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一词,必定是建立在“衰败”之上。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古典文化知识遭遇了衰败。此处的古典文化主要指希腊罗马文化。
西罗马帝国衰亡后,6世纪出现了古典教育危机。教授古典罗马文化的学校逐渐消失。罗马帝国的旧土地,在公元8世纪时期被三种独立的文化所充斥,拉丁基督教文化、拜占庭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这样一种情形下,每种文化都想加强自己的影响,都想让自己的文化立于不可撼动的地位。
基督教的世界,修道士们和主教们向往自身教义的精神修养,他们对于古典文化讲述的那一套学术理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向人们教授《教义问答手册》,而不是古希腊哲学。逐渐《圣经》取代了古典诗歌成为了学习的教材。古典学说被视为文化异端,人们普遍认为圣经的知识已经足够使用。
刚开始对教士的要求非常高,因为经书普遍用拉丁文书写,所以教士要懂拉丁文要学识渊博要能说会道还要能吃苦。随着对教士需求量的增大,资质要求方面就不得不随之降低。这个现象在公元7世纪的巴伐利亚地区,出现了一个文化至低点,一些教士已经不能使用拉丁语主持教会仪式了。
再把“学习”这件事情移到世俗贵族身上来看,会发现到了公元8世纪初,许多贵族已经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甚至有人就画个“十”字来代表自己的签名。
幸运的是,不管什么时代都有人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一类人的存在,为后来公元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埋下了种子。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人。
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的后裔,将一些希腊语的书籍译成拉丁文,包含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并且还写了一部散文诗体影响久远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有一个半路出家的修士编撰了一步包含语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的教科书;
著名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在他的著作中,从未贬低“外来科学”,他一生都极力反对愚昧与无知;
还有一位颇具诗歌、音乐天赋的神学家,编撰了一步宏大的百科全书《词源学》(Btymologiae),这本书为中世纪的文化奠定了基础,许多人都以此书为参考标准。
就是在这样环境下,遵从圣经教义的以拉丁文为语言的一种新人文新文化出现了根基。
西罗马帝国衰亡后,拉丁语逐渐退出日常沟通的舞台,人们开始使用拉丁语和各地民族方言融合后的各种罗曼语言。由拉丁文编撰的书籍对于人们来说已是标准的“天书”。
前文我们提到那些个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士都编撰了拉丁语的书籍,那么如果后世无人能懂,这些书籍都只会是博物馆里深奥的古董符号。
所幸,有这么一群人,掌握了最纯、最地道的拉丁语,他们是爱尔兰教士。
爱尔兰从来没被罗马帝国纳入版图,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爱尔兰和欧洲大陆之间一直存在某种“隔断”。爱尔兰皈依基督教后,与罗马教会相隔离,逐渐形成一个独具风格特色的教会组织。
爱尔兰修道士们过着严格的禁欲生活,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沉默、斋戒、浸在冷水中祈祷。也许正因为他们的清心寡欲,他们拥有比常人更多的对学术诚挚的热爱。
传到爱尔兰的《圣经》和教义不是希腊文就是拉丁文,虔诚的教士们开始苦苦研习这些陌生的外国语言,他们学习了拉丁语的最纯正最古典的形式。上文我们提到,拉丁语在欧洲其它地区已不纯正,但是却在这个偏远的小岛上幸存下来。
爱尔兰修道士的禁欲主义,其中有一条是“自愿终身放逐”,到其它地区去传教,于是拉丁语最终由爱尔兰传教士带回欧洲大陆。
中国的古话,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即可成就一番事业。
对于那时的文化发展情形是含载着知识的书籍有了,能读懂这些天书的人也有了,只需一股力量来推动。
查理曼本人是个好学之士,他从接受教育中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因此他希望他的臣子们都成为有学之士,这样就可以实现他在文化发展上的雄心壮志--在野蛮王国中恢复学术之光。
今天我们讲述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产生的背景,下回我们将了解查理曼掀起的文艺复兴具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