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民间储蓄占45%左右，全世界最高，用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还有很大空间

本文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投稿

内容已于2019年3月6日出刊，标题摘自原文信息，参考文献部分有删节。原文标题《中国的新时代与中美贸易争端》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第10年，更是中美贸易摩擦激化的一年。在这一个大背景下，笔者想分析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到底会如何发展及中美贸易争端对我们追求“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

2018年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的奇迹。1978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按世界银行指标，撒哈拉沙漠以南人均GDP为495美元，而中国只有156美元，连世界上最贫穷非洲国家的平均数的1/3都没有达到。与其他贫穷落后地区一样，中国81%的人生活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84%的人每天生活费低于国际贫困线，一天1.25美元。中国在1978年还是一个内向型国家，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两项加起来是9.7%，90%的国内经济与国际不接轨。中国出口产品中75%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过去40年中国取得每年9.4%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出乎任何人的预期。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制订的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7.2%。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听到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2%的目标很激动兴奋，就想到发展经济学中的自然增长理论，所以笔者认为20年翻两番是政治口号，是鼓舞大家朝那个目标走。以7.2%的速度增长40年，中国经济只会比1978年增加15.1倍；但中国实际上实现了9.4%的年均增长率，中国经济规模2017年是1978年的35.4倍。中国经济增长快，而且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更快，以平均每年14.5%的速度增长。在这样高速增长下，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对外出口总量超过德国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产品中97%是制造业产品。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工业革命后被称为世界工厂最早的是英国，二次世界大战前是美国，二战后则是德国和日本。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已超过美国变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4年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40年间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总之，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的奇迹。在上述发展的基础上，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中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内涵是什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笔者拟从中国内外部的经济形势来探讨对新时代的科学认识。

在过去40年中，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绝大多数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取得稳定、快速的发展，而是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采取了跟当时国际主流转型方式不同的渐进双轨制：一方面，对于老的国有企业，没有比较优势，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活不下去，就采取“老人老办法”，提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采取“新人新办法”，对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政府也因势利导，让这些产业变成中国的竞争优势。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为了保护补贴，政府保留了很多对市场干预的政策，不仅造成了资源错误配置，而且产生了寻租和腐败，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改革应该与时俱进。从改革开始到2002年，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资本短缺，资本很密集的传统产业缺乏比较优势，若没有保护补贴，企业生存与发展会十分困难，所以当时提供的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是必要的。现在中国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到2025年左右还会变成高收入国家，资本不再那么短缺，比较优势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原来很多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比如家电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刚引进时，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下去，但如今中国的家电产业已经全世界领先，非常有竞争力。很多装备业也是如此，如民营企业三一重工所生产的工程机械，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跟西门子、卡特彼勒等竞争；国有企业徐工集团同样可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些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已经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从企业角度来讲，保护补贴多多益善；从社会角度来看，保护补贴会带来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所以改革应该与时俱进，这也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

怎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把原来的保护补贴取消掉，让市场竞争决定价格和引导资源配置。

当然，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以克服前进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些外部性和协调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市场失灵。从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后，中央从“深改组”变成“深改委”，已经推出300多项政策，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到位需要时间。不过笔者认为，即便这300多项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都落实到位，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仍要不断进行改革。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因为中国现在占全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6%，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达到30%，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态势。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持悲观看法的很多，原因不外乎说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里取得了年均9.4%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哪个国家或地区能以这么高的增长速度维持这么长时间。

国际上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比如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就认为，任何国家的常规增长速度就是3%–3.5%，而中国的增长速度是非常规的，任何人都没法抵抗地心引力，所以他认为中国增长速度会逐渐向6%、5%、4%、3%回归。这种观点很有影响力，尤其是中国从2010年以后增长速度逐步下滑，从之前的两位数下滑到2016年的6.7%，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2017年回升到6.8%，2018年继续下滑到6.7%。从目前来看，2019年下滑的压力也很大。

但是笔者认为，要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必须要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以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依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但两者又有不同：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技术都处在世界最前列，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创造，所需的投资很大，风险也很大，在过去100年里发达国家的常规增长速度为3%–3.5%，在统计上非常稳定；而发展中国家有后来者优势，有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来源的可能性，这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式成本低一点，风险也低一点，所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经济增长速度也更快。过去40年，中国经济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这是很重要的必要条件。

