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启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天性。启蒙者的主体首先必须是高度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在思想上完全自由和独立的个体，但同时你也是最人类的，你必须以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思考的基本底线。

　　所谓人类价值，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学术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以一个全球视界去看所有中国问题，只有这样你才看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如果你只是一个民族和地域的自我定位，在中国疆域的圈子里研究中国问题，就永远看不清事物的本性。而这恰恰就是迄今为止所有中国近现代学术的最大弊端。

　　搜狐文化：有些人就说全球化他会使文化丧失独特性。

　　朱大可：你只有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才能对你的研究对象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你还要不断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除了使用显微镜，你还需要在更宏大的生态空间里做物种学比较，你可能还需要使用解剖刀、基因检测或者其他手段，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研究对象的本质。许多人崇拜显微镜，相信从镜中获得的镜像，却不知道“管中窥豹”只是所有观察方式中的一种。

　　　　搜狐文化：其实如果一味的那样去保守就反而会让文化变脆弱。

　　朱大可：学人很自卑，拒绝去看外部世界，以为一头扎进钻进国学堆里就有了文化安全感。国学首先是文化鸵鸟的学术沙堆，其次才是焦虑的中产者的心灵鸡汤。我希望有一种更为开放的“中国学”，能够在全球视野和人类价值的框架里，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传统，并且给文化空虚的民众，提供真正有效的思想指南。

　　　　搜狐文化：您如何理解文革结束？

　　朱大可：我们实际上一直处于后文革时期。邓小平没有对文革做一个根本性清算，由此留下了后遗症。80年代，这个后遗症还没到今天这么严重的程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要为文革支付的利息在不断地滚雪球，今天已经到了要为它付出高昂代价的时候。

　　搜狐文化：您刚刚提到80年代，其实80年代有一个和新文化运动相似的启蒙思潮，但最终夭折了，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也并未在中国扎根下来，这种反复的夭折，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到现在有着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历史上有几次这样的夭折。

　　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但“新文化运动”随后就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两个不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向西方学习，所谓“科学”、“民主”这两个词就是来自西方的，但是很快在“五四运动”中，另一种排外的声音，马上就消解了“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努力，所以可以看做是一次夭折，起码也是挫折。然后是抗战和国内战争，战争终止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三次发生在49年以后，它由一系列政治运动组成，像反胡适、反胡风、反右之类，而文革是它的顶点。第四次发生在 80年代的启蒙时期，它刚刚开始，就被打断。

　　 这种多次反复的打断，就像是社会疗愈过程，每进行到一半就中断了，结果会加剧这个病症的恶化。对中国的社会进步而言，这是极为不利的状况。它已经在历史上做出了四次不良记录，制造了某种“习惯性夭折”。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沉重教训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80年代会成为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首先是，文革在政治上被终止了，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在组织、政治上都被清算了，但并没有完成思想文化的清算，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时形成了两个很大的对抗力量，思想上的改革者，最突出的代表是周扬。有趣的是，他过去是一条典型的棍子，从延安开始，打了很多人，让很多人蒙受苦难，包括胡风和丁玲在内。虽然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但在文革中他被关了九年，这期间他开始反思和忏悔，发现自己过去所做的都错的，所以他会在文革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向所有的受害人流泪道歉。这种场面是非常罕见的。

　　作为一个加害者，周扬能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这种个人勇气和忏悔深度是值得赞扬的，尽管也有极少数人，像丁玲，拒绝了他的道歉，但无论如何，他是党内知识分子拥有自我更新力量的代表，这种力量能够使当时的党出现一种亮色。但很可惜，周扬很快就遭到同志们的围剿，他熬过了文革，却没有熬过1986年底那场“反对自由化”的斗争。那么周扬为什么被批判呢？主要是因为他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核心不是阶级斗争理论，而是人道主义思想。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新发现。他的依据是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马克思关注人性、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理论，在这场大批判中再次被遮蔽。我们继续被引向意识形态误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刚刚被发现，就被彻底废弃了，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有给马克思和周扬平反。

　　人道主义思潮中有些作家，比如说著名的剧作家白桦、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比如戴厚英，写过《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比如巴金，写过《忏悔录》，他们都是重要的忏悔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厚英，她扮演过激进的红卫兵角色，是那种典型的加害者。最后她自己和自己所爱的诗人闻捷，都一同变成了受害者，正是这种戏剧性转变促成了她的觉醒。我觉得这是80年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很可惜他们数量稀少，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些当年红卫兵出来为他们在文革早期的行为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但这也仅限于个别人。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忏悔和道歉的基因，尽管孔子说“吾日三省于吾身”，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为什么孔子这么要求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人缺乏这种反思传统。 白桦 《诗人之死》、《人啊，人》，戴厚英著

