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的过去与未来

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1941~ ）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第一任主席（1981~1983）。与Robert Mackey共同主编的《哲学与技术》和合著的《技术哲学文献目录》，是学术界公认的技术哲学重大成就；专著《通过技术思考》（1994）是集当代技术哲学之大成的著作。

人们无法根据过去预见未来。然而，反思过去会有助于我们更明智地思考现在，更有创造力地思考未来。通过追溯往事，我们也许可以大胆提出预言，从而揭示潜在的希望。

在我看来，技术哲学在经过一段漫长的孕育期后，在西方已经经历了三代的发展。第一代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卡普(Ernst Kapp, 1808—1896)和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在那个时代中，技术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卡普)[1]，是需要摆脱社会变异和文化制约的人类解放的工具(马克思)[2]。人类通过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实验对世界进行改造是为了获得关于世界的确切知识；虽然工业化将稀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carcity)转变为富足经济学(economics of abundance)，但是技术本身是使世界服从于人类控制的。人类通过这样的过程使自己摆脱了对自然的屈从和阶级利益的统治，从而也对自身进行了改造。技术具有解放性特征的观点甚至在工程师、发明家德绍尔(Friedrich Dessauer, 1881—1963)的思想里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表述[3]，后来这个观点被工程技术哲学家富勒[4](Buckminster Fuller, 1895—1983)和佛洛曼[5](Samuel Florman, 1925—)等再次重申。

然而，在德绍尔的有生之年，以奥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和埃吕尔(Jacques Ellul, 1912—1994)为代表的第二代技术哲学已经出现了。奥特加、海德格尔和埃吕尔等技术哲学家强、调生命体验的重要性，这反映出了与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1813—1855)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有关的哲学转向。奥特加的“活力论理性主义”(vitalist rationalism)强调每个人生活的特定历史条件[6]，海德格尔对“此在”(Dasein)的分析集中于“在世界之中”(being-in-the-world)[7]，埃吕尔追求的是类似于现象学的技术-生活世界(the techno-lifeworld)的性格学(caractérologie)[8-9]。与第一代技术哲学相反，第二代技术哲学将注意力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上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特别注意技术-物质文化中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各种问题，以期重新界定思考范围。简单来说，虽然第一代技术哲学家马克思将技术看作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工人阶级的手段，然而奥特加等却将技术本身看作压迫，即使资产阶级表面上是技术的主人和所有者。技术所呈现出来的不是经济学或政治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

第三代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尤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伊德(Don Ihde, 1934—)、伯格曼(Albert Borgmann, 1937—)、芬伯格(Andrew Feenberg, 1943—)，以及西拉德-弗莱切特(Kristin Shrader-Frechette, 1944—)。这一代人的典型特征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技术，并伴有去泛化(de-generalization)的趋势。马克思认为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将会认识到技术内在的解放性潜能，而海德格尔赞成人们养成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态度或超然于技术。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尤纳斯在内心上与第二代技术哲学保持密切的关系，然而，他却避开一切根本性转变或超然的问题，转而论证对基本原则的阐释，这可以使人类学会适应由技术带来的巨大的新力量。而且，尤纳斯不是关注一般技术，而是两类特殊技术——核武器和生物医学[10]。

在伊德的论著中，学会适应不断进步的技术及去泛化的立场更加明显[11-12]。伊德的描述性技术现象学强调技术中介体验的积极性特征，并描述了不同类型人-机-世界的相互作用。尽管伯格曼在论述装置范式与焦点物之间的对立时，因为采用了泛化的实质技术观而经常受到指责，但是，当他把技术作为物质文化的问题纳入到与当代民主理论家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和罗尔斯(John Rawls)的对话中时，他还是进行了大量详细的描述[13]。而且，当伯格曼真的做出泛化结论时，他面对的不是整个人类，而是美国人。他号召美国人采取丘吉尔提出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原则，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炸弹毁坏的民居进行修复，而不是拆除——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塑造建筑，但是建筑也会塑造我们。

