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科技进步还是哗众取宠？西电老师告诉你

你是否想像过有一天你的基因会被改编？

你生而非凡，拥有某种完美的东西，

因你经过了别人的精心设计和定制；

你被寄予厚望，备受瞩目，

因你的身体里存在着

别人播撒的未知的种子。

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

再次掀起了人们

对于科学与道德的思考。

来看看

来自生命科学学院和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

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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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道德的并存就像一场表演，

舞台上，若和谐便是一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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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支持基因编辑？

很多人说这个实验有悖伦理，

就此您怎样看待？

我个人目前的立场是较彻底地不支持。

      就目前全球的科研状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基因编辑这一技术在不同层次上应用所带来的意义是不同的：首先，如果实施对象是植物，实际上目前影响各方的利益冲突才是该争论的焦点，而非伦理问题；其次，如果实施对象是动物，例如比尔·盖茨投资的基因防治疟疾项目，通过改变蚊群的基因库来根除疟疾的散播。该项目的焦点主要在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风险评估上。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算是针对特定种群的大屠杀。

      再深入，则是对人体细胞的基因编辑。这类科研和应用，即使在监督机制健全，刚性审核制度健全的情况下进行临床实验，其医学伦理问题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但是它面临的问题通常集中在在风险预测、技术滥用、责任、公平等方面。

      然而这次的事件之所以引起关注，则是因为这是一次用于妊娠的对人类正常胚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实验的结果是一对可能会影响和改变未来人类的基因池的婴儿。它越过了“不得培育人体胚胎超过14天”的学术底线。

      这个项目本身并无任何创新先进可言，而且具体到伦理道德问题，贺建奎的动机不纯，沽名钓誉，无视风险，罔顾规范也引起众怒，更甚者他不负责任地创造了两个无法把控的个体。

      总得来说，基因编辑受到指责，根本在于其违背了大自然的遗传规律，破坏了生物进化的一般进程。然而单从基因编辑对自然规律和生物进化的倒行逆施出发，并不能直接地证成其就是有违伦理道德的。因为从另一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人类后代具有诸多的良好品质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并且人类甚至有义务去推进这项研究。

      将这一问题投注于当前国际视野上，大致存在着两派的论争，分别是“自由主义优生学”一派，很多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站在了这一派。其反对一派，则主要以欧盟议会为代表。

      欧盟议会反对基因编辑，或者更进一步说反对基因工程，主要理由是这违反了自然进化的伦理和对主体人的尊重原则，侵犯了基本人权。

      而新的优生学一派，则基于一种伦理个人主义理论，与旧优生学的关键差别在于：不强迫原则。“不限制孩子自主性的非强迫基因增强”，他们倡导的是在生物医学既有的成果突破性进展的前件下，捍卫自由人的生育权和生存权。比如，对于一对想要生育，却由于基因缺陷无法达成生育权的夫妇，是有权利要求婴儿的基因编辑的。

      但是剖析本质不难发现，其实双方都诉诸于人的尊严，生命的自主性和权利。行到此处，我们其实才企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应当如何看待生命？生命可以作为一种科学来看待吗？未来后代人类更少病痛、更富有才华，在功效上拥有更完美的生物性状，对于人类而言，究竟是福祉还是灾祸？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优生学所谋的人类福祉，实质上是一种由功利主义出发的人类福祉，这种功利主义当然在动机伦理上，职责伦理上都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这种观点其实正盛行于当前时代。但我认为我们一定要高度地警惕这种看起来基于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幸福和良善，即使不再拿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然观、拿进化伦理作为对其反驳的佐证，而是转而考虑，这种科技制造的“理想态”是一种应然态吗？其一旦全面地推行，放开科学的禁区，不再有相反的声音和反抗的力量与之对峙，它最终实现的“美好”生命，有无可能是一种类似“美丽新世界”的无痛亦无忧的伪幸福，终其一生处于无波澜、恒高潮的吸食毒品一样的快感之中。当然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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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科学发展和伦理道德

