次来到日本江户海面。这次有七艘军舰，炮火更强。3月8日，幕府与佩里在横滨开始谈判；3月21日，双方达成协议，签署了两国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幕府几乎接受了佩里提出的全部要求，开放下田和箱馆两处港口，向美国船只提供淡水、食品和煤炭，双方为流民提供救助，日本承认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馆的权利。此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跟进，日本的锁国时代正式结束。

佩里舰队此番到日本再次的“叩关”之行，除了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依然随行担任翻译外，还有一位中国人、卫三畏的好友罗森。卫三畏与罗森是全舰队仅有的两个会汉语的人，这次与日本的“对话”，主要靠此二人与日方彼此书写汉字交流。在日本期间，日本官员、文人、学者、僧侣对这位中国人非常感兴趣，纷纷与他交往，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的人则请他题字、写扇面，更主要的是通过笔谈，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信息。

佩里舰队这次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又在琉球短暂停留。不知是卫三畏还是罗森，因为整个舰队只有他们二人懂中文，将创刊不久的中文杂志《遐迩贯珍》二册送给当地人。《遐迩贯珍》是1853年8月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在香港创办发行的中文杂志，“遐迩”是“远近”之意，创刊号的题词有两首五言诗，其中写道：“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妙解醒尘目，良工费苦心。吾儒稽古今，赖尔作南针。”

《遐迩贯珍》

很明显，杂志的宗旨就是以贯通域外过去与现代知识为主，启蒙中国儒林士人。杂志译有伊索寓言等古代知识，更主要是介绍大量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当时的国际形势新变化，最近发生的新闻。其中包括土尔其现状、瑞典现状、美国黄金产量、旧金山社会教育、克里米亚战争等等，无怪乎后来有研究者将其称为当时中文世界最迅速、最全面的世界信息总汇。杂志也有中国报道，除了各种香港新闻外，就是对太平天国的报道、对清军与太平军的战况报道迅速准确。

这两本杂志，马上由琉球传到日本，引起了幕府的高度重视，将其复刻，要高官阅读，民间读书人也非常重视这本杂志。随佩里舰队到日本“叩关”返港后，罗森还将访日见闻以“日本日记”为名，交《遐迩贯珍》从1854年11月号起连载。1856年这本杂志停刊，但此前的旧刊仍是随后一些年日本的搜求对象。然而，这本创刊于中国香港、为日本所重视的中文杂志，在中国却不被重视，尤其不被掌握话语权的儒家士子、官员所看重。

对日本影响至大至深、起到震撼作用的，则是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撰的《海国图志》。1839年底，林则徐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有“师夷”仿造之意。作为高官，林则徐深谙国情，知道此书如果出版将会遭到严批，所以未将《四洲志》付梓。可是此书仍传了出去，受到责难。但林则徐已经感到中国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敌人，必须了解这个敌人、了解世界，并“师夷长技”，最后才能战而胜之。

《海国图志》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于1842年出版。

《海国图志》对世界五大洲和许多国家的历史、政治、地理、经济、宗教、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魏源在叙言中开篇就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作。”以夷攻夷，就要了解各夷、即了解世界，才能利用诸夷之间的矛盾、让其相互进攻；以夷款夷，就是利用诸夷之间的矛盾来维持和局，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中国应与各夷通商，使有关各夷为了自己利益而彼此牵制，达到息兵休战的目的；师夷长技，就是指学习、仿制夷之先进武器。他强调善师夷就能制夷,不善师夷者则被夷所制。

两国交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敌人武器强于己方，自己一定要千方百计学习、仿制，这本是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这却是万不可行的罪过。林则徐提出“悉夷”就承受了巨大压力，及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受到的抨击更为猛烈，群情汹汹，指责其为“溃夷夏之防”、“以夏变夷”、为“倡乱之阶”……当时即有人说“举世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很快，此书被禁。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传入数量极少，只有几本。由于在介绍欧美各国时必然要提到有的国家信天主教、基督教，虽然有关内容非常少，但因幕府严厉禁教，此书被禁。1854年，日本被迫开国，对世界茫然无知的日本急切需要了解世界，此书成为不二之选，随即解禁，幕府要求各级官员熟读。这本书强烈震撼了日本，到1856年各种版本就达23种之多，有的是原文翻印，有的为了让更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阅读，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还有一些日文译本，被称为“和解本”。

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是“锁国攘夷”还是“开国攘夷”，在日本国内也有激烈争论。《海国图志》对世界大势的介绍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使“开国攘夷”成为主导性意见。所谓“开国攘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翻版。佐久间象山是开国攘夷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读魏源的《圣武记》时就激动地写道：“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海国图志》解禁后，他更是认真阅读，写了大量读书笔记。他开设了“象山书院”，《海国图志》是指定重点读物，培养了吉田松阴等一批开国攘夷的志士。