　　所以，为什么说启蒙运动是半吊子运动呢，那是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没有被确立起来。首先是没有追上人类的共同价值，结果被世界甩得很远。第二，由于没有人类价值观作为衡量工具，反思和忏悔就变得可疑起来。它很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是方向走偏的。

　　互联网时代，启蒙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双轨制

　　搜狐文化：现在学界又有人提出了“新启蒙”或者说“再启蒙”，但在如今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已经没有那种公共空间或者氛围，让知识分子像新文化运动或者说80年代那样，去重新开启一个启蒙。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朱大可：我觉得启蒙就像空气，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启蒙方式。过去的启蒙，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单向启蒙，而互联网制造了一种新的状况，那就是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共同启蒙，甚至互相启蒙，这种双向和多重的启蒙，是启蒙运动的2.0版。比如雷洋事件，你们可以看那么多的场景推测文章，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很多都是民众自己在做分析，而这种分析本身就是一次细小的启蒙，谁都无法阻止。互联网是启蒙的最大战地。

　　你实际上是无法管控他们这种互相启蒙的能力，这个能力在迅速生长，几年以前民众还没有升级到这种程度，现在这么多好文章，都写得很有趣，他们试图告诉我们，警权和人权、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它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启蒙正是在这些微观事件逐渐实现的。知识分子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跟过去完全不同，他参与到民众的自我启蒙当中，他不再是唯一的启蒙者，有时甚至他也在被启蒙的路上。当然，优秀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还是重要的，因为他可能看得更深更远，也更有说服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上一种双轨制，我认为，知识分子启蒙和民众自我启蒙，正在共同推动中国人的认知进步。

　　搜狐文化：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其实都是精英文化的繁盛期，知识和知识分子都被尊重，但现在却出现了“知识分子污名化”，甚至于在知识分子和民众，尤其是网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敌对关系。这是不是和知识分子内部的构成有关？

　　朱大可：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部门蓄意污名化，这个引导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也出了问题。知识分子不像过去那么完美了，他们过去被遮蔽的瑕疵，因互联网而被传播并放大了，这是一个祛魅的现代性过程，我对此并不感到担忧。我所忧虑是一部分知识者被权力或是资本所收买，说出各种违反“常识”的言论去误导民众，这会引发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所以我刚才讲知识分子启蒙力量不像过去那么强大了，但好在民众有了自我启蒙的能力，我觉这是一个有力的补偿。

　　　　搜狐文化：那您认为这种判断能力的进步的由来是什么？

　　　　朱大可：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让资讯获得传播。中国是互联网超级大国，删除永远跟不上发表的速度，管制的用工和成本现在已经不堪重负。这是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除非你把这个互联网关掉。但它制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所以政府也无法舍弃。这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互联网的存在，为真相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传播是启动民智的最好方法，因为人们不管怎么样最基本的智力还在那里，是真是假是对是错，通过反复的比较，总是会找到一个相对正确的说法或想法，那就是民智，通过几次几十次之后，民众就学会如何去判断一个被官方界定的事件的真相。

　　　　搜狐文化：关于雷洋的很多分析其实是很理性的。

　　朱大可：相当理性，没有越出宪法和法规的范围，我觉得这点非常好，正是这种理性的分析和批判，而不是那种狂热的攻击，才是社会自我进化的标记。

　　搜狐文化：很多东西在中国都会偏离它本该被讨论的轨道，而变成一种道德批判，就像雷洋事件，有些人的关注点都朝向了嫖娼，但其实这是一个执法和法制的问题。您认为其实官方引导还是中国社会本身就有这样一个痼疾呢？

　　朱大可：有人在利用民众的这种道德洁癖，这是很正常的。一些人热衷于扮演道德民兵的角色。这个博弈会长期进行下去，但是你可以发现，聪明人的声音会越来越多，而那种被利用的声音，比较愚蠢的声音会越来越弱，这是一个基本趋势，以前这种情况几乎一面倒，肯定是铺天盖地的道德谴责。但是你看这次不一样，人们纷纷出来要澄清一点，嫖娼是嫖娼，被打死是被打死，这是两个事情，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以前做不到一点，就是一年以前都做不到这点，我觉得就短短一年里边。

　　性产业合法化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大标志

　　搜狐文化：您也一直对中国的性文化有大量的研究，最近，针对雷洋事件，有人提出了“嫖娼合法化”，您认为，在中国，性产业应该被合法化吗？其实挺多西方国家合法化之后没有产生比较坏的影响。

