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讣告面面观

我收藏了数千封书信，按人名分类，每人又按时间排序，最后一封便是讣告。

讣告是人生的句号，是致友人的告别书。我收藏了数千封纸质书信。在整理这些书信时，按照人名分类，而每个人的书信又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后的一封信便是讣告。这样，我在无意之中，收到并收藏了诸多讣告。

与那些亲笔书信不同，讣告往往是印刷品，围着黑框。讣告不是由友人自己写的，署名是×××治丧委员会或者治丧办公室、治丧小组。大凡署治丧委员会的，往往还附有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以及一长串委员的名单，而且附有长达几页的×××生平。署治丧办公室或治丧小组，则要简略得多。也有极少数人如郑超麟曾告诉我，他在生前已经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

几乎所有的讣告都准确记载了逝者离世时间，甚至精确到分。比如我收到的巴金讣告，便写着“因病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所以讣告是查证去世时间的最可靠的历史文献。

讣告通常只写“因病”逝世，著名电影演员程之的讣告与众不同。1995年2月中旬，我收到“程之同志治丧小组”寄来的讣告，内中写及：“程之同志1995年2月14日应邀参加上海市政协庆元宵联欢晚会，演出完毕，突发心肌梗塞，经上海瑞金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晚十时十分不幸去世，享年70岁。”我读毕讣告，为程之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奉献艺术而深为敬佩。

讣告通常写明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地点，著名作家王西彦的讣告没有这些。他的讣告正面印着他坐在书橱前的照片，背面印着讣告，内中写道：“遵照王西彦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接受吊唁花篮、花圈；也不保留骨灰。”

讣告通常是白纸黑框，但是我的同事、作家陆星儿的讣告别具一格，是一本6页的小册子。封面印着她笑容可掬、坐在台阶上的彩色照片，仿佛她依然与你同在人间。在“陆星儿”三个字下，印着“鲜花为你送行”。封底印着她的长篇小说手迹。她的讣告用2页印生平，2页印她最后的访谈，2页印作品目录。

讣告通常印着逝者重要的职务。当年张乐平要为《儿童时代》画“三毛爱科学”，找我出“点子”，所以常有过往，他的讣告的第一“头衔”是“三毛之父”，然后才是“漫画大师”。吴强的讣告，在“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之后，写着“长篇小说《红日》作者”。艺术家、作家的命运是与他们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他们广有影响的代表作，是最好的“头衔”。

在我收藏的讣告中，既有夫妻档，也有母子档。

陆平是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时的校长。1986年6月5日，我带着录音机，来到陆平北京寓所采访，受到陆平和夫人石坚的热情接待。没有想到，翌年我收到石坚治丧小组寄来的讣告及《石坚同志生平》，她去世时只有67岁。15年之后，我又收到陆平治丧办公室寄来的讣告及《陆平同志生平》，告知陆平于2002年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陆平纪念文集》，收入我关于陆平校长的报告文学，据告陆平晚年几乎不接受采访，我是他的学生得以破例，而且那篇文章经过陆平亲自审定。

母子档讣告则是高士其与他的母亲。高士其被病魔困在轮椅上仍以惊人毅力坚持写作，深深感动了我。记得1978年夏天，我在福州高家老宅访问高士其母亲何詠阁老太太，96岁的她竟给我端凳子，甚至提着竹壳热水瓶给我沏茶，那利索的动作使我非常吃惊。1982年夏日，我再度来到福州老宅，她欣然命笔，为我题词：“雪侮霜欺香益烈，百岁老人何詠阁书”。这题词中带有“烈”字，足见她才思之敏捷。翌年，我收到寄自福州的讣告，何老太太仙逝，享年101岁。5年之后，我收到高士其在北京病逝的讣告，享年83岁。

翻阅众多泛黄的讣告，著名翻译家周煦良教授慈祥的面孔浮现在我的眼前。1983年9月10日我步入上海华东医院病房采访他。78岁的他正病重，鼻孔里插着输氧管，吃力地用缓慢而略带嘶哑的声调跟我交谈。几天之后，我还收到周老一封亲笔信，对那次采访作了补充说明。4个多月之后，我收到他的讣告——1984年1月22日，周老驾鹤西去。（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