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10周年：当年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就预测不到？

作者  |  理查德·布克斯塔伯

2008年9月15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当天，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评级面临调降，华尔街金融版图巨变震动市场，纽约股市遭遇恐慌性抛售。道琼斯指数重挫逾500点，标准普尔下跌近5％，创“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层展”现象：可疑之事

遮阳伞上的白缎带点缀着点点彩色，抵御着沙漠炽热的阳光。这标志着穆斯林朝觐者拥挤的人流从米纳（Mina）的帐篷城出发，涌向几英里外的圣城麦加（Mecca）。接着，在两条狭窄街道的十字路口，人群困住了，人流骚乱了起来，一大群朝圣者绊倒在地，被汹涌的人流踩了过去。只有等到这个地方清场后，才会发现显然这里有过一场大灾难，地上躺着成片的白袍人，2400多人丧生。

2015年踩踏事件只是其中一例。

1990年，在通往贾马拉特的人行隧道里发生了踩踏事故，1426人死亡。1994年，贾马拉特仪式发生两起踩踏事故，500余人死亡；1998年，在通往贾马拉特的桥上，120人死亡；2006年，在通往贾马拉特桥的一个匝道上发生踩踏事故，350人死亡。

在事故中幸存下来的人说，他们就像被钉在了地板上，一大群逃跑的人从他们身上踩过。人们爬到别人身上，只为能喘口气。如果一个人绊倒了，就会有八方压力强推其他人踩到他的身上。人群中的个人往前走的时候，只注意到身边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最后可能会一路雪崩过去，蔓延到整个人群。

这种踩踏的学名叫作“层展现象（或‘涌现现象’）”。个体行为的整体效果不同于个体行为时，就有了层展现象，系统的行为和组成这个系统的代理人的行为不一样。小溪荡漾、云团积聚，在大自然里，层展现象是自然而然的。在社会互动里，尽管我们有多种控制机制来避免毁灭性的层展，层展现象还是很常见。

现代城市，早期控制交通秩序的信号灯。

再来看基于相同动态但能体现出协调的东西：红灯一变绿，在各个街角挤作一团的人群就开始横过马路，人们组成了小溪般的人流，有的走这边，有的走那边，互相之间没有碰撞。他们凭直觉遵循的规则很简单，和那群鱼没太大区别：跟在同你一个走向的人后面，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此处的规则，内在而简单。结果就是，红灯一变绿，就按这个简单的规则来一大波动态层展现象，随后消失不见。

我们有了这个规则之后，就可以在电脑上模拟层展现象，跟在现实生活中做观察一样简单。但现实情况是，代理人作为一个参与者，是不知道层展的模型的。尽管每个代理人都按身边的世界行事，而且他可能对身边的世界了如指掌，但整体的效果还是有所不同，它不是由任何代理人所观察到的东西来决定的。互动具有复杂性，整体模型不像是个体模型的总和。每个人都需要了解整个系统中的所有人在怎样行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明白这个原则：

在我看来，科学家通常遵循的那些物质规律特性的基本假设，就是物质界系统必须由个体组成……个体分别施加其独立恒定的效果，整体状态的变化是由许多个体的分别变化叠加而成的，而个体的分别变化又纯粹是个体之前状态的一个单独部分导致的。

但是，对不同复杂程度的整体而言，很可能会有大不一样的规律，会有复合体之间的关联规律，而这种复合体之间的关联规律是不能用连接个体构成部分之间的规律来表述的。

这个观点讲的是引起层展现象的互动。言外之意就是，人们通常要悄悄行事，把市场影响降到最低（也就是说，不要产生有意义的互动），让市场靠边站，而如果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的行事理由，那么之前讲到的这类互动，就会在危机中变多、变烈。

层展现象解释了我们都在做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也确实降低了我们的风险，却为什么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能人人自我谨慎行事，却同时让系统按我们都超级不谨慎的那副样子来运转。正如个人世界看上去稳定而系统却可以全局不稳定，因此局部的谨慎可能会导致全局的不谨慎。

纪录片《欺骗：金融危机真相》（Fraude: Por qué la gran recesión ，2012）画面，一位经济学者正在阐释货币政策。

非“遍历”过程：人不是计算机

遍历过程就是老的一套来了又来，它不会因为时间或经验而发生变化。放在实际场景中来说就是：如果一个过程具有遍历性，那这个过程的概率分布，过了1000年后，也和现在看上去一模一样。你可以从这个过程的过去抽样，得到概率分布，预测其未来。驱动物理世界运作的机械过程具有遍历性。许多生物过程也是如此。

但如果我们认为经验和背景很重要，人性的产物就不具有遍历性，未来不是过去的类推。“当我们思考世界的未来时，”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总是指，世界按现在可观测的运动方向继续运行下去，会到达哪里。我们不会想到，这一路径并非直线，而是曲线，而且还经常改变方向。”