　　朱大可：对，那些性产业合法化的西方国家，在性管理方面都比较正常，以澳大利亚为例，国家一方面允许性产业合法化来解决部分人的性饥渴，另外一方面借助有效的管理，令性产业更加健康，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征税，拥有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性需求是人性的一部分，它看起来就像洪水，你到底是用大禹治水的疏导法来治理，还是用他老爹鲧的湮堵法来治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小学生都明白。现在我们袭用的不过是鲧的方法，它除了激化社会矛盾，增加性暴力性犯罪的指数，还要增加行政管理的成本。在我看来，与其依赖警察的暴力罚款和拉动社会仇恨，还不如直接向性产业征税，堂而皇之地检查和管理它，迫使它变成一种符合人性的阳光产业。

　　搜狐文化：而且性工作者应该也会被保护。

　　朱大可：我觉得对于一个文明的国家来讲，性产业合法化是一个重大标志。

　　鲁迅在90后一代已经失宠

　　搜狐文化：今年也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前几年的教科书讨论，有人认为鲁迅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以及不适用与当代了，特别是他后期的一些更加冷酷的那种批判方式，所以要弱化他的影响，您认为，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应该思考鲁迅吗？如果是的话，又该如何让鲁迅在当代产生影响？

　　朱大可：我曾经把把鲁迅分成两种鲁迅，一个是北平鲁迅，一个是上海鲁迅。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立场。

　　北平时期的鲁迅，写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故事新编》之类的小说等，还包括《野草》这样的散文。这是鲁迅的重大贡献，他使现代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上海时期的鲁迅

　　上海时期的鲁迅，相对来说他的原创性下降了，首先是没有写出小说和散文来，虽然传说当中他曾经打算写一部长篇，最后也没见到他动手。上海鲁迅的主要文体是杂文，而杂文的主要方式就是批判。对上海鲁迅还要做一些细分，其中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国民性，针对中国社会政治写出的反抗性文本，这部分仍然是鲁迅精神的伟大呈现，而且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北平鲁迅的一种延续。但还有一小部分是情绪化的人身攻击，我觉得这部分要舍弃掉。这是鲁迅的弱点，不能把这个弱点当作鲁迅的旗子高高举起。一定要对这两个部分的上海鲁迅再做一次甄别。那种宣称鲁迅是“完美的战士”的人，是在利用和捧杀鲁迅。

　　搜狐文化：鲁迅后期的个人仇恨性的批判和和文革后来的那种非友即敌式话语有什么内在的思想继承吗？

　　朱大可：在上海时期，那种显而易见的憎恨，弥漫在杂文里，这些憎恨有些是公共的，是“为民而恨”，属于大爱的一部分，而有些是非常私人的，是可以打个问号的。一般而言，当恨没有跟爱融解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憎恨就会出问题。而被割裂的憎恨，更是容易被人利用。文革初期，鲁迅再一次变成重要的话语武器。鲁迅的语言被大量用在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成为戕害他人的暴力工具。他的憎恨被片面放大了，成为一种普遍的憎恨情结，这是鲁迅的悲哀，他根本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话语未来。

　　搜狐文化：鲁迅其实一生没有归过什么具体的派别或者主义，他始终有的只是一种内在的批判精神吧。

　　　　朱大可：我最喜欢他的就是这一点。坦率地讲，我们都是鲁迅这一派的人。我在对鲁迅做这样那样的分析时，其实也是在对自己做分析，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受鲁迅的影响，跟他的人格有相似之处。我们要继承的不只是他的憎恨遗产，而是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鲁迅不跟人结盟，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他的脊梁始终是笔直的。这种批判精神，恰恰应该作为面对“问题中国”的基本立场，而被现在青年一代所汲取。但我们可能是鲁迅的最后一代粉丝了。在90后那里，他似乎已经失宠。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一个问题成堆、需要千万个鲁迅的年代，鲁迅却在离我们远去。这是中国的另一种悲哀。

　　　　只有与权力彻底切割，儒家才能获得新生

　　搜狐文化：鲁迅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有过深刻甚至是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最终似乎是导致了一种“破而未立”的状态。因此，现在出现了一股儒家返场的潮流，一批人开始大搞“国学热”，试图重建儒家的伦理道德乃至政治影响，您如何看待这种热潮？

