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卜天：为什么古人不喜欢创新？ | @2050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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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讲一个有点不合时宜的话题，因为“创新”现在是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在今天的会场，我深刻地感受到创新、区块链、人工智能已经让人疯狂。但是作为我这样一个不太懂高科技的人，我在想，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追新追求前沿的浪潮呢？当然，我也并不是完全不懂科技，我是学物理出身的。刚才杨赛我说只翻译到十八世纪，不是因为我后面翻译不了，而是因为我后来转到了哲学。做哲学就会本能地希望自己能退后一步，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审视某个事情的来源是什么，如何从无到有。所以我是天然比较喜欢古代的东西，不是因为不关心现代，而是恰恰因为关心现代，我想知道现代的东西是怎么来的。

我今天就来谈一个好像国内没有什么人谈过的话题：为什么古人不喜欢创新？

一、“创新”概念的历史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古代有人天天喊着要创新。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创新是值得褒奖的好事情，特别是，创新就是指科学技术的创新。一般人会觉得，古人不提倡创新是因为古代科学不够发达，人意识不到可以创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创新”这个词在古代有不同的含义。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贬义词，甚至被官方禁止的。一直到十九世纪之后，“创新”才渐渐被大众接受。

在古希腊，创新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对政治稳定性的破坏。通过基督教和宗教改革，创新第一次进入公共话语，大家都可以谈这个事情，但它依旧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法国大革命之后，创新才开始被广泛用于正面含义。在二十世纪，“创新”获得进一步推广，在经济技术领域尤为重要。

我们先看看古希腊。“innovation”源于古希腊语“kainotomia”，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主要用于政治层面。那时候谈到“innovation”全是与政治相关，意思是在业已确立的制度和秩序当中引入变化。它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历史学家色诺芬的政治主张中。柏拉图所说的“创新”和政治无关，是和文化、教育、风俗相关。他抵制文化创新，认为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亚里士多德谈的创新依然是关于政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各种形式都已经被发现，不会有更好的。在他看来，有三种“正确“的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应的还有三种对这种“正确”的政体的“偏离”，分别是：对君主制的偏离叫暴君制、对贵族制的偏离叫寡头制，对民主制的偏离叫暴民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寡头制与民主制的混合体，因为它是稳定的。所以古代人，至少是希腊人，把社会制度的稳定看作第一位的。但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完全排斥变化，他也强调改变，但不叫创新。这种改变强调渐进，而不是极端的、彻底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东西。这条中道原则，后来成为从宗教改革到十九世纪反对创新的主要理由。

从罗马到中世纪，拉丁语把这个希腊词“kainotomia”译成了“innovo”。后来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都是来源于这里。它在政治上主要沿用了古希腊的负面含义，但与此同时赋予了“创新”一点正面含义，主要指是回归和恢复到原初的状况，主要出现在《圣经》和诗歌中，基本没有引入新东西的意思。我们现在认为创新主要是把新东西引进来。拉丁语的字根“in”就是把东西引进来；“novo”是新；“innovo”就是指要把新东西引进来。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词依然没有引进新东西的意思，它是回归或者恢复的意思。在拉丁文圣经当中，创新主要指精神和心灵的重生，重新唤醒你，回到你的本来面目。佛教经常说人要回归你的本来面目，认清你的本来面目，跟“创新”的这个含义是比较接近的。这种回归、恢复的含义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时期，以至于十六、十七世纪当创新成为一项罪名的时候，很多人仍会以“只是回到过去而非创新”来为自己辩护。在那个时候引入新的东西依然是一项罪过。再后来，创新不仅在政治上或宗教上使用，也可应用于法律。面对教会中出现的问题，教皇要定期创新——恢复，回到原来充满权威的法令。

在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创新等同于异端，这是历史上“创新”最具贬义的时期。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没有人会自称创新者。1548年英皇爱德华六世颁布《反创新者宣言》反对创新，相当于官方禁止了人为的创新；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对创新的负面看法达到顶峰，创新被看作背离英国国教教义，想要返回天主教。我们现在会觉得奇怪，古代人难道会不喜欢新东西吗？为什么要这么抵制把新东西引入进来呢？其实它有它的智慧，它要让这个社会更加稳定，减少动荡。刚才何万青老师在报告的最后说到了“摩尔定律”——颠覆已成常态。如果把创新放在第一位，那颠覆必然成为常态。创新带来的颠覆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脉络可循的。

