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美学"：揭秘日军在失败甚至胜利后频发的自杀现象

悲痛的男主人发现妻子身边有一封遗书，遗书中，妻子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爱，但为了丈夫在战场上能够不用顾及家里，全力作战，自己在此，以死为丈夫送行。没有了妻子的男主人，拒绝军方让他留下平复心情的建议，并表示为了不违背妻子的意愿，要尽快奔赴战场。后来，这个男主人因为战事不利，自杀谢罪。

这对夫妻的自杀行为至今仍在日本备受推崇。

日本东京靖国神社，每年4月份左右都会挤满了来访的游客，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右翼分子，但更多的是普通市民。作为日本国内著名的樱花观赏地，靖国神社内外种了四百多棵樱花树。一到花期，同时盛开，粉红色的花瓣，几乎覆盖了靖国神社那色调阴郁的建筑。这对照鲜明的景象背后，是日本人怎样的生死观，又有着怎样一段罪恶的历史呢？

樱花源于喜马拉雅山地区，在日本广泛种植。传说古代樱花花期只有7天，经一个喜爱樱花的天皇向上天请求，才延长至14天左右。喜欢樱花盛开的日本人，更喜爱凋零之际的樱花。满树樱花几乎同时凋谢，如春雪覆满天空，被称为“樱吹雪”。

日本有一句谚语，叫做“花中樱花，人中武士”。就像漫天飘零的樱花一样，日本人认为武士人生最壮美的一刻，便是武士的死亡，日语里称为“最期”。

在日本传统的武士道里，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轻生重死。人怎么去死，往往被认为比怎么去活更重要。

武士们所追求的死亡，就是像樱花凋谢一样迅速而绚丽。

武士道经典著作《叶隐闻书》中写道：“武士道，乃求取死若归途之道。”书中要求，一个合格的武士，每天都必须整理好仪容，剪好指甲梳好头发。这是因为，要将生命的每一刻，都当做最后一刻来看待。一个形象邋遢的武士，其罪过不在于有损体面，而在于没有做好死的准备。

在对死亡如此推崇下，无论一生如何不堪，一场壮烈的死亡便足以赎清。在古代日本，剖腹是武士专有的刑罚。被判处死刑的武士，进行了剖腹仪式后，便被认为通过自己结束自身生命，洗清了人生的一切罪孽。

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重死的思想被军国主义传承下来。在日本送新兵入伍时，都会有幅标语，题着“祈战死”三字。

既然要“祈战死”，那么，如果在战场上没有战死呢？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军歌创作名家，陆军军乐队的永井建子在山东战场写下《雪之行军》，歌词写到：“如果不幸没有战死的话，就用慰问品里的棉带上吊吧，反正不会活着回去的。”在日军进行的统计中，甲午战争有177名日军士兵非正常死亡，多数是自杀而死的。战争中第一个死亡的军官古志正纲，就是因为没能完成运输任务，而自杀谢罪的。

轻生重死的生死观，使得日本国民自杀率是世界第一，日军自杀率也是世界第一。据1938年出版的一本日本军队杂志透露，十年间日本军中自杀人数达一千二百三十人，即便是被认为意志坚强的军人，也往往轻易就放弃了生命。一千多人中，有71人是因为迟到而自杀的，有23人是因为丢失公物而自杀的，还有因为被长官斥责而自杀，和因为无法出征而自杀。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自杀是对集体责任的承担和忠诚。

在中国，自杀被视为不负责任的懦夫行为。

而宗教界，都反对自杀，特别是西方基督教认为是严重罪行。

这种轻视生命的思想，不仅为日军在二战中的自杀式攻击打下了基础，也是日军不珍视他人生命，犯下众多战争暴行的重要原因。

崇拜死亡、轻视生命，在日本逐渐发展到可怕的地步。日俄战争中，日军进攻旅顺的指挥官乃木希典，强令部队反复发起自杀式冲锋，引起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数万日军伤亡。战争结束后，乃木希典被推崇至极，而他通过剖腹来为明治天皇殉葬的行为，也得到了日本社会的巨大赞誉。

乃木希典后来成为了一个符号，被日本当局和社会舆论所神化，成为全体国民的一个榜样。他的死，也成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认为最理想的死法。

在二战战局不利之际，日军发明了“特攻作战”，全方位的展开了自杀式战法。在海上，有人驾驶着满载炸药的冲锋艇，疯狂地冲向美军舰船；在海底，有人驾驶着鱼雷与美军同归于尽；在空中，不仅有开着飞机撞向美军的“神风”特攻，还有驾驶着装满炸弹的滑翔机赴死的“樱花”作战。

在为“特攻作战”创作的歌曲《同期之樱》中唱到：“我和你是同期的樱，你虽一去再也不复返。但我们将在花之都的靖国神社中，再次相会于樱开之春。”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将武士道分成了“仇讨”和“剖腹”两个部分，前者是杀人，后者是自杀。可以说两者是相互呼应的，武士道认为，一个毫不吝惜自己生命的武士，才是一个强大的武士。然而，一个能够毫不犹豫自杀的人，往往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杀人，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如何会去珍惜别人的生命呢？

死亡、靖国神社、樱花交杂在一起。

灿烂的樱花推动的春风温暖如斯，

却挡不住背后那来自历史的彻骨寒风。

资料附录：

《叶隐闻书》：[日]山本常朝 1659年生于日本佐贺藩，是佐贺藩武士山本神右卫门重澄七十岁时所生。九岁时做了藩主锅岛光茂的侍童，后一直忠心侍奉藩主。四十二岁时剃发出家，著述《叶隐闻书》。

成书于1716年（日本江户时代），共十一卷，是由佐贺藩主锅岛光茂的侍臣山本常朝口述，一个名叫田代阵基的武士用七年的时间笔录而成．主要为论语体，又称《叶隐论语》。《叶隐闻书》是武士道的经典，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源头，堪比儒家《论语》。

这是一部武士修养书，也是一部作为近古日本特殊社会形态“武士社会”的文化精神史书。是了解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部全面了解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重要原典之一。它宣扬忠孝仁爱，主张大义与殉死，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日本武士道的特殊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其精华，构成现当代日本人的价值观之一。其糟粕，在20世纪中叶被军国当局恶用，成为鼓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这是一部全面了解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重要原典之一。

武士道是日本精神的核心，对日本民族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对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以及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中、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欲了解日本，必先了解武士道，研究武士道，必以《叶隐闻书》为首要。

《叶隐闻书》除了探讨武士的战术问题，主要将武士的职业精神上升到一种人生境界，即武士生死的哲学高度。该书开宗明义“武士道者，死之谓也。”赴死、忠义两全，是武士道的终极追求。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元老和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

《日本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日本论》，认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律师审判官。

《日本论》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神权迷信，构成日本人“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为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争得一个优先的位置。而一向以老大自居、不思进取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最后终于陷于悲惨的绝境。

(本文为@纪录片人陈钦 与爱奇艺 共同投资制作的百集大型历史解密纪录片《中日百年抗战全纪实》的文字稿。@纪录片人陈钦 独家授权@煮酒君谈史 @高会民 更新纪录片文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