芬伯格和西拉德弗莱切特也同样致力于技术细节的研究。尽管师从第二代技术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而且力求发展技术批判的社会理论，但是芬伯格摒弃了马尔库塞的“大拒绝”(great refusal)，因为“大拒绝”赞同社会民主利益集团组织和游说之类的东西[14-15]。西拉德-弗莱切特详细地剖析了风险-成本-收益分析，尤其是关于核能和环境监管等公共政策争论中所显现出来的情况，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伦理学中有缺陷的基本假设。她赞成并推动智慧型(intelligence-based)社会运动主义，为那些在当代技术化的社会中权利被边缘化的人进行辩护[16]。

在第三代技术哲学中，另一位社会行动主义者、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尔宾(Paul Durbin, 1933—)[17]推动了哲学与技术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975—)的成立，以及该学会的官方出版物《哲学与技术研究》(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的诞生，该年鉴后来曾更名为《哲学与技术》(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最终正式改为电子版季刊《技术：哲学与技术研究》(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哲学与技术学会于1981年在德国巴特洪堡首次召开了年会，并从此两年一届，每两年轮流在欧洲和美国召开，从而开启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职业化进程。

第三代技术哲学的进路有时被描述为经验转向。这也充分反映了哲学中的应用转向。它一直致力于研究应用伦理在不同领域中的情况，如核伦理、生物伦理、环境伦理、计算机伦理、工程伦理、农业伦理等，而不是企图追求一般性技术伦理。面对第一代技术哲学的全盘肯定和第二代技术哲学的综合而无力的批判，第三代技术哲学自发地转向了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教育学，以及他所提倡的渐进的学术性社会行动主义。与前两代技术哲学不同，第三代技术哲学通过教学和撰写教材的方式，将哲学和技术研究(尤其是生物伦理、计算机伦理、工程伦理等)带到课堂上。而且，因为它关注特定类型的技术及去泛化的倾向，第三代技术哲学常常与STS研究进行合作。

第三代技术哲学仍然是当代技术哲学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我们能够从中察觉到可能会出现的第四代技术哲学。当代哲学与技术研究所呈现出的四个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第四代技术哲学的发展方向：1)荷兰技术哲学日益增加的影响力；2)工程哲学的兴起；3)政策转向；4)全球化。

荷兰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果没有三角洲工程(Deltawerke)，荷兰人简直无法生存，与那些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相比，这个国家更依赖于技术人工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荷兰人是天生的技术哲学家。克罗斯(Peter Kroes)、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阿赫特胡伊斯(Hans Achterhuis)[18]等关于分析的经验转向的争论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克罗斯和梅耶斯指出：“哲学反思应当立足于对现代技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做出的经验上的充分描述。”[19]荷兰人建立的世界上最强的技术哲学家共同体，不再致力于技术的负面社会影响或者文本注释学，不管这些文本来自于其他哲学家还是工程师；而是关注技术专家或工程师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以及技术与关于美好生活的可选择性理解的关系。这个转变深化和加强了社会建构主义进路在STS研究中对人工物自身、技术知识，以及技术的职业工程设计者和消费使用者的伦理决策等问题做出更丰富的理解，也促进了伯格曼对前述“丘吉尔原则”的倡导，即通过积极方式的检验说明了技术扮演了善的角色。

