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评论：三十而立，奋楫者先
三十而立，奋楫者先
文｜嘤其鸣矣
今年10月13日，慈溪迎来撤县设市三十周年纪念日，又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三十而立，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除了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更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深入提炼总结根源、成功以及失败的教训，如何让区域发展的“光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四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维度内长盛不衰？这是我们亟需深层次探讨的命题，也期待着能抛砖引玉。
第一道命题，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发展成就？
要深刻理解慈溪撤县设市三十周年，是在改革开放时代大背景下取得的历史成就。改革开放，从破除一切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入手，解放思想，引导鼓励外资经济、个私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得益于历届县委县政府放手鼓励发展个私经济，推动产供销户、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千军万马闯市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慈溪已经是一个乡镇工业基础扎实、商贸繁荣、在省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地区，并争取到了宝贵的撤县设市机会。这个资格获得，甚至比江苏昆山还要早一年，绝非一些媒体宣称的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产棉县。研究资料显示，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就产生在慈溪，从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慈溪乡镇工业总产值从7亿元猛增到101亿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为我市日后荣膺全省工业强市、全国百强县（市）前列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看出，要用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慈溪改革发展史，全方位审视改革开放、撤县设市等各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是全市上下戮力同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争取到“弄潮儿”地位，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第二道命题，我们凭什么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家乡苏锡常地区“强势政府+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定义为“苏南模式”，将浙江温州“有限政府+大市场”的私营经济发展模式定义为“温州模式”。慈溪人则巧妙地将两种模式结合，各取所长，开创了“有为政府+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模式。
记得读高中时，政治老师在一次课堂上提到，余姚经济基础、区位优势、发展条件历来均优于慈溪，余姚在1985年撤县设市，并且是“甲类县”，但在九十年代初的个私经济大发展浪潮中，由于慈溪“放”了，余姚“收”了，慈溪的发展水平一举超越了余姚。当时我还不甚明白，“收”与“放”对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对地方政府而言又意味着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慈溪实施了“放”的政策？我不知道当时决策的背景，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放水养鱼”“藏富于民”到坚持“四个轮子一起转”，慈溪历届党委政府必然以极具胆识的改革勇气，担负了极大的改革风险与挑战。
第三道命题，我们取得进步的关键靠什么？
改革发展史中有一个“浙江悖论”，即改革开放四十年，工业基础差、人均耕地少的温台地区，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区位优越、发展条件好、被誉为“鱼米之乡”的嘉兴和湖州。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将该悖论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人”。无独有偶，马克思也有“个人能力充分发展是最大生产力”的论断。的确，人是最大的生产力，浙南地区人多地少，穷则思变，蕴藏在人们骨子里的创业基因被最大限度地激活。
反观慈溪，具备浙东北的自然生产条件，土地资源又相对丰富，人们却自觉摒弃浙北部分地区“等靠要”的思想，像浙南人一样天南海北跑市场、办企业，发扬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的“四千”创业精神，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慈溪人“做得了老板、睡得了地板”的深层次动力来自何方？为什么许多与慈溪条件类似的地区，未出现这种“全民创业”现象？按我的理解，如果浙南地区创业精神是“逼上梁山”，那么蕴藏在百万人民中的创业创新精神是“骨子里浸润”的，一遇阳光就灿烂，这或许是慈溪撤县设市三十年的一个最大的“彩蛋”，是改革开放辉煌发展史的终极密码，也必将成为支撑这座城市，未来继续走在前列的内在基因和不竭动力。
第四道命题，我们如何延续这种辉煌与荣光？
一部慈溪腾飞史，既有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也有自身的主动摸索、大胆尝试。面对过去的成绩，我们既不应该妄自菲薄，更不应该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洋洋自得，蚀老本、做“啃老一族”。须知“本”是要蚀完的。特别在当今这个“弯道超车+扁平化治理”的时代，任何优势都只是相对的，各种机遇稍纵即逝，区域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是落后、慢进也是落后。要从整个区域经济布局、“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长三角城市群和杭州湾大湾区的站位，深入考量慈溪之“位”，深入谋划慈溪发展之“策”，深入探索慈溪未来之“路”。
记得昆山撤县设市20周年时，全市上下形成共识，不搞“花里胡哨”的噱头宣传，只做两件事：一是发动企业主阶层、政府部门、市民群体等社会各界开展大讨论，总结成功失败经验，二是全方位对标先进县（市），邀请专家对昆山经济社会、教育民生、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进行“找茬”，供市委市政府决策。昆山的做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借鉴。
美国人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一书中提到，社会因为我们的需要而产生，政府则是因为我们的缺陷而产生，前者集合了我们的热情，后者的存在是为了制约我们的邪恶。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年解决的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命题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撤县设市三十年，我们取得的最显著成就是什么？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为什么江苏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能长期雄霸全国百强县（市）前四，我们与他们的差距究竟体现在哪？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知古而鉴今，识彼而谋变”。在当今城市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百舸争游”的年代，我们应该深入冷静思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时不我待的争先意识，背水一战的发展决心，夙兴夜寐的工作劲头，锲而不舍推动改革创新，进一步释放社会活力，全面补足城市建设、工业转型、生态环境等发展短板，早日实现“二次腾飞”的蓝图梦想。
放眼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会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城市又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呈现于世人？也许我会步入中年、老年，容颜日衰、风蚀残年，但心智更加成熟。与眼前这座城市一道，以时光滤掉轻浮、偏见、浅薄与狭隘，用更加包容、豁达、诚恳、规范的个性，给世人留足连绵、独特而丰饶的印记。
希望下一个三十年——我与你，都能勇于突破各种规“矩”和条框，走出一条“从心所欲”的成长之路。
文｜嘤其鸣矣
责任编辑｜太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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