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奴隶何以成为金融资产？美国内战时期奴隶财产与企业家精神

1860年，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主和他的黑奴

（图片来源于网络）

奴隶制下奴隶财产权是理解美国经济崛起的一项关键的制度安排。群体劳动工作效率、向新领土快速迁移与开发等优势，使得实行奴隶制的美国南部成为一个巨大的不停运转的财富创造中心；也使得南方的“美利坚诸州联盟”甘愿付出巨大的牺牲，以维护这一有利可求的制度，并巩固对其领土范围内四百万奴隶人口的控制。

关于奴隶制对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产生贡献的作用渠道，现有的经济学研究重视奴隶作为农业劳动力通过生产影响经济效率的方面，而忽略了奴隶作为资产在其他方面的作用。近年来，一些经济史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奴隶作为金融资产在投资、借贷、抵押、偿债等环节的贡献。对于企业而言，财富和流动性都很重要。相比于不动产和其他主要财产形式，奴隶财产在美国内战前的南部经济中更具流动性，因而持有奴隶财产更易融资，从而为企业创业提供有利条件。

F González, G Marshall, S Naidu 于2017年6月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发表的论文“Start-up nations? Slave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ivil war Maryland”，就以美国内战期间马里兰州的企业进入市场与退出市场为证据，借助1864年无偿释奴对奴隶主财产的外生冲击，检验奴隶财产在企业经营中所扮演的角色。

实证结果显示，基于相同的总资产和人力资本水平，奴隶所有者相比于其他经营者在建立企业上享有优势；而这种优势在1864年奴隶解放之后消失。这一时间上的前后差异，来源于奴隶作为信用担保物的优质性，而非强制劳动带来的生产成本优势。此外，这种优势在产业上超越了农业这一传统的“奴隶密集型”行业，在城市部门，尤其是商业流通等几乎不使用奴隶劳动力的领域更为瞩目。这一发现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奴隶制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中的意义。

19世纪60年代的马里兰州是美国经济典型的“中间地带”：北部地区城镇林立，工业化程度高，且反蓄奴呼声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南部地区则以蓄奴村庄和农场为主，奴隶主通过其在全州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施加政治和社会影响。

1851年，本州政策向奴隶主阶层发生倾斜，州立法会将废奴移出立法权限范围，奴隶主从中获得不菲的收益。截至1864年奴隶解放，马里兰州全部奴隶总价值约为3000万美元，尽管这仅占1860年马里兰州全部财产总价值的7%不到，但奴隶市场交易却极其频繁，且奴隶雇佣也更为普遍，进而奴隶主可以借助这种频繁的奴隶流动更为灵活的安排其经营和投资。

马里兰州的废奴历程也具有特殊性。该州整体上可视为反废奴州，在大选中对林肯的支持率低于5%，甚至反对1862年的有偿释奴。而出于其相对中立的态度和“中间地带”的特殊性，马里兰州获得1863年奴隶解放宣言的豁免。直到1864年，政府重新组织公投决定释奴与否，并且几乎同时允许战争部门征奴隶入伍，这两项新规为马里兰州的奴隶制画上了句号。

文章的数据主要来源于R.G.DUN & Company Collection 信用报告，该报告每两年追踪其记录的企业家或企业所有者建立和调整经营、破产、搬迁、合作等详尽的经营信息；并以此为基础，考察1860年至1865年马里兰州企业创立与衰亡的生命周期。作者选取1860年1月至1865年12月期间出现在报告中新创业的1580名企业家或企业所有者，以其首次出现在报告中作为该企业创立的标志，并将其最后一次出现在报告中视为该企业当年退出市场或破产。

作者从186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找到其中620名企业家，并将报告所记录的企业创立和退出时间、所在地、从事产业等企业信息与人口普查获取的企业家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人口学信息和个人财产以及不动产总额等财产信息结合起来。

而企业主奴隶财富的数据来源于1860年美国联邦普查奴隶名录（U.S. Federal Census Slave Schedules）。通过整合，最终得到526名企业家作为本文量化分析的样本，其中包括13%的奴隶所有者。

奴隶财富有两种途径影响企业的经营，即作为高流动性的资产用以抵押获得融资和通过强制劳动提高生产率扩大盈利。因而初创企业进入市场时，奴隶所有者能够通过这两种途径获得相对优势：一方面，强制劳动压缩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企业预期利润更高，同等条件下融资所需的抵押资产价值更低；另一方面，奴隶财产的优质性使奴隶主相比于同等财富水平的非奴隶主更易融资。同时，废奴对企业的经营也不可避免的产生影响。废奴终止了奴隶财产的潜在收益，奴隶主于非奴隶主在创业融资方面享有了同等的机会。此外，废奴也会通过劳动成本渠道使奴隶主企业更易破产退出市场。

进而，作者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上述观点。1864年废奴之前，在控制了业主财产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所在行业等因素后，拥有奴隶财产的奴隶主创立企业的概率显著的高于非奴隶主；而废奴后，奴隶主则不再具有统计上显著的创业优势。

以奴隶财富市场价值和奴隶财富占总资产的比重两个变量描述业主差异的回归，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奴隶财富在奴隶制时期能够为创业提供便利，而废奴后不再有显著作用。具体的，奴隶主在创业上相对优势的减弱乃至消失开始于1864年11月，这表明图2中显示的1860年至1865年间企业成立数量的差异更多的来源于废奴而非内战导致的经济环境恶化。

而以企业退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是否拥有奴隶、奴隶财产市值以及奴隶财产所占比重均无显著的相关性；即废奴并未导致奴隶主企业更易陷入经营困境，奴隶财产压缩生产成本是相对较弱的作用渠道，而在19世纪60年代的马里兰州，奴隶作为金融资产是更具影响力的作用方式。

在当时，奴隶财产在金融契约中的重要作用也受到精英阶层的重视，奴隶抵押益处也被援引为1864年公投中反对废奴的一项重要依据，反对者宣称“除奴隶外的抵押债务均无偿还保障。一旦奴隶得到解放，奴隶用于偿债的抵押合同的法律效力将被摧毁。”而马里兰州的法庭记录中也能找到大量的奴隶抵押相关的案例。

如1828年两名企业家抵押了65名奴隶以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甘蔗种植园，其经营以失败告终，债权人通过起诉获得了作为抵押的65名奴隶的所有权和该种植园的拍卖所得。又如1865年一位奴隶主赎回他1861年抵押的5名奴隶，当时订立的合同中规定他须向债权人偿付981美元，而其中2名价值180美元的奴隶已被释放，故而双方就偿付金额发生纠纷，法庭最终判决债权人获得781美元。

本文探寻了奴隶制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新维度，即作为流动性强、高质量的抵押品，奴隶财产如何为企业家创业提供便利条件。理论假说和实证结果都指出，奴隶制时期在同等财产水平下，奴隶主比以其他形式持有财产的企业家更易创立企业，而这一创业优势在废奴后消失。这反映，相比于财产总量，财产构成与流动性是企业成立中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同时，奴隶制的规模效应并不都是来自集体劳动效率，也来自于融资便利性。南方奴隶主战败不仅仅失去了继续持有奴隶的权力，而且也失去了价值储藏手段——奴隶。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曾经疑问：奴隶是资本，还是奴隶对奴隶主的义务呢？显然，本文发现奴隶在多个经济视角下是一种人力资本，也是一种金融资本。鉴于奴隶不仅仅在农业种植中存在，而且在现代工业体系中也被使用，那么奴隶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自然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文章来源：Felipe González, Guillermo Marshalland Suresh Naidu, Start-up Nation? Slave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ivil War Mary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2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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