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地方大员：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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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对车臣领导人言行的观察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一直在不懈地突破其作为车臣领导人的职责范围。这位俄罗斯北高加索共和国领导人的言辞中，对西方的敌意和对国家宪法与法律的藐视往往显得非常夸张甚至过火。

车臣的特殊地位

首先要说明一下。车臣领导人的定位具有全俄意义这一点不是今天或昨天形成的。该共和国的和平以及其融入全国法律及社会文化空间的问题，至今仍是俄罗斯的国家基础之一。乍看起来，今天很难找到哪位俄罗斯地区领导人比拉姆赞·卡德罗夫更忠于总统。他是最早提议联邦主体领导人放弃总统职位的人之一。许多到过格罗兹尼（车臣首府——编注）的记者和普通游客，不是将其与邻近的其他俄北高加索共和国首府进行对比，而是与海湾国家城市或亚洲新兴城市进行对比。

然而，这一表面繁荣的基础是联邦政府赋予车臣的特殊地位，车臣共和国不仅获得财政和经济优惠、管理优惠，还有意识形态自由（格罗兹尼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我不是查理”（Je ne suis pas Charlie）就是直接证明），并且部分打破了国家力量对个别地区的垄断。

然而，在车臣构建“垂直体系”后，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向全俄范围的输出。乌克兰危机及俄罗斯内部“防御情绪”的高涨，成为这一转向的适当理由，但其背后原因却深刻得多。隐藏在自2000年代以来车臣推行的“外包主权”策略的背后。但这种方法的战略后果不是俄罗斯进入车臣，而是俄罗斯的“车臣化”。

如何定位卡德罗夫？

卡德罗夫理论上可以在多个联邦级别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如全高加索地区领袖，俄罗斯全体穆斯林的发言人，或联邦级官员。然而，认真审视后人们会发现，这三个角色均大有缺陷，孕育着潜在冲突。

先说高加索地区。车臣与邻居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长期矛盾，包括与印古什之间悬而未决的行政边界划分，以及达吉斯坦恢复车臣人占多数的奥霍夫区的问题。况且，达吉斯坦的政治文化根本不接受所谓“垂直体系”。即使受到克里姆林宫大力支持的拉玛赞·阿布杜拉季波夫（Ramazan Abdulatipov）也必须考虑这一点。因此，对车臣领导人担任高加索人发言人的问题至少应当谨慎对待。

俄罗斯全体穆斯林发言人一角同样如此。伊斯兰教在俄罗斯系多维存在，北高加索如此，伏尔加河流域更是如此。另外不要忘记，将俄罗斯穆夫提理事会、穆斯林中央宗教管理局和北高加索穆斯林协调中心整合为统一机构的尝试此前从未取得过成功。

如果讨论卡德罗夫的联邦仕途，则不能对中央政府官员多年来对其在个别领土上的专横所积累的不满视而不见。例如卡德罗夫与俄罗斯内务部的利益在不久前的格罗兹尼事件中发生交织，内务部甚至忍不住发表了内含对车臣领导人批评的公开评论。

因此，俄中央政府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使车臣领导人的炽热能量受到某种制约。这一任务暗含风险，需要的不是强力出击，而是深思熟虑的策略。然而，对其放任不管同样危险，因为一旦那样，俄罗斯单个联邦主体获准的军事化管理可能不再是例外，而是成为全国适用的普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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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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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尔盖·马尔科多诺夫（Sergey Markedonov），历史学副博士、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分院欧洲大西洋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国外区域学与外交政策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