怎样达到一种和谐状态？

      我们先阐述一下有关科学技术和伦理问题在根本上存在的彼此间的冲撞作用和相互纠缠，相互生成和促进。

      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人们常常陷入一个误区：科学发展和伦理到的好像在理论上首先是各自成形发展，其次才有伦理道德对科学发展的约束和规制。这样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科学对伦理规范形成的影响和作用。

      我将从认知和实践两方面来分析。首先，在认知上，科学是我们能够对世界做什么，而伦理道德则是我们被允许做什么。一方面，在科学认识世界之前，已有的伦理划出一条认知界限。另一方面，科学有了一定的认知，且随着这种认知被广泛接受和认同之后，伦理着力于我们应该如何相应地改变我们对相关公序良俗的重新识察和评价，以及相关社会建制重新规划。

      其次，在实践上，一方面，科学受伦理制约。科学实践要按一定的伦理规范来行事。规范有两种，一种是硬性的，构成性的制度。一种是偏软性的，协调性的规范。它是不断变更的，引导人们重新理解和看待事实，继而形成某种价值观的规范。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这个曾经被伦理化了的事实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就存在着一个去伦理化的过程。在这一方面，此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元伦理学的，尤其是相关科技伦理学的研究有必要紧跟上科技自身的发展，因为一直以来，前者都是滞后于后者的。

      另一方面，回溯过去几百年的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项技术进步或技术发明与使用，都会带来一个新的伦理命题。包括掌握了技术的国家对未掌握新技术的国家的，掌握了技术的新阶层对未掌握的阶层的。在这一个过程中，也总是伴随着一些新类型的，影响人们对世界认知方式更具优先权或更具权威性的伦理规范的出现。在这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科学自身品性中携带的伦理性在这个科技纪元中，被自然而然地提炼出来，成为了规范我们日常伦理生活的指南和准则。当然，基于科学观的伦理理念，又进一步地推进了科技的高歌猛进。而此次基因编辑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根本上，就在于新近的科技伦理对传统人类精神最仰赖的自然观念，天赐的“出生”观念，人之自然本性观念造成的根本上的冲击。

      此次众怒之“龙须”被触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人类根深蒂固的畏惧。问题是，我们应当将其视为一种“惧”，勇敢的加以克服，就像新自由主义者，或拥抱技术的乐观的未来学家的所认为的，发展的问题最终可以凭靠发展解决，我们的这种对基因编辑的恐惧是空洞而冥顽不灵的，是对无限可能性的不敞开？还是应当将其视作为一种“畏”，一种对原初性，对生命的神秘性，对人之自由的无限可能性的虔诚守护？

      但另一方面，我们呼吁伦理，用伦理约束科学，规范科研活动，恰恰是出于对人类道德或者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不信任。我们对科研活动价值有涉的察觉，我们对科研活动背后个人利益的谋求、资本和权力运作的了解，我们对于科学不再求真，而越来越求利和求力的现实的意识，导致了我们对科学家的怀疑。

      因此在这个悖论中，很容易地，就发现有一个好的科学，应然的科学，是用来发现真，和对让我们对世界和自身了解更多的。而有另外一个科学，坏的科学，则很可能是披着好的科学的外衣的“恶”。但问题是，这是两种可以区分开的科学技术，还是同一个科学技术的两面？当我们说技术是个双刃剑的时候，科技自身，科技之自然本性，是中间那部分中立，还是两边的双刃？

      现代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之上的，尊重个体自由意志和行为选择，个体要为自身的自主行为承担责任。然而日常生活中我们种种所谓的“自由选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受到了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全体人类知识图谱的整体境况、资本和权力运作形成的种种社会建制的钳制和左右的？我们所以为的自由决策，又有多少实际上是在舆论环境、我们背后的各种社会机构的胁迫下做出来的？

      一旦考虑到这些，很快就会察觉到，决定我们制定出来的事实性的伦理规范制度的，有可能恰恰是我们科技理性的傲慢和智识的浅薄。

      所以，关于二者如何达到和谐，我所能说的是，我们对于科学如何承诺给我们一种良好生活考虑太少，而对于科学技术如何控制世界，则已经做得太多了。我们需要培养年轻一代人对这方面历史及知识的认识，也应该放缓科学技术的脚步，等一等伦理问题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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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认为这种行为对未来的