荷兰的经验转向与工程哲学的出现也是有联系的。工程哲学的出现有着多重来源，中国科学院大学李伯聪及其研究团队的研究工作就是其中之一。21世纪初，他们与西方同行们不约而同地同时创立了《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杂志，出版了《工程哲学引论》[20]，并联合中国工程院及其他中国学者合作出版了《工程哲学》[21]等著作。与此同时，2006年，工程师出身的哲学家布卢姆(Taft Broome)在麻省理工学院召集了一次关于工程哲学的小型研讨会(Workshop on Philosophy and Engineering 2006, WPE-2006)，这次会议使得荷兰代尔夫特大学于2007年召开了国际工程哲学研讨会(WPE-2007)。2008年，英国皇家工程院在伦敦举行了国际工程哲学研讨会(WPE-2008)。此后，这个国际研讨会正式更名为“哲学、工程、技术论坛”(Forum on Philosophy,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fPET)，并确定在偶数年召开，以便与在奇数年召开的哲学与技术学会年会互补。目前“哲学、工程、技术论坛”已经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2010年)、中国科学院大学(2012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2014年)相继举办过。与哲学与技术学会年会相比，“哲学、工程、技术论坛”力图使工程师与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等实现跨学科“碰撞”。因此，这个论坛通常由一名工程师和一名哲学家共同担任大会主席，论坛的论文集也是由工程师和哲学家共同编写。

与伦理转向和经验转向密切相关的是发源于环境哲学的政策转向。来自北德克萨斯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弗里德曼(Robert Frodeman)、霍布鲁克(J. Britt Holdbrook)、布里戈尔(Adam Briggle)认为，环境哲学必须着手于现实生活的问题，追求那些可以在实践中实施的批判路径。尤其是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也可以被看作是跨学科转向或者也许是跨学科性的加强，因为某些类型的跨学科性从一开始就被整合到哲学和技术研究中了[22]。《今日哲学》杂志在2004年举办的专刊“走向科技政策哲学”进一步表明了政策转向。

最后是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是可能实现的，也受到了不断进步的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推动。它还进一步受到能源技术及新兴的融合技术，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技术四大学科技术的融合(nano-, bio-, info-, and cogno-, NBIC)，给世界环境带来的影响；而且，对这些技术进行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反思，不仅是跨学科的问题，而且是跨国界的问题。荷兰哲学家斯威尔斯特拉(Tsjalling Swierstra)认为，新兴科技(new and emer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ST)伦理最终必然会成为全球新兴科技(global new and emer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NEST)伦理。“哲学、工程、技术论坛”于2012年在北京召开，以及哲学与技术学会年会将于2015年在沈阳举行，进一步印证了哲学与技术研究的全球化。

本文的标题提到了一部在本世纪初众所周知的电影《卧虎藏龙》。《卧虎藏龙》是汉语中的一个成语，来源于公元6世纪庾信的一首诗，指的是充满了看不见的潜力的情势。它既是汉语语义学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用具体图像来表达抽象概念，同时，也是对技术哲学的当前状态的真实描述。正如汉森(Sven Ore Hansson)在2013年哲学与技术学会年会的学会主席就职演讲中提到的，不仅是技术哲学界，而且就整个哲学界来说，第三代学者中可谓是卧虎藏龙。同时第四代新生力量也正在出现，如担任《哲学与技术》主编的弗罗里迪(Luciano Floridi)，以及担任Springer出版社《“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丛书》主编的弗尔玛斯(Pieter Vermaas)，《哲学与技术》和《“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丛书》都是技术哲学领域的最新系列出版物。

2013年于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国际技术哲学学会第18届年会上，与会者达到了300多人，这充分体现出仍在延续的第三代学者和正在兴起的第四代学者对技术哲学做出的贡献，因此，我相信，哲学与技术研究在21世纪的哲学中会变得更加重要，研究路径会进一步增加和扩展。可以预见的是，第三代学者对政治哲学的批判和改革的关注、对伦理学的关注，以及对越来越以技术为中介的生活世界的深度描述不仅没有被取代，反而通过经验转向、政策转向和跨学科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荷兰3TU技术与伦理研究中心的布瑞(Philip Brey)[23]、菲比克(Peter-Paul Verbeek)[24]等对第三代技术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温纳(Langdon Winner)[25]关于人工物的政治学研究既进行了批判，又进行了拓展。