关键是，其他高速发展的发展中经济体一般经过20年之后，这种潜力似乎就用尽了，而中国已经发展了40年。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利用这种潜力不在于已经持续多少年，而在于和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技术上还有多大差距，最好的衡量办法是人均GDP。根据麦迪逊的历史数据，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是当年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跟美国人均GDP所暗含的产业技术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20年年均8%–9%的增长。所以，笔者认为中国从2008年起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优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的特性在于研发周期特别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上人均拥有量较低，但是人力资本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中国人多，天才也很多，再加上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和最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所以在这种短周期、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新产业里，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并不落后甚至可能还有优势。怎么衡量呢？现在经常讲“独角兽”，就是刚创立不久，还没上市就已经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这样的独角兽公司，目前美国有120家，中国有130家，比美国还多出10家；其中市场价值最大的50家，美国为16家，中国达到27家，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各为1–2家。可以发现，在新经济上中国具有比较优势。所以笔者认，为只看旧经济的后来者优势，中国到2028年之前还有8%的增长潜力；再加上新经济的贡献，测算出在2030年之前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这并不算过度高估。

当然，笔者所讲的是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来看，具体达到多少还取决于实际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整个世界经济疲软，衡量国际需求的指标是国际贸易增长率。2008年之前，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的2倍多，现在世界增长速度下滑，而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慢，这种状况都会影响到需求面。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国内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需求不足。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国内的体制、机制造成的。其实，可以观察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不管是印度或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等，经济增长速度也都是下滑的，且幅度比中国还大。这说明，实际增长低于潜力的主要原因是需求面不足。

从国际需求来看，发达国家经济有没有真正走出2008年那场大危机？目前有各种判断，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但笔者不太认同。因为如果仔细分析，美国经济到今天不仅还没有完全复苏，而且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美国被认为是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中复苏态势最好的：2016年经济增速1.5%，2017年2.3%，2018年由于有特朗普的减税政策，IMF预测其增长可达2.9%，但距离3%–3.5%还有不少差距。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到2.5%，2020年再下滑到2%。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会疲软一段时间，但如果能真正复苏，往往会有一到两年的超水平增长。比如常规增长速度是3%–3.5%，复苏期可能达到4%或5%。据此判断，美国经济并没有完全复苏。

欧盟经济更没有复苏。2008年以后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在1.5%左右。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到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1%上下波动，即使现在有安倍的“三支箭”政策（比如安倍上台以后说要推出“三支箭”以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第一支箭是让日元贬值，增加出口创造需求；第二支箭是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创造需求；第三支箭就是结构性改革。但是，到现在这第三支箭迟迟未发，因为要真正推行结构性改革会使日本经济增长率更低），也没有复苏。这些发达国家经济没有复苏的原因在于危机源于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应该进行改革，但推进不下去。

201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开峰会，达成了共识，每个国家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但发达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就要减少工人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这些措施如果推行，长期来看，对发达国家有好处，会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政府财政好转之后对经济波动进行反周期干预以维持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能力。但这些结构性改革短期在政治上不可行，因为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跌不少，在这种状况下再推行结构性改革，必然进一步减少消费、投资需求，导致经济增长率更低，失业增加，社会不稳定。所以，这些发达国家的政治家都明知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谁都不敢真正行动。

过去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通常会到IMF借款。IMF就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国外市场的需求，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这个过程中IMF就借一笔钱帮助其渡过短暂的难关。2008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难再用这个政策，因为这一次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而它们的产业是重合的，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其产品在国际上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想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出口，从而给国内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话，一个国家增加出口就势必减少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其他国家为了保出口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大家最终都有害无益，因此也就无法通过货币贬值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出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即增长速度低于3%–3.5%，在2%上下波动。

这种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影响？由于经济非常疲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降得非常低，真实利率甚至是负的，这一系列影响包括：首先造成很大的资产泡沫，道琼斯指数最高已经突破26000点，低的时候也有24000点。笔者印象很深刻的是，2008年笔者到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时，大家认为美国的股票市场泡沫严重。2007年道琼斯指数达到最高的13000点；如今10年过去，美国实体经济并没有复苏，但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26000点，翻了一番，泡沫是不是更大？今天的美国股票市场，任何一个利好或者利差消息都会造成巨幅波动，这可能就是崩溃的前兆，至少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变得脆弱，还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让哪些群体从中获益呢？一般能在银行借到钱的都是有钱人，他们借到钱之后往往不会投资到实体经济中，而是投资到股票市场，所以有钱人的财富增加非常多，进一步造成财富分配差距扩大。于是很多发达国家产生了所谓的民粹主义，像英国脱欧，美国的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最近法国出现的“黄马甲”运动，都与这种大的时代背景有关。另外一个影响是贸易保护主义容易抬头。