道德标准和意识形态又什么影响？

      具体说这次事件会对未来道德标准有何影响，我还无法预测。

      至于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倒是还有一点有待于再进一步阐明的，就是应当将基因研究的缰绳掌握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手中，还是转交给父母。在这一问题上，自由主义优生学的选择不言而喻，是把决定权留给父母，给父母以强势的、作为自由人的，为自己行动负责的自主性。

      贺建奎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各方舆论呈现出一种几乎是单方向的暴涨式的攻击。在我看来，这可以看作是公众理解科学的一次转捩点，而且其发展方向是令我感到快慰的。

      首要是公众不再一味地迷信科学的力量，一味地称颂“***第一人”了，而是对科学有了警惕和反思。这种道义的激情和批判性思想的勇气在如此大范围内的延展，着实大快人心。

      问题随之而来，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信念，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明然的，使得公众居然不那么立时就相信科学家了呢？科学家突然走下神坛了吗？这究竟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反智现象，还是另有原因？

我给出来的回答是后者。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公众的谴责的理由普遍基于这样的信念，即他们相信这次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存在的技术风险，比如脱靶；可能带来的对两个孩子未来其它疾病免疫的隐患；以及给人类基因池带来的潜在危险。

      问题是，又是基于怎样一种理念和认知，使得人们意识到并确信了这种种风险的存在的？

      我认为是一种对科学自身隐含的哲学观念的普遍认同。这种认知就是，人们不再像18世纪的拉美特利那样，将人看作是一种机器了。也就是说，人们不是那么笃定地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最终完全地还原到基因链上，甚至我们表现出来的生物性状和生物功能，也很有可能并不是可以点对点的还原到某个基因片段上的。人的生命，就其生物学层面上而言，已经是一个复杂系统了。

      因为，在一种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讲，一旦对人自身基因编辑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无伦理规范，法律限制的基因增强，也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论，这是说，我们的美好生活已经被事先订制了。一旦这样的技术毫无限度的发展下去，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一个被编码了的人。那么，生活极有可能就不再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过程，而是变成循规蹈矩的轨道了。

      这里其实隐含的更深的哲学问题在于：人的自由性根源于何处？如果决定论的贫困剥夺了人的自由，那是否意味着，自由或自由人的自主性是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的。而“出生”这样一个自然事实，是否天然地就蕴有某种规范性意涵。如是，出生作为一种上天的恩赐，在基本伦理上就不应该对其有所觊觎。

      人类经过基因编辑和控制孵化之后，人被根本上彻底物化、工具化，我们的社会经验身份会不会完全成了运转社会这个大机器中的一小环节，是可替代的。如此，每一个个体意义也会丧失，也就随之丧失个体情感、个性自由，只剩下了无病痛的，无限娱乐的“快乐”。这也是我们对基因编辑恐惧，所能设想到的极端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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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这个实验是以人为实验目标，

那您认为对露露和娜娜这两个孩子

成长的社会环境又什么影响呢？

      这次实验事发的前两天，当各方面舆论都一边倒地谴责贺的时候，我能看到公众对这两个孩子命运的关心和不平。有些学者在讨论此次事件的时候，会特意地考虑到这样的伦理问题，即便父母知情上没有问题，孩子的未来由谁负责，贺又如何负责？孩子的隐私，孩子的成长，社会应该为此做些什么。但这两天，网上流传了一个关于“如何处理经过DNA修饰的孩子”的调查问卷。这“处理”一词，俨然已经将孩子作为“物”来看待。首先，专家已经言明人类基因池是没有那么容易被这两个生命污染的，其次，即使会被污染，我们旁人，哪怕是一个庞大的集体，也无任何地权利加以侵犯或干涉。我希望各界在此事上重新记起并承担起康德所讲的关于人如下道德义务：“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具有绝对价值，而物只具备相对价值。”

自然赋予生命无限的潜能与价值，

科学的发展可以造福生命。

科学的发展无界限，

伦理道德是其重要的约束。

一些新的科学带给生命的

究竟是禁锢和剥夺，

还是发展与进步，

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特别感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王福老师

                人文学院哲学系：苏丽老师

策划 | 西电学生会

排版 | 杨睿

信息来源 | 西电学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