遍历性在机器上可以行得通。计算机程序没有歧义，指导计算机执行一串操作，其“意义”也就因此具有普遍性。两台计算机运行相同的程序，就会执行相同的信息处理操作，就会得到相同的结果。相比之下，人类语言富有歧义，意义会随环境和语气而变化。语境可由诸如下列问题决定：这句话从哪儿来？他为什么问我这个？大家在这里干什么？

一个社会如果越是强调语境，“话里有话”“言外之意”就越多，越容易产生误会，而能计算的可能性也越小。

由脱离语境而引发的问题有一个经典例子，那是由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提出的一个问题：

琳达31岁，单身，直言不讳，非常聪明。她是学哲学专业的。当还是一名学生时，她就深切关注歧视和社会正义问题，并参加了反核示威。

以下哪一个说法更有可能？

A.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B.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并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大多数被问到的美国大学生都选了B，他们也因此在逻辑思维上不及格。但考虑一下语境。人们得到了琳达的详细信息，而一切都表明，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现实世界中，这种信息为后续问题提供了语境。我们不会从基于日常经验的正常话语突然变挡跳入逻辑问题分析。除非你是个逻辑学家，或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否则你会用“可能”这个词来表示：“依我刚才的描述，你觉得琳达最可能是哪一种人？”在这个问题里，银行出纳员是无关信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有语境，能推断什么信息是无关的，并过滤。

你若是逻辑学家，那么你回答这个问题时，连对琳达的描述信息都不需要——我们可以将问题替换为：“哪个更可能，A还是A和B？”因为逻辑学家不需要描述可能提供的语境。

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经济的计算问题，是其经济学思想的核心议题之一。点击图片查看书评君2016年12月31日专题文章《反对计划经济，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孤军奋战》。

我们不是计算机，我们的喜好不是简单的方程。数学家从一组公理开始进入经济学的世界，而这正是数学生效的方法。其中的一条公理，或是需要采用公理化方法的一个假设是，人们都像数学家那样思考。这样一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没有考虑到人们真实的思考方式。他们很少会想到，思考是和环境及决策语境交织在一起的。

如果经济学忽略了人的本质，把人当作按严密程序运行的机器人，经济学怎么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多数经济分析是和日常生活的时间框架挂钩，其中的人们变化不大。但在危机中，效果如此明显，以致局限性和失败全都涌现了出来，赤裸裸地摆在眼前。危机来临时，经济学的失败非常明显；但在平时，有常态遮盖，其失败并不明显。或者用行为经济学和非理性来做陪衬，把失败归结为市场异常，也就可以拒不承认失败了。

相比于普通投资时期，危机期间起作用的重要因素不同，由此可以看出语境的变化。在危机期间，重要的不是相对价值，不是相对预期收益的微妙变化，也不是供应链中的收缩情况，而是流动性和风险。人们会抛弃高风险资产和低流动性资产，做安全投资转移（投资有流动性的、低风险的资产），其他考虑都会放弃。

“根本不确定性”：危机中的知识

伊拉克战争时期，在提及美方行动战略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不太得体地使用了“未知的未知数”这个说法。在金融界，这个概念的术语叫作“奈特式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更广泛地说，此概念称作“根本不确定性”，旨在描述意外事件，即预测不到的结果或事件。这些事件放不进概率分布，因为它们不在可能出现的事件列表上，因此无法建模。

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这种不确定性归结于模型误差——毕竟没有人指望模型能包罗万象——有时候，这些不确定性的发生，已经不仅仅是令我们偏离目标一点，有时候它们会重新定义目标。

然而，人类终究是自我参照的，因为他们是其社会环境和互动的一部分；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经历，随后，这些经历改变了社会环境和互动的性质。他们是建立自己的模型的人。这就是建立人类系统模型和建立自然系统模型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我们观察到什么，就改变什么，我们改变的东西，又改变了我们观察的方法。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肯定没有忽视这一点。就拿1928年的托马斯定理（Thomas theorem）来说，“如果人认为情境为真，那么情境的影响就会为真”。或者拿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的观察来说，“在很多历史时期里，预测行为经常促成预测本身的实现”。个人观念促成个人行为，个人行为又反过来证实个人观念。

《罗马帝国衰亡史》

作者:  爱德华·吉本 

译者: 席代岳 

版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10月

爱德华·吉本呈现了罗自从公元2世纪安东尼时代，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黯然谢幕的1300多年的历史风貌。

我们的所说和所想，没有进入自然世界运转的方程式，也没有进入自然科学有效性的方程式。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时，心再诚，宗教热情再高，也不会改变自然世界的支配法则。虽然我的所思所为影响不了自然世界的真实性，但可以影响人类领域的真实性。

这便是30年前引入经济学，而又被彻底忽略的一个深刻概念的理论基础：反身性。我认为，经济学家读到乔治·索罗斯对反身性的阐述时，没人会忽略并走开。但事实却不是。可能是因为经济学家吃力地前进，反身性对目前一味模仿自然科学的经济学范式破坏太大。

索罗斯这个概念的应用基于两个原则。第一是易错性原则，即每个人的观点肯定“要么有偏见，要么不一致，要么二者兼具”。第二是反身性原则，由托马斯、吉本和其他人沿着易错性原则的路径草拟而得，意思是“这些不完美的观点通过参与者的行动在情景里联系在一起，并可以对情景产生影响”。