在十六、十七世纪，创新基本上是异端的代名词。异端的英文是“heresy”，它来自于希腊词“Haeresis”，是“选择”的意思。人如果不遵守现成的宗教规定，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那就是异端。这个时候，创新又有新的负面含义，就是突然的、暴力的、革命的、有计划的——这个有计划特指一种阴谋。

到了十九世纪，创新渐渐开始由负面转向正面。十九世纪初出现了“社会创新”这个词。创造用来讽刺社会改革者，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当时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者是一种对社会进行颠覆性的坏的力量。很多人对社会创新持怀疑态度，比如担心社会主义会剥夺人的私有财产和休息时间。然而在其他人看来，社会创新有更正面的含义，主要指政府为改善社会条件，物质福利而发起的社会改革。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经历了彻底的改头换面，创新和革命越来越联系在一起。创新越来越带有革命性的含义。许多人因此赞美社会创新是大革命的结果，革命本身就是社会创新。渐渐地，很多人开始认为对创新的责备是一种偏见，并开始对创新概念进行重构：改革是创新，革命是创新，各种有益的改变都是创新，由此创新开始走向辉煌的时代。十九世纪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和法国大革命最相关。

对于创新概念进行重构的核心还有一个就是“进步”和“功用”的概念。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者边沁发挥了关键作用。边沁认为创新是功用的首要含义，这使创新有了功用的内涵。创新既然是功用的，就使人们从关注过去和现在转向了关注未来——创新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创新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用的，创新能够改善政治和社会状况。也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对创新的讨论开始从个人转向社会，从个人责任转向社会进步。

Progress这个词，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本意是指个人朝着智慧和德性完满的目标自然地发展变化。进步一方面是个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它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个人在智慧和德性上的完满。我想这和佛教的修行是一样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之后，进步的概念含义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变成了无数个人——集体对知识和物质的积累性的贡献，从个人转向了集体，进步变得没有目标了。进步的目的是什么呢？没有目的，进步本身就是目的。

十九世纪之前创新和科学毫无关联，从十九世纪开始，发明家才开始使用创新这个词，主要是强调自己的发明值得认可。科学中的创新主要指把科学方法引入到实用的生产创造中。这样的创新有两个特征，一是实用，二是实践要遵循科学原则。二十世纪之后，创新开始强调市场、技术、公司和产品，创新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概念，涉及组织、宗教、政治、教育、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

从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有一种理论开始居于统治地位，它是由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就是技术创新。之前提到政治改革和政治创新，社会创新和文化创新都居于次要地位。

到二十世纪之后，一般谈到的创新研究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创新是规范性的，认为创新总是好的，结果很少有人质疑究竟什么是创新。第二个特点是，创新是施事性的（performative）。我说一个东西是创新，你马上要做出来，创新是以政治政策为导向的。第三个特点是，创新的乌托邦的，大家一说有什么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我们就要通过创新来解决，创新成为解决每一个社会问题的万灵药，通过创新就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社会。第四个特点是，创新以产业市场为中心，也就是说创新是技术发明的商业化，如果不投入市场，发明就不是创新。所以创新是由社会需求驱动的，而不是由科学驱动的。今天创新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有魔力的词，追求创新成为一句口号。也许我们恰恰应该反思，今天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倡创新。

二、“创造性”概念的历史

讲到创新，还有两个相关的概念：一是创造性这个概念。如果不叫“创新”，叫“创造性”可以吗？我们再来看看“创造性”概念的历史，它和“创新”这个概念有一些平行性，很有启发性。其实自古希腊以来的近一千年时间里，我们现在理解的“创造性”观念并不见诸哲学、神学和艺术。但是到了基督教时代，创造性进入了人类的概念。当时提到的“create”，“creative”即创造性仅限于上帝从无到有的创世活动，一谈 “create”其实是专指神创造世界，从无中创造的。  

到了十七世纪，“创造性”终于出现在创世以外的活动领域，但仍仅限于诗歌，此后才逐渐推广到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到了十九世纪，创造性概念几乎成为艺术的同义词。二十世纪，创造性概念也像创新这个概念一样进一步得到推广，几乎应用于科学、技术、艺术等各个人类文化领域。英文词creativity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出现，create源自拉丁语creare，最早出现在十四世纪，专指神的创造。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现代含义直到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