然而，基于现代知识传统的典型周期，我们还可以预见，新一代技术哲学是会“反叛”老一代技术哲学的。现代人对苏格拉底曾告诫我们的智性叛逆不仅毫无顾忌，甚至非常欣赏。我们这些现代人反而更容易成为基拉尔(René Girard)所谓的“替罪羊机制”(the scapegoat mechanism)的富有同情心的实践者。海明威刚一逝世就被各种批评淹没，后继者对这些批评的批评又使他的观点得以重现天日。

然而，我斗胆认为最有意义的预测是与全球化有关的。马奎斯(Viriato Soromenho-Marques)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将气候变化、环境危机、哲学争论、国家和世界政治学、公民权、社会运动等问题与经验研究、政策建议和跨学科性等结合起来，形成了全球性研究。这里的“全球性研究”包括三个含义：第一，它研究的是气候变化之类的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第二，它研究的是不同国家的问题，采用的是社会-政治视角；第三，它研究的是全球化的过程。

这些预言中暗含的隐性希望在于：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放弃国家主义而变得更加世界性。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引证许多同仁的工作。下面借用马奎斯[26]对中国和气候变化的分析来说明这一问题。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是按照人均碳排放量来计算的话，情况却不是这样的。粗略估计，中国每人每年平均碳排放量为5吨，欧洲为10吨，美国为25吨。而且欧洲和美国的碳债务都超过了中国的十多倍。中国已正式承诺不会赶超西方的碳排放量，而是追求低碳经济的理念。中国用行动履行了诺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将经济生产的碳浓度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并不是要忽略中国在环境记录和执行中的各种问题和不足，而是说，与美国的环境记录相比，中国的纪录可以合理地被辩解为相形见绌。

设法使欧洲和北美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知道和了解他们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观点进行辩护性论证，不仅是21世纪技术哲学中的一个选项，而且应当是一种道德责任。根据无处不在的当代哲学，对所有的哲学模型提出质疑，将会牺牲掉它那不会有助于全球化的苏格拉底传统和诚信，而全球化恰恰应当避免从本土出发的视角。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告诉我们，善的根本实质是“我们自己的善”。但是根本的善之所以是根本的，只是现世意义上的，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哲学是由那些试图将我们与对我们自己的身躯、文化和国家做出的简单认同进行分离的路径构成的，它在更加全球性的名义上是善。如果它放弃了这个追求，那么技术哲学将不再是哲学，即使它永远从事技术、工程和政策的研究。

因此，全球化进路要求技术哲学共同体在21世纪的扩展要超越欧洲和北美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研究的传统限制。2013年哲学与技术学会年会，尤其是参会的中国同仁印证了这一点。该会议上共有25位中国学者参会，这标志着自首位中国学者李伯聪于1995年参加了在霍夫斯特拉大学举办的哲学与技术学会年会以来，参加这个年会的中国学者的数量在稳步增长。除了欧洲和北美外，来自中国的学者是这个年会最大的、最稳定的参与团体。因此，技术哲学在21世纪的另一条进路可以被合理地归结为尊重和融合中国的文化观，以及来自于亚洲、非洲、拉美的其他各种文化观，同时要努力摆脱来自于某种特定文化的看法。

为了说明最后一点，我将专门谈谈欧洲、美国和中国在对技术进行哲学思考时的不同侧重点。欧洲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如何处理信息技术建立的社区空间。美国的特别之处是在消费技术扩张时努力思考个人主义的影响。无论欧洲采取主权划界，还是美国实施自由市场主义，与他们同时发展的中国技术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努力将发展和全球化本身从一种意识形态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相互的社会学习。

尽管有人批评我对中国有些幻想，但是，当我竭尽所能地审视美国自身时，会从中国之崛起受益匪浅，而且这也会让美国超级大国的设想降降温。我告诫我的学生说，中国学生在学习其他文化时所花的精力是无可比拟的。技术哲学在20世纪时的进路之一无疑是向我们表明，为何要停止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反而要从全球性角度出发。我因为美国例外论受益而感到内疚，同时也对这种理论的明显无法遏制的攻击而担负着一定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仅仅希望自由的、个人主义的民族主义时代可以在它战胜我们之前被我们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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