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律师会帮罪大恶极的人辩护？律师会有负罪感吗？

以前我也思考过类似的问题，虽然很多时候我会以这是程序正义的必须来告诉自己，但在现实中看到许多律师为罪大恶极的嫌疑人辩护的时候，心里多少也会有一点鄙夷。但当我了解到越来越多的现实案例的时候，我想恐怕这不仅仅是程序正义那么简单。在这里讨论这类问题的，很多都是没有接触过具体的庭审流程和案例的。其实，如果用几个案例来进行解释，就明白律师为罪大恶极的人辩护的必要性了。简单地说，因为在审判中，个人与国家机器在权力方面是完全不对等的，如果没有律师居中平衡，则无数的冤案就可能发生。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律师，整个审判过程就会出现以下四点不对等：

1、自由程度的不对等，检方可以走遍五湖四海找证据，嫌疑人只能在看守所里被动的等待审讯；

2、证据不对等，检方手里有大量的切实证据来指证嫌疑人，嫌疑人只能用一张嘴为自己辩护，并且要辩护的通常是发生在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前发生的、可能已经记忆模糊的事情；（想象一下，在法庭上，有人拿着一张纸，说根据我们的鉴定这个人干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而作为被告人只能用嘴来说我没干我没干过没干，除此之外他拿不出任何证据，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3、权力的不对等，公安机关和检方有侦查权和各种侦查手段，必要时可以不计成本的去查找证据和证人，但嫌疑人则没有对等的侦查权力，更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当然，也没有行动的自由）。并且从法律规定上说，任何公民都有配合公安机关侦查以及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公安机关让你作证你就必须作证，不让你作证你不能出庭；反之，作为普通公民，是无权要求另一公民必须出庭作证的——换句话说，即便你知道有人可以帮你作证，但那个人不同意帮你作证，你也毫无办法。

举一个例子，比如某一天，你忽然被指控杀了人，而警察指证你杀人的时间，你恰好在空无一人的街头闲逛，唯一能证明那个时间你在街头的，是跟你擦肩而过的一个路人——那一条路上没有摄像头。那么，如果警察相信你的话，他可能回去帮你找一下那个路人，并且不保证一定能够找到，而如果他认为你是在撒谎，他不会再去帮你找这个人，而你自己也不会再找到这个人。

4、检方有权力排除对自身不利的证据提起公诉，但嫌疑人无此权力。

5、在没有开庭之前，嫌疑人是不知道哪些证据被公诉方掌握了，所以就谈不上辩护策略，只能随着公诉方的问询和指证进行辩护。换句话说，整个辩护的节奏是完全被公诉方掌控的。
具体地说：

首先，从流程上说，按照中国大陆目前的法律，在犯罪嫌疑人未被依法判决以前，也就是在羁押阶段，唯一能见的人就是律师。与亲属会面这样的事情，要等到判决下来之后才能进行。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亲属以及同伙藏匿证据，为侦查带来麻烦。一般来说，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嫌疑人普遍会被羁押数个月甚至数年以上。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了这么久，很多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都会出现退化，这使得他们很难在法庭上为自己自辩。如果你看过现场庭审或者是电视庭审的话，就会发现大多数时候，被告人都是神情木然，对于检方的所有指控均不表示反对，能够有条理、有逻辑的进行自我辩护的人是极少的。我想没有人能否认嫌疑人是有自我辩护的权力的吧？但假如这一权力不能被有效的实施，又有何意义？

其次，大多数嫌疑人对于法律的了解只是一个大概，他们并不懂得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审判流程，更不知道证据链是怎么回事。在真实的庭审中，嫌疑人的笔录少则数十页，多则数百页、上千页，虽然上面都有嫌疑人的签名，但实际上嫌疑人能有机会把笔录上的内容看完之后再签字，而决定他们判决结果的往往是被他们忽略的那些证据细节。在庭审中，公诉方面前摆着的是厚厚的一摞证据和案卷，而被告人只能靠对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前事情的记忆来进行自我辩护，这其中已经是极大地不公平。可以说，如果没有律师对案卷的详细阅读，嫌疑人的权力根本难以保障。

第三，更关键的是，很多时候你眼中的罪大恶极背后的变数是非常大的。就拿强奸案来说吧，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简直是罪大恶极，但现实中却强奸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强奸罪有两个基本的构成要件：一，违背妇女意志；二，使用了暴力或者胁迫。仔细思考一下，这个规定其实漏洞极大，因为这个构成要件里面有一个主观的因素，那就是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其实是由妇女单方面来进行判断的。而至于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者胁迫，在很多时候也是模糊不清的。比如在很多时候，女孩的初次性行为都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且伴随着轻微暴力。如果这个时候女孩生气，要告你强奸，那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甚至于有的女人还会拿强奸来敲诈男方。设若你是当时人，你该如何自辩？你又如何敢说所有的强奸犯都是罪大恶极？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在很多案件中，如果嫌疑人决定给予被害人补偿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是可以减轻刑罚的。但是，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是需要出具具体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明的。很多时候，如果没有法律知识，是不知道这个证明的。比如，现实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A强奸了B，A的父母决定给B一定的经济补偿，减轻孩子的刑罚，于是就给了B十万块钱，让B去撤案。B同意了A父母的要求，去派出所撤案，但被告知强奸案是公诉案件，不能撤案，于是AB两家又开始了另外的纠纷。或者，A的父母把钱直接给了B，然后让庭审的时候B到法庭作证，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儿子的刑罚，但在法庭上要是这么翻案，对双方其实都不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A的父母把钱给B，然后B出具谅解证明，由律师提交给检方作为证据之一，在庭审时由法官酌情裁定。

第四，在羁押期间，嫌疑人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嫌疑人不可能通过证据对证据的形式对检方的证据进行反驳。例如，前段时间，原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以多项罪名被提起公诉，检方提出的证据里有一条是周文斌曾于2008年在南昌某酒店受贿300万元。然而，根据他的朋友找到的酒店的营业执照，该酒店2010年才正式营业。当然，这只是控辩双方的一次博弈，仅凭这一条证据既无法证明周文斌有罪，也无法证明周文斌无罪。也许检方的证据本来是没问题的，只是打字员看串了行，把2012打成了2008，也许检方有着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只不过忽略了一个细节。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一点，这条证据是无效的。

在法庭上，周文斌没有聘请律师，他进行了长达数天的自我辩护。但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律师，你自己是周文斌，你又该如何自辩呢？对于这样一个检方的疏漏，他自然不会知道，更拿不出证据来反驳，反而会被认为认罪态度恶劣，加重自身的刑罚。这去哪儿说理去？

面对检方说你受贿了300万，你只能反复的说我没有接受这笔贿赂，但你拿不出诸如营业执照这样的证据来反驳检方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律师能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先写到这里，后面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