希腊是缺乏创造性概念的。不光希腊，古代的中国和印度各个文明都缺乏创造性概念。这不是因为古代科学不发达，而是因为文化原因。希腊语里对应于create或creator的词只有poiein，是指制造或制作，就是把东西做出来。这两个词分别可以用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宇宙论领域，一个是诗歌领域。在宇宙论领域，我们知道柏拉图设想世界怎么造的吗？他说一个神匠事先已经有一团混沌的物质，这个神匠根据现有的模型，在这些质料上把形式压进去，这样创造了世界。因此，世界并不是从无中创造的，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已经有现成的东西。所以造物主相当于建筑师，而不是创造者。另一个领域是诗歌领域，诗人“poet”在希腊语里被称为“poietes”，意思是制造者或者创作者。此外，诗人与艺术家是不同的，诗人可以自由从事创作，而艺术家要遵循规则、遵循法则，所以艺术家不够自由，不是创造。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把创造性作为神无中生有、生出世界的含义引入到人类的语言当中。在基督教传统当中，创造性专属于神。人是没有能力创造东西的，只有神有能力创造。拉丁语中有两个词来表达创造和制造，两者有重大区别。一个叫“creare”，专指神作为创造者，另一个是“facere”，专指人作为制造者。神作为创造者和人作为制造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刚才说根据基督教教义，神是从无中创造世界，从无中创造是专属神的特权，人只能从已有的材料当中产生作品，特别是艺术家，人是远远不能和神相提并论的。

十七到十九世纪，创造性成为艺术的本质特征，这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创造开始被认为源于个人的能力，而不是源于神。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人们开始渐渐将“神性”“创造性”与但丁和米开朗琪罗等等这样的伟人联系起来。到了十八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将艺术家的位置提升到其他所有人之上，“创造”一词第一次不仅被用于神，而且被用于艺术家。因为艺术家不受理性或规则的指导，而是由感受与情绪、直觉与想象来支配。艺术家似乎能够产生新颖的、原创性的东西。所谓的天才就是可以有一些新颖原创的东西。但普通人还是不行。然而在十八世纪法国，人具有创造性这种思想仍然遇到了阻力。首先是语意上的阻力。根据传统，创造仍然被认为必须从无中创造，而人没有这种能力；第二点是哲学上的阻力。因为创造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神秘意味的活动，而启蒙时期的心理学不承认这种神秘性。第三是艺术上的阻力。艺术家的活动被认为必须墨守成规，而成规和创造性显然是互不相容的。

只有到了十九世纪，创造性概念的含义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转变。从无中创造的要求被放弃了。创造性变成了新事物的制作，而不是从无中做出东西来。创造性成为艺术的专有属性。创造者变得与艺术家同义，一如过去创造者和“上帝”同义一样。二十世纪之后，我们现在都知道，所有人类活动领域，都说可以创造，所有人都可以创造，都鼓励创造。只要是制作出某种新东西，就有权成为创造。我们看到创造性概念和创新概念是挺相似的，都是从一开始并不是人人鼓励创新或者是创造，或者是人没有能力进行创新创造，后来渐渐到十九、二十世纪之后都完全铺开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这其实和现代性的概念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到了现代才会有所有这些观念转变。

三、“现代性”概念的历史

我们最后简单看一点现代性概念的历史。什么是现代？“Modern”这个词是在十二世纪教会改革背景下产生的，不过当时说“Modern”这个意思与今天是不一样的。十二世纪有一些自称“现代人”（moderni）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正站在新时代的开端。用当时一个名人的话讲，他们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矮子。他们认为自己的重要性比不上前人，但他们能够看得更远，他们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是是一个矮子。而且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的不是一条进步的光芒的康庄大道，有着光明的未来，而是看到了末日临近。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说：有一个黑暗时代，就是所谓的中世纪，把古代与现代（他所处的时代）分隔开来。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在追求某种未来的“新的”东西、“现代的”东西，而是想恢复古代的黄金时代。

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的含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大概从十六世纪开始，当时出现这个词只是为了定义一种艺术风格。著名的艺术史论家瓦萨里把文艺复兴风格称为“美好的现代风格”，这里面有了“moderna”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从艺术领域开始有了现代。我们从前面的“创新”和“创造”都有这样的关系，先是在艺术里可以“创造”，“现代”也不例外。

十七世纪末的历史学家塞拉利乌斯把世界历史分成了三段：第一段从古代到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二段从中世纪到东罗马帝国灭亡，第三段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新历史。他认为新历史就是所谓的现代历史。

自培根、笛卡儿时代以来，“现代性”依据自由、进步的革命观念，出现了新的、可通过科学方法逐代累积的知识观，以及直线的、无限的时间观。现代性需要显示并强调其原创性和优越性。我们现在接受的一整套现代理解完全是从科学革命时期，从十七世纪来的。现在的时间观是一种单向的、直线的、无限的时间观，而不再像古代那样是一种循环的时间观，或者是世界末日的时间观。

