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辩：中国逻辑梅开二度

        名辩论争中最有名的一次，大概就是惠施（约前370-前310年）和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在渭水河畔大辩人鱼之乐了——

庄子在这儿的辩论中使用了一个墨子《小取篇》中胪列的论辩策略或技巧‘援’：

——你惠子可以说‘你不是鱼’，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你不是我’呢？

        我们读《庄子》，看他和惠子争得那么有哲学味儿，那么有递归性，还那么有娱乐性，所以往往就忽略了庄子对他的厌烦。惠施爱争论，尤其爱跟庄子争。他大概把争论当成了练兵。他给梁王当相国，得能说会道才行。而爱跟庄子争，是因为棋逢敌手，找着个高手练兵。而一碰到实际利益，惠施心里就时时防着庄子，不像好哥们儿了。

惠施在梁国当相国，听说庄子来找他，还听说要来替代他当相国，这一惊非同小可，大搜国内三天三夜（难不成要做掉庄子？）。但在庄子看来，你那崇高职责不过是猫头鹰食腐鼠，还怕人抢了去。他要做的是鹓鹐，是大鹏——你别拿那腐鼠相位来吓唬我好不好！

        所以庄子最后下了断语说：

庄子说：惠施就拿这些个东西到处宣扬。而天下那些跟他一样的辩者，相互之间争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同声‘相应’，‘终身无穷’‘终身无穷’‘终身无穷’啊！但是庄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把更为大名鼎鼎的公孙龙都拉上了，说你们这帮‘之徒’，矫饰了人家的心，偷换了人家的意思。你嘴上能赢人家，但人家心里那个不服啊，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儿。

       这就是名辩与希腊逻辑/印度因明的区别所在的。希腊人和印度人都爱争，跟春秋时代咱们争鸣的百家一样，大概凡人都爱争，各有各的主张，互不服气。但希腊人和印度人争到最后，其实没多久，两三代人吧，就发展出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程序，一套只管形式、不管内容的辩论规则，也就是说，是一套内容上谁也不帮、形式上中立的公平程序。而且双方、多方都能接受。而咱们争了两三千年一直没长进，赢的人不是靠说道理，而是靠矫情、靠煽情、靠忽悠、靠钻空子、靠小聪明、靠大义凛然、靠气势磅礴，最后还可能靠官府皇室的权势来压倒对方。

        咱们那时就怎么不知道，并且直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讲道理实际上不是指内容是否‘合情合理’（这个中国‘理’是‘理智’的理，不是‘理性’之理），不是指内容是否打动人，而是靠一套外在的、中立的规则，来规范如何讲道理。

       靠内容打动人当然用途很广，各民族都会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黑社会；也用于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谈恋爱。但靠形式讲道理的最初只是个别民族用于探求自然界、哲学、宗教的秘密，过了很多个世纪后在欧洲用这推理方式加上实证检验发展出科学，并逐渐扩散到社会的其他方面，有需要理性的领域，包括法治、教育、体育、商贸等等。

       而那些憋屈了的失败者，明知道惠施、公孙龙之徒在胡搅蛮缠，但就是，用俗话说——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心里干着急，你说的是歪理啊，但我也说不出你到底错在哪儿。这就是缺乏规则的结果，因为少了个依傍的工具，公平的程序，于是从猿人到现代，一直继承着丛林规则：用拳头的时候，看谁拳头大；耍嘴皮子的时候看谁机灵。而嘴皮子耍不过名辩家，拳头还是可以用的。到后来，除了辩者，谁都烦透了，干脆把它给禁了——集体暴力起作用了，大家伙儿、知识分子集体依傍权贵的力量把名辩家们镇压了。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对这些形名家﹑辩者斥为“苟钩釽pī析乱”之流﹐“苛察缴绕”的诡辩之徒。他们的著述大多已流失。

        我也不喜欢辩者的方法，但更不同意依靠集体暴力、靠权贵势力把他们给禁了。

        古希腊也有诡辩论，芝诺的有些命题跟辩者二十一事非常相似，不，几乎一模一样：

芝诺的命运和名辩家们几乎相同，他的命题被认为是诡辩，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所见的几条悖论主要取自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有点像惠施的主要言论见于《庄子》。有所不同的是，芝诺的悖论在当时就遭到亚里士多德等人从逻辑上给予批驳，他的悖论不被认为是逻辑。而咱们的古代逻辑却是专门讨论这些言论的，而且延续了好几百年，而且那几百年还所向无敌，‘胜人之口’啊。直到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才给打入学术冷宫的。难道咱们真的一方只会邪论诡辩，另一方却不会用正经的逻辑来论辩，而只会依仗权贵和集体暴力来压制？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名辩家们A是非A（‘狗非犬’辩者二十一事、‘白马非马’）、A不是A（‘矩不方’辩者二十一事）的诡辩，在当代中国逻辑学家眼中，竟是认可他们的逻辑属性的：

逻辑史家温公颐1983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贬斥名家辩者是‘偏见’，要加以‘破除’。他认为的‘正见’是：先秦名辩言论是‘逻辑’，还是‘科学’；历来遭到贬抑的诡辩是‘所谓的诡辩’，不是真的诡辩，实质上包含着‘逻辑’，还是‘宝贵的逻辑’，甚至还是成‘理论’的‘宝贵逻辑’。

         对于名辩家们的命题，比如‘辩者二十一事’中有如下命题：

很多讨论中国古代逻辑的论者说这是关于名实的问题，好像说辩者没分清名实就算完了。但辩者们是怎么会得出这个命题的呢？他们是不是如现代符号逻辑的方式，加个引号就能显示出名实不符的状况？‘白狗’黑——这个‘白狗’不是指的真实的‘狗’，而是我刚写下的‘白狗’这两个字，我用这支铅笔写的‘白狗’这两字是黑色的。

       把中国古代名辩也叫‘逻辑’，那当然很容易和真正的‘逻辑’——演绎逻辑——相混淆。两个相同的名词实质上同不同，得看定义，不要光看名称都叫‘逻辑’。要是有人说他在台湾大牢里看到‘陈水扁’，另一个人反驳说：不对，‘陈水扁’明明在福建某村子里。人口普查据说还有第三个叫‘陈水扁’的，是不是他也要加入争论中来？

       有一点值得提及，名辩家们似乎是‘为学术而学术’。他们不像儒家那么想济世经邦，甚至跟道家比，也没有那种修身养性的向往——他们没有实用目的。名辩家就像天真的儿童，玩着语言游戏而不知不觉间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认知。但可惜的是，这种没有功利目的的、自然增加知识的方式为大多数中国人不理解，为学界视为异端，为政界所不容，觉得他们不但不为政体出力，还转移了视听，干扰了国家发展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