吉田松阴后来主持“松下村塾”，《海国图志》也是指定重点读物。虽然吉田松阴主持松下村塾才短短两年，但这里却成为幕末培养倒幕维新人才的大学校。两年间学生不到百名，但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却都出自这里。因主张“倒幕”，在幕府为镇压尊王攘夷志士而制造的“安政大狱”事件中，吉田松阴于1859年11月被处死，年仅29岁。后来明治政府奖赏维新功臣时，松下村塾的不到百名学生中，有37名获得各级爵位或被追赠官位，吉田松阴本人被追封正四位，1908年由伊藤博文发起在松下村塾旁建立松阴神社。

与佐久间象山一同主张、提倡开国的横井小楠曾参与熊本藩、福井藩的开国、改革事业，成效卓著，广获名声。明治维新后，新政府邀横井小楠担任“参与”之职，参与权力中枢。在新政府的领导人中，因他年岁最高、且有改革实践经验，所以他的建议多被采纳，对明治政府的改革大有贡献。

横井小楠

但最初，他却是赞同、主张“锁国攘夷”，正是在认真阅读《海国图志》后，才一转而变为坚决的开国论者。他不仅主张使用、仿制西方武器，还主张学习其政治制度。由于日本是被美国打开大门，所以《海国图志》中的“美国篇”引起日本思想家的格外重视，横井小楠对美国制度赞赏备至，称赞美国“顺天意息宇内战争”“求智识于世界万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华盛顿所追求的共和政治“废君臣之义以求公共和平”，开拓了一条“通往以基于公论的公共之政为目标的国家之路”，推崇华盛顿为“白面碧眼之尧舜”。由器物、制度，他进入到信仰、文化层面。1869年1月，身居高位的横井小楠下班回家被保守派几名刺客杀害。

桥本左内是幕末著名志士，在18岁时就认真阅读了魏源的《圣武记》，并写有读后感。《海国图志》解禁后，他认真阅读并向他人推荐，对美国和英国部分尤其用心。得益于书中有关美国、英国的介绍，他的思想超越其他开国攘夷论者之处在于，他不仅主张仿制西洋武器，而且强调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是以商立国，强调商业、贸易的重要性。他还介绍分析了外贸中出口与进口关系，提出不仅出口有利于本国、而且进口也有利于本国。尤其难能可贵、甚至超越时代地提出与外国人交易不仅限于物品交易，“智慧之交易更为重要”。“智慧之交易”就是知识、思想的交流。有感于日本社会的固化，下层难以进入上层，才学之士仅因出身下层而无法担任官职，他破天荒提出应以“选举之法”来选拔、作用官员。但在1859年“安政大狱”中，他也被捕入狱，于当年10月被处死，年仅25岁。

桥本左内

从1854年解禁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十几年中，《海国图志》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正如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写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此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有感于此书在中日两国命运、作用的大不相同，梁氏紧接此句写道：“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岂不然哉！”

其实，日本有识之士早就对此书在中国被禁大为不解，大发感慨。盐谷宕阴在1854年翻刻《海国图志》的序言中就感叹道：“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未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亦为清帝悲之。”

1862年6月，幕府准备与中国通商，派商船“千岁丸”来到上海，这是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200多年来官方正式派遣的第一艘船只。连水手共有六十余名，有商人，还有一些以年轻下级武士为主的各藩藩士，来华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为了通商，有的为了解中国情况、获得中国最直接信息，由于隔绝甚久，日本当时对中国仍有推崇。23岁的藩士高杉晋作是吉田松阴的学生，一直在为维新奔走活动，对中国也非常推崇，希望了解、学习中国应对西方的经验。但到上海一段时间后，他不解地发现在鸦片战争被列强的先进武器打开大门二十余年后，清政府竟然仍禁止学习、仿造洋枪洋炮，禁止仿造军舰。他酷爱读书，尤其推崇《海国图志》，在上海尽可能多访问书店。他惊讶地发现，书店老板们和接触到的诸多读书人居然没有听说过《海国图志》！他沉痛又鄙夷地写道：中国的衰败在于不能造能闯万里波涛之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绝版。因循苟且，空渡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高杉晋作此论相当有代表性，自此，日本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中国不足为榜样，不能学习中国，更坚定了日本有识之士推动维新的决心。

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标志明治维新的开始。

《海国图志》原来是为了打开中国人的眼睛，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初级启蒙读物，但却被当时的中国拒绝，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对明治维新起到催化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富国强兵道路，反过来一次次侵略中国。

《海国图志》在中日不同的命运，可作为两国对现代化挑战不同反应的象征。

从开国到维新，“中国事情”对日本起了重要的中介、催化作用。然而1840年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并没有使清政府警醒，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迟至1863年，才由一些地方官员发动了仿制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制度变革，更加困难、凝滞。“中国事情”相当长时间内未能成为中国教训、经验，未能成为“中国知识”，反而迅速成日本经验，成为“日本知识”。（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