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的差别及原因是什么？

哲学追求形而上的超越，也就是说，哲学企图把握无限性的事物，仅仅把握有限性的事物，就用不着哲学思维了，当把具体事物、事件或道理普遍化时，需要用哲学思维才能够把握。然而，在追求超越、无限性和普遍性方面，中西方哲学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汤一介认为，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有三套理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它们分别是宇宙人生论、境界修养论和政治教化论。

天与人的关系后来发展为君与民的关系。

儒释道三家皆以内在超越为特征，即是说，人无须外在力量的推动，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超凡入圣的理想。这与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传统不同，基督教以上帝保证道德的实施，也就是以人之外的力量实现自身的超越之路。相同的是，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都有超越现实的地方，超越是对单个人有限性的突破，以求达于无限，达于永恒。无论是外在超越还是内在超越，都是对精神领域的超越，在精神领域之外并无超越可言。只是，东西方走了不同的超越之路。

西方社会为何走向了外在超越之路？

一直追索下去，必然会到达两种文明产生时的地理环境，不同地域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同的文化。欧洲大陆的地理条件相当恶劣，丘陵盆地远远多于平原，道路崎岖，这样的环境要求他们不得不对付外面的恶劣境遇，要求他们把眼光多多地向外看，并研究身外的异己力量，他们觉得身外的异己力量过于强大，必定有一个强大的超人力量在操纵着这一切，这为上帝救世埋下了伏笔。

中国则不然，华夏民族拥有广阔的平原和温暖的大陆性气候，较为适宜人类初期的生存。中华民族不把主要精力投放于外的自然探索上面，这与相对丰裕富足的生存境遇关系甚大。中华民族的性格自古以来就充满了贵族气息，因为大自然当初为它布置了优越的先天生存条件，不去过多思考身外的东西，而较多地注重自身，以为无须借助外在的神就可以实现一切。

这种叙述方式是从追根溯源上说的，在以后的发展中，当在自己的环境条件下形成一种文明形态时，各自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成为了一种既定的环境，文明内部的力量就逐步起着决定性力量了。西方社会恶劣自然条件造就了他们科学的求知精神，种族性格的不安和躁动使他们用不停地向前，而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则充满了一些惰性，这一切都源于当初的幸运。外在的法律和内在的道德，分别由于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的文化性格造成。

孔子以前曾经是英雄崇拜时代，尧舜禹文王武王都是传说中的英雄，被称为圣人，圣人治国思想很是盛行，孔子倡导的理想政治就是一种圣人治国思想，圣人治国思想也是一种人治思想，靠道德等级观念来约束社会正常运行。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推行这种理想，但没有成功。

柏拉图也曾设想过圣人治国思想，那就是在他的“理想国”中设想的让哲学家做王的“哲学王”思想，这也是一种人治思想，柏拉图曾在一个岛国推行这种理想，也没有成功，后来柏拉图改变了自己的思路，设想次一级的理想国家，那就是用法律治国，从人治准变为法治。

为何柏拉图有这种转变，而孔子没有，这是个问题？

孔子时代，也有类似于法治的法家思想，并曾被秦国采用，秦国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不久灭亡，使后来的统治者改变了统治策略，这是后来的事。

至于中国为何没有走向法治社会，这要考察法家思想与希腊的法治是否是同一层次的“法”，还要考察中国与希腊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地理因素等。人的选择与历史的选择是一致的，人到底在何种程度上选择自己的历史，确有某种条件性的，人到底离不开它的前环境而任意选择。

联想到近代中国的政治文明走向问题，也与此相类似，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选择的余地相当狭小，历史已经过去，不能更改，人文科学的研究只能面向这个事实，以便做出更好的解释，解释的深刻与否即表明研究的深刻与否。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与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关系密切，农业生产周期性较长，遵循循环生产模式，变化较少，没有希腊商业交易的流变性强，所以“变化”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明显。古希腊、雅典之所以要追求现象背后不变的实体，也正说明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因素太多、太频，他们向往的正是自己没有的，他们把那个不变的实体看得高高在上，也与这方面的因素有关。在实体和现象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实体高高在上、永恒不变，现象动变不居，然而，抽象的实体在可见世界中并不存在，所以只能用概念去把握，用思维去设定，抽象的逻辑思维也只有在这样的情景下才越发发达起来，“罗格斯”是对现象背后本质的追问才出现的，而这正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科学研究要求追求本质，要求把变化不居的东西暂时固定下来进行思考。他们的辩证法也是在抽象概念与现实感觉之间对比产生出来的。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来源于当初的生存条件，来源于固定生活条件的匮乏。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出现这个高高在上的实体，中国的辩证法也只是强调事物在同一层面上的互相转化，阴阳互易，即使是像老子的“道”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只是万物产生的总根源，它与万事万物是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根，但又蕴含于万物之中，并无什么特殊的等级差别。

