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就这么着要开溜，新浪微博约我写篇新年寄语，主题是：我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完成普通人的生活。
响应这个主题，首先要回答，普通人的生活理想是什么？
我以为，普通人的生活理想很简单，每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让子女得到公平的教育，可以让父母安享晚年，让爱我的人温暖，让我爱的人幸福，让正义不再流泪，让卑鄙受到严惩。
要完成这个理想，就要学会如何理性的维护自身权益。在2015年终，我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到的小故事，说给你。
老师，赔我钱！
去年年底的时候，省内某县小学发生了一件事儿。三年级有个小女孩，上课特别爱说话。有天上课，班主任老师看她总说话，就走过去拽了一下她的头发。这一拽多少有点寸劲儿，虽然没拽掉头发，但是头皮红了。
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看了一下，医生说你这个也不用吃药啊，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这位家长可不是善茬，找老师兴师问罪，到教育局上访，总之折腾没完，要求老师赔偿六万块。
够狠吧，拽一下头发就六万！
这位老师虽然觉得太过分，但最终还是受不了这么闹，于是真的就赔了六万块。
别急，事情还远没结束。
就过了两天，孩子也不知是过敏体质还是怎么着，头皮肿的原来越历害，家人将其送到沈阳大三甲医院，结果孩子被诊断为“外伤后广泛帽状腱膜下血肿”，这个病究竟重不重我说不清，总之医疗费并不贵。但是家长就此要价提高了。家长尽其所能找了无数家媒体，病房门前小学派来副校长长期蹲守着，就为了抵挡一下媒体，也随时看看家属有什么要求。
家长也不说要多少钱，就是先闹够再说，老师也实在没钱再提高赔偿，最后呢，学校校长东拼西凑了数十万，赔给了孩子家长。
但是这一事件已经失控，媒体轰炸式的报道对当地形象影响很大，于是领导批示严惩肇事者。
最终的结果是，今年年初，老师被立案刑事拘留，孩子很快康复回到县里并要求转学，但县里面各学校校长宁愿被撤职都绝不要这个孩子。在看守所里，那位老师绝望地说，我有错，但是错不至此，他们毁了我的一生，等我出去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
你有理，你真的赢了吗？
城管，你服不服？
厅官毕先生。按理说毕先生是媒体界前辈，身为后备我没资格指指点点，那么我隐去他的身份，单就这件事本身来说说。
毕先生在三亚禁止游泳的海边游泳，又把自行车停在了禁止停放的地方，按理说毕先生自己是一切错误的根源。然而三亚城管在执法时把人家衣服都一起给拿走了，这难免有些超过了法律授权的边界，而且执法也不够人性化。
这种本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事情，却被毕先生的一次半裸行为艺术弄成了全国热议话题。
先是毕先生口述从海边步行三小时到市政府，仅穿内裤被友人拍照后，再求助媒体友人广为传播。于是城管登门道歉，似乎毕先生赢了。可是毕先生没有告诉大家，他其实并没有步行而是打了车，还回了趟家不晓得吃没吃点饭，照片也是让路人帮拍的，无意间他自己也在行为艺术中植入了原罪。
此后的事情被认为是反转剧，毕先生一路的行为艺术被摄像头层层记录，不得不因此再向公众道歉。然后摄像记录究竟是哪路大仙调取来的，至今没有结果，新闻烧过头七之后，此事没了下文。但留给公众的却是几个强烈的心理暗示：1、退休厅官带头不守法。2、媒体新闻不靠谱。3、城管还是不给力。
双方都有理，谁赢了吗？
我，就全有理吗？
若想推动急救门这件事，至少在本次事件中，没有明显的道德瑕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急救门事件中，我也有部分回忆错误，虽然各文章里零零碎碎都提到了，不如就此归纳一下。
1、 首都机场医院收我的医药费我原文写不到两千，后来机场医院领导到我家详细梳理了一下，实为不足一千。第二天的长微博我立即公布了，这里再次更正。
2、 转诊的救护车，999急救医生明确说“先生您太重了，您能不能自己上救护车”，后来保安大哥来帮忙。我认为前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等于把皮球踢给了病人，如果急救医生自己联系保安大哥帮忙，那么事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事后，也有信息反馈给我，说保安推我上车时，医生也过来帮忙了，虽说我并不记得，但我仍然愿意在此特意提出一下。
额外自黑苦逼的手机
每个人的一年中，都会有很多不满意的事情。今年十月末，我乘坐神州专车时把新买的手机落在了车里，这个回忆清清楚楚。大约半小时后我发现了，我立刻打电话给专车司机，说没有发现电话，而此时电话已经关机。
在我之后，只有这名司机和另一位女乘客上了车。也就是说，合理的推断必然是两者有一人拿了电话。此时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没有证据证明其中到底哪个人拿了手机，迂腐的我认为，就算报了警，必然有无辜的一个人会因为我自身的失误，耽误很多时间，并遭受被人怀疑的伤害。
而且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我的情况会被视为“遗失”，我拿回手机的概率几乎为零，于是我放弃了。
再把时光回调一个月，莫斯科的凌晨12点，工作结束后我和同事在红场闲逛，我坐在红场一辆警车不远处的石阶，离开的时候，我把我的iphone6 plus又落在了地上，待我离开十分钟后返回去寻找已然不见。跟莫斯科的警察比比划划用google翻译交流半天，警察给我一句话，可以跟他去警局，但是手机找回的可能性，是零。
尽管我也很苦恼，红场的摄像头比蚂蚁都多，手机谁拿的肯定能锁定，但是我有没有精力去让警察调动资源查监控，最后在茫茫人海里给我找回手机呢？
这些事儿，你可以视为我有理，但是评估最终维权成功的可能性，其实放弃是最好的选择，怪就怪自己脑子太笨好了。
尾言：
2015，留给我的太多思考，就是一定要理性的维权。总有人问我，有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封口。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尽管南航，首都机场，999，国家卫计委，红十字总会都是巨无霸，他们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我确确实实从没有接到过任何官方明确的封口指令，转述的也没有。
相反，南航和首都机场第一时间来我家致歉，红十字总会也在我写了信之后第一时间登门慰问。我深深的感受到，只要不隐瞒事实，理性的批评和建议，我们的政府和国企是完全有宽广的胸怀来接纳和改进。
也有人说，你是记者，你有资源维权。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记者都是屌丝而已，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记者的社会地位逐年下降，倒是负面的声音多了不少。
整个急救门中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让没任何身份职业标签的人，都能享受改善后的院前急救服务。
2015年终的急救门事件，也有一些潜在的巨大影响。找医生交个朋友流行起来，陌陌上医生的粉丝暴涨；北大人民医院据说急诊量明显增多；记者这一年总在央视道歉，年尾算是挽回点面子。
而我，正在努力康复期待回到工作岗位，努力去做回一个普通人，我想要达到这个目标每日自省的话就是：
你有理，但你给我小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