如果要讨论中美贸易争端，也离不开这样的时代背景。表面上看，中美贸易争端是由于中国对美国贸易有很大顺差。1985年中国第一次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只有6000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此后差额不断上升，2017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370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4%。

由于美国就业等经济状况不佳，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把国内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中国，认为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巨额顺差，导致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因此，美国老百姓就业状况不好、工资不上涨等都怪中国。特朗普承诺如果当选总统就对所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来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2018年6月特朗普开始分两步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到2018年9月，特朗普针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先征收10%的关税，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的话到2019年初将进一步提升关税到25%。而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规模只有1000多亿美元，没办法完全对等地进行反制，就按比例对600亿美元进口产品增加关税。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是一个事实，但究竟是不是如美国所言，原因在于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附加价值比较低。“二战”以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早已经失去比较优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从日本进口，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工资水平上涨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而从“亚洲四小龙”进口。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亚洲四小龙”工资水平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随之转移到中国大陆。从这种变化过程来看，各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不断在变。

在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对整个东亚的贸易逆差占其对外贸易逆差的80%以上，最高时超过100%；如今虽然对中国的逆差达到44%，但对东亚的逆差则下降到现在的约50%。由此可见，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中国，也不在于东亚，而主要是因为美国居民储蓄率很低，加上政府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任何国家如果有同样情形，必然会有贸易逆差，只是一般的国家如果逆差好几年，可能就会出现危机，但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加印钞票来支付逆差。

基于以上分析，在今天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2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能不能如特朗普总统所愿：美国贸易逆差减少，国内就业增加呢？其实并不会。

因为这些产品美国本土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再不生产，现在更不可能生产，要鼓励这些产业的就业转移回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比较优势。同时，这些产品大多是日常必需品，美国自己不生产，就只剩下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从中国进口，关税增加，美国老百姓的家庭生活支出随之增加，可用来购买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可支配收入相应减少；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反制，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也会减少，两个合力会造成美国国内就业减少。因此通过贸易摩擦增加美国就业的逻辑不通。另外一种选择是美国转向越南、柬埔寨等其他国家进口。但这些替代国家的产品目前比中国还贵，转移之后，美国消费者的成本也同样会增加。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卖得比中国贵，如果进口量不变，美国的贸易逆差将比从中国进口更大，同样也会带来美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减少和就业下降。所以无论哪种选择，贸易摩擦都对美国不利。

当然，不妨设想一下最糟糕的状况，中美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美国对中国出口的5000亿美元产品都加征关税，对中国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根据模型推算，大概会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0.5个百分点，美国增长速度降低0.3个百分点。尽管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增长降低0.5个百分点，但相比中国8%的增长潜力，中国还有回旋的空间。

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可能陷入长期的增长疲软，加以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内需。

从内需来看，我国增长的空间还很大。内需主要有两块：一是投资，二是消费。即便中国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毕竟还是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多产业可以升级，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可以完善，环保改善的空间也很大。同时，2017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58.5%，还在持续的城镇化过程，需要增加城市住房和公共服务，这些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这不同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后，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其产业都处在世界最前沿，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小，同时整个基础设施已经完备，即使老旧，但环境是好的，城镇化也已经完成。

当然，有好的投资机会还要有资金。目前中国财政负债所占比重不到60%，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而且中国的民间储蓄占45%左右，全世界最高，用政府的投资来撬动民间投资还有很大空间，我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外部环境不好，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笔者认为可以动员国内投资，进而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保证就业和家庭收入的增长，消费也会随之增加。

综合来看，如果只是国际经济疲软，笔者相信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可以维持6.5%左右的增长速度，在2020–2030年，可以维持5.5%左右的增长速度。如果中美全面贸易摩擦扩大，中国增长速度减少0.5个百分点，即从现在到2020年实现6%的增长，在2020–2030年实现5%的增长。中国GDP占全世界的16%，6%的增长速度也意味着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可以贡献1个百分点，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3%，中国的贡献能占到30%。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即便再下滑一个台阶，但因为中国的绝对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又上升了，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能有1个百分点左右，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仍然是大国之中最快的。

展望未来，在新时代我国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

首先，中国应该继续倡导自由贸易，倡导全球化，只有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才可以让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好处，同时让中国站在道德制高点。国外除了少数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外，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都了解自由贸易是好的，所以中国应该继续倡导自由贸易并且用自由贸易来跟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也都是追求自己国家的发展，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快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遇。

其次，在新时代中国必须按既定方针深化改革，把渐进双轨制改革遗留下的各种扭曲消除掉，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发挥好的作用。在前进过程中必然会不断涌现其他新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如果能这样，党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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