只有在对比与比较中才能更好地发现事物内部隐藏的秘密。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本应按照时间上的次序延续下来，这种认识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是同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只能从空间上的不同来找原因了。三种文化分属于不同的空间范围，所以才会不同。

事实上无须考察历史，我们就可以断定东西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产生的环境不同，从现实中两个人的不同，我们可以联想到是他们的生活、家庭、教育等的背景不同所致，东西文化的不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说到底是来源于他们的活动背景不同。这需要了解中国历史、欧洲历史，需要了解中国地理、欧洲地理。我们可以从知识推出道理，也可以从道理推出知识，见识与体悟可以殊途同归。

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根源，在于地缘上的不同，两种文明的差异是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差异。商业生产崇尚“创造”，农业生产崇尚“自然”、“和谐”；商业生产注重“器物”形成的形式和目的，农业生产注重作物生长的自然条件与客观规律。追求“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与追求人的创造性本应是统一的，但东西方发展了不同的侧面。

“上帝”观念的产生与追问世界的“创造”、“形式”、“目的”等密切相关，把一个“器物”产生的过程进行无限的类推、类比，就会不自觉地得出“上帝”的观念。说到底，在终极意义上走了一条追求“外在超越”的道路。

地理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古代欧洲商品交换的发达，交换意味着分工发达，商品交换需要开放、主动、外向等的性格，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要求静止、整体、直觉等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中西文明的差异都能从最初的地理条件、以及相应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得到说明。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要直面存在，但传统西方哲学却一直走着一条仅仅面对“存在者”的道路。无论是研究本体，研究人的认识，研究语言，都是从一定的客体对象——存在者——入手，这是科学研究的思路，不是面对存在本身，所以缺少身心参与的体验。中国哲学则直面存在本身，直接面对“道”，直接体验“无”，所以往往重视经验，重视体验，重视体悟，从而也较为缺少逻辑。

中国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其优越的地方，那就是可以把握西方哲学一直追求的那个整体，即“大全”，但整体是不可言说的，一旦言说，就变为概念、变为推理，变为一个具体的“存在者”了，这反而造成了中国哲学的神秘性。科学要求精确，哪怕是研究“模糊”、研究“混沌”，也得有个具体的对象摆在那儿。对一个具体的对象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探索和追问，无论如何是会得出一些较为深刻的理论成果的，这就是西方哲学一直走的道路，无论是研究本体和认识、还是语言，都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终有尽头的一天，走到尽头后就要转向另一个领域。中国哲学由于直面“存在”本身，一开始就对准那个不可言说的“整体”，所以中国哲学一直显得“停滞不前”。

打个比方，西方哲学一直都在“盲人摸象”，每摸到一处，都是一个新的发现，而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看到了整个大象，无论怎看，都是一个大象，自古至今并无多少新的发现，因为看到的是一个整体。

哲学就是要研究更大的整体，从更高层次上去把握整体，这个最大的整体就是存在，就是“道”。这种把握一旦具体化为一个客观的对象，就不是最大的了。但另一方面，不具体化以客观对象，就难以表达，难以理性和“客观”地去研究，而只有靠体验、靠非理性、靠经验，这就是实践活动、审美活动、宗教活动等等。经验、体验对个人成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体系化、逻辑化的研究对人类知识的保存和延续至关重要。

“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这似乎已经成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却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它可能永远没有结论。但是，尽管看上去是伪问题，背后却隐藏有真实的历史，因为关于学科制度、知识分类、评价标准等等分歧背后，携带着太多的近代中国以来，思想界和学术界关于融入世界与固守本位的复杂心情。”（ 《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葛兆光，北京大学版社，2006年4月版，第7页。）

争论的背后一定隐含着什么东西，哪怕是一个伪问题，也存在着争论的背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