在一个突出的经济目标里指出反身性，“如果投资者认为市场有效率，那么这个观念就会改变他们的投资方法，反过来，又会改变他们参与的这个市场的性质”。在索罗斯看来，这两个命题“像连体婴儿，但易错性在先，没有易错性就没有反身性”。

有些人决心要在建立于永恒普遍公理的科学结构中为我们的行为建模，但反身性给他们添了大麻烦。有客观上的基本不确定性，也有主观上无法违反的不确定性。反身性是经济动态的本质。不结合反身性，经济学就不能把人类经济系统成功地表示出来。

反身性承认人类不是机器人，承认社会系统和社会科学不能成功参与“对自然科学的奴隶般的模仿”，正如索罗斯写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们可以评价这个世界，并以这个评价为基础改变自己的行动，然后改变这个世界。

计算不可化约性：许多问题无法用数学描述

地图旨在帮助人们找到从甲地到乙地的捷径。地图按比例绘制，即缩小到要描述地区的一小部分，省略很多细节。但有些时候，地图不能做得比所描述的地区更小——不丢掉前往目的地的旅途中必要的关键特征，这一地区就不能缩小尺寸，也不能减省细节，假如情况如此，那又会怎么样呢？

你真的要把整条路都走一遍，要么在那个地区内走原路，要么在地图上同样一步一步地走上一遍。地图不能做得比它所描述的区域更小，或者在地图上走一遍无法比走原路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时，就有了一个叫作“计算不可化约”的系统。

回首过去几个世纪的科学进步，伟大的理论成就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找到计算捷径，帮助人们理解系统的机理。然而，数学只在计算可化约系统中有效。公理和演绎逻辑的目的在于提供捷径，给出一般性结果，缩小问题，观其内在原理，从而不必烦琐地一步一步执行步骤来完成任务。

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史蒂芬·沃尔夫勒姆评论道：

人们有时说，数学之所以存在并有今天的地位，是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描述客观世界。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

许多问题无法用数学描述，但直到不久之前，数学仍是我们唯一的工具，可是解决那些既非小事，又有计算不可化约性问题的计算能力并不存在。所以，很自然地，人们的努力都聚焦在寻找契合数学的问题了。数学家以及深信数学之力量的经济学家的营生，就是知道如何避开这一障碍，找到更好的地界。沃尔夫勒姆还说：“数学家导航通过的是那种小路，你不会在一路上到处碰到猖獗的不确定性。”

而现在，已有机器能专门解决这类充斥着猖獗的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着计算不可化约性，而这正是金融危机的问题所在。

举一个计算不可化约问题的例子有多难？实例何处可寻？回答是：到处可寻。实际上，计算不可化约性是真实世界动态系统的惯例——不仅在如野火般蔓延的复杂金融危机里如此，在稳定、确定性高的领域（如行星的公转、光电元件按规律自动点亮熄灭的自动机）也是如此。

想象星球。

让我们从最简单的讲起吧：一个系统，有三个成员或组件，不随机，全由相同的简单机械关系支配。具体来说，假设一个系统里有三颗行星，它们之间的互动由引力决定，即质量除以距离的平方算出来的结果。每颗行星有恒定的质量，所以跟引力相关的唯一变量只是行星间的距离。我们要分析这个系统，这样以后只要知道行星的位置和速度，就能推算出行星今后任何时刻的位置。

1687年，艾萨克·牛顿开了个好头，解决了两颗行星的问题，然后他碰壁了。（即便是在1666年发现万有引力的人，也会碰到这样的事）随后几个世纪的数学家也都碰到了跟他一样的问题。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三体问题一直是数学物理学的中心话题，当时人们认定，三体问题不能用代数公式和其他标准数学函数来解决。直到超级计算机发明出来之后，才又有13个方案浮现出来。但大多数情况下，三颗行星会沿着复杂而显然随机的轨道运行，最后会有一两颗行星逃离伙伴行星的引力。

系统看上去很简单，却违反分析性结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在经济学的谱系里，三体问题有其位子，因为这个问题是杰文斯在构建经济学的数学理论时特别提出的。数学向经济学灌输稳定性的思想，导致人们难以理解危机。

就连最简单的例子都会得到计算不可化约性，那人类的发展、经济的互动，还有人类经验的含义，又何尝不是计算不可化约的呢？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计算不可化约性，就会丢失人性中的重要一面。

但是，经济学家的一项关键技术，就是弄明白如何才能建构出没有计算不可化约性的模型，因为他们为了在数学背景下解决问题，需要这样做。这可不简单，和人打交道，要大量的调整和简化，才能得出有用的捷径。经济学家在一个公认不简单不优雅的世界里（毕竟这个世界受到了人的限制）力求简单而优雅的模型，为了能用上数学，就需要这样做。

《理论的终结》

作者: 理查德·布克斯塔伯 

译者: 何文忠 / 颜天罡 

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