现代这个词“modern”从词源来讲来自拉丁词的“modus”，意思是尺度（measure），后来“modern”的一系列派生词都源于一个晚期的拉丁词“modernus”，就是时间的尺度。所谓时间的尺度就是“当下”（just now），就是看现在这个时刻，这是“modern”本质的意思，所以现代本质上就和时间相关，只不过不再往过去看了。现在性的显著特征就在于聚焦于我们眼前的东西而忽视更深的起源。

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现代的，就是通过时间来规定自己的存在。这个话有点抽象，让我们举例说明。一位古代人怎么看待自己呢？他不是通过时间来规定自己的。他是通过其土地或位置、种族或族群、传统或神祗来规定自己。古代人首先不会说我是一个现代人或是古代人，我是在一个什么时间中的人。他想到的是他周遭的文化传统，他的地理位置，他生活的土地等等。现代意味着“新”，意味着前所未有的东西。把自己理解成新的，就是把自己理解成自我发源的、彻底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不再依附于传统，也不是由命运或天意所主宰，他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要成为现代的，就要自我解放和自我创造。人不仅存在于历史或传统之中，而且要创造历史。我们现在天天说我要创造历史，但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在古代，历史是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的。因此，现代不仅意味着通过时间来规定人的存在，而且意味着通过人的存在来规定时间。

最后引一段我特别喜欢的钢琴家格伦·古尔德的一段话，他说：“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时代诉说，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这是一种个体主义的最终辩护。他声明：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这段话我一直深有感触，很多人也很喜欢，但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段话的道理在哪儿。我在准备“现代性概念的历史”的时候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段话就是典型的“现代宣言”，只有现代人才能这么说：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这个话道出了现代的本质。

与之相连的就是个体主义，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强调个体，要活出真我。对个体主义的强调正是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征。我忽然想到，区块链不是也在强调个体，强调去中心化，强调每个人都能发挥平等而独特的价值吗？这和个体主义的思想很相似。所以区块链为什么时髦？因为它符合时代潮流。它完全符合现代性概念给历史、给人类规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我还想到，个体主义和宗教改革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可能不知道，现代性最重要的思想来源或者历史事件就是新教改革。新教改革强调颠覆教会的权威，颠覆教会解释圣经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阅读圣经，而不需要某个更高的机构向他解释。马丁·路德的名言是“人人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做神职人员，都是平等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和个体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平等的个体，它和现在的民主制也是息息相关的。比特币作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也要打破中央银行的垄断，每个人都可以发行货币，这和新教革命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吗。其实，这些概念并不是和大家没有关系，而是说关系太深了。从概念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历史发展的本质。我觉得一些思考大事情的人、看的远的人不会直接沉浸在具体的技术当中，玩弄小的技巧，沉溺于小的享受，而可能更多去关心人类的发展和命运的事情。

四、小结

创造性概念从缺失，到为神所专有，再到专属于艺术，最后到渗透于整个人类活动。这个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因时而异的和与文化相关的。今天培养创造力的书籍和手册铺天盖地；研究创新机制、创新方法是最时髦、最来钱的课题之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国策。如此强调“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它的种子在现代性形成之初，大概在十四世纪的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埋下了。现代性的倡导者们竭力主张现代优于古代，强调抛弃传统，以此来提高现代人的地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古老文明和厚重传统的国家来说，如何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是一个要慎之又慎的问题。

其实，一个完全稳定或僵化、从不容许改变的传统是根本不可能的，也从未存在过。变化和出新其实是自然、社会乃至个体的一般状况。《周易·系辞》说：“生生之谓易。”阴阳相交自然就会出新。《大学》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这里的“新”是自然地“出新”，而不是人为地“创新”。举个例子，现代媒体上的新闻每一条好像都是新的，其实本质上都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新东西。所谓圣经中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什么事情其实都已经发生过了。竭力强调新，挖空心思去创造新，恰恰意味着个人失去了自我和独特性。盲目求新求变反而会使生活显得更为贫乏、苍白和动荡不安。这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精神状况。

希望通过这个讲座能给大家提供一点启发，能够不至于毫无思想准备就全身心投入到创新或高科技的浪潮中。多做一点反思，对于大家肯定是有好处的。（完）

注：有关2050大会及“我带佛陀上火星”论坛更多详情，参见《给青年一个机会，见到我们从未分别——2050大会参会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