　　朱大可：鲁迅对儒家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早期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全盘西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但是后来这批新文化运动成员，实际上是做了一些回调整的，胡适和鲁迅都回过去整理故纸，重返中国传统。鲁迅虽然不喜欢儒家，但他对中国的其它传统并不排斥，《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一个证明，鲁迅对古典文学还是很有见地的，他没有切断自己跟中国历史传统的关联。他批判儒家，批判国民性，甚至批判魏晋风度，但他根子还是在历史传统里，无论是他的话语方式，还是他收集善版书的无穷乐趣。

　　儒家只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为什么他要批判儒家？那是因为，儒家在过去两千年一直是专制制度橡皮棍子外面的那层橡皮。中国社会是法和儒的二元结构，内层是法，这个法不是法制，而是法家和专制，但外面包了一层儒家的皮而已。目前流行的儒家，又称为“第四代儒学”，致力于跟权力合谋，从未摆脱传统儒家的那种基本套路。在我看来，儒家要完成自我改造唯一的途径，就是跟权力做彻底的切割，成为一种更为纯粹的学术和伦理，最终才能被现代社会体系所吸纳。这是儒家自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搜狐文化：现在随着农民工现象的加剧，农村空巢化，有一部分复兴儒家的学者就试图用传统的伦理秩序去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您认为这种试图去改造是可能的吗？因为确实它在近代已经被摧毁了。

　　朱大可：儒家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这个农耕文明已经死掉了，又哪里来的乡村儒家生活呢？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不过就是一堆零乱的杂毛而已，你可以把它搓成毛线，编织成另外一件东西，但你不能将其还原为那种叫做毛皮的东西了。

　　中国的农业文明或农耕文明，曾经到达过一个伟大的高度，尤其是在宋代。明清两朝都是它的回光返照。但是它后来被彻底消灭了。土改把把农耕文明的精英——地主全部消灭掉，村社制度和“三堂模式”（祠堂、庙堂和学堂）也全部瓦解，然后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地主精英作为道德引领者，还有什么农业文明可言？我们现在只有农业，而没有农业文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总是被人拿来混淆。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究竟在何处安放？本来是由地主集团来传播这些思想的，他们自身就是儒家弟子，而现在靠谁来传播呢？靠你城里人来传播？农民会信你那一套？农业文明的根基已经消失。所以他们的复兴计划，只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幻觉。

　　我认为水泥地是长不出任何生命的。古代的土地生命体是可以长出各种植物的，现在农村已经水泥化了，在制度上已经完全板结了。当然，农业文明的文化残片，可以在新的工业文明，也就是现代文明中继续扮演它的角色，但不可能是主导型角色，它只是可供选择的多元文化样态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搜狐文化：像户籍制度起源于早期的编户齐民，它也是依附于中国的农业文明的，正如您刚刚说的那样，农业文明和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瓦解了，现在中国一些人也在呼吁取消户籍制度，您怎么看？

　　朱大可：取消户籍制度当然是对的，因为当初户籍制度设计者的目的，就是为了固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固化这种关系呢？是因为这个田要必须有人交租，政府要拿税赋。通过这个固化关系，它首先解决的是帝国的税收来源。第二个目的，是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让他不至于变成流民，而流民是社会动荡不安和造反的最大因素。当然，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征兵或劳役的其他需要。

　　但是，现在土地是国家的，七十年的使用期有什么用？农民对这个土地没有所有权，政府随时可以剥夺你，强拆你，你一旦抗争，推土机还可以一举铲死你。这样的恐怖征地模式，最终是无法捆绑农民的。农民不是傻瓜，反正土地不是自己的，他们就全跑城里去了，因为那里收入更高。老家的地通常会转租给外地农民，他们随便在地里投放农药化肥，把水土彻底搞坏，因为反正也不是他家的。他决不会去呵护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就是农民所面对的深层困境，他的家园正在离他而去，而新的城市又无法真正接纳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所以他进了城之后，仍然是一个异乡人。中国农民的最大的悲剧就是身份悲剧。他永远是流浪在自己家园里的异乡人。

　　文学的小众化甚至微众化，依然有价值

　　搜狐文化：现代也出现了很多乡土文学，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似乎渐渐式微了。您虽然已经“和文学离婚”多年，但也还在从事文学批评，在这样一个短阅读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笼罩的时代，文学其实很难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了，而且似乎如今人们正陷入一种昏迷的状态，许多激发文学的东西被瓦解了，文学该如何寻找一条出路？

　　朱大可：传统作家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封闭式写作。他宣布要在书房里埋头写一部构思奇妙的伟大作品，写了三年，然后交给出版社去出版发行。但出版后大家都无语了，因为你所写的小说现实，跟日常现实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嘛。中国是一个奇观国家，每天你都能观看到各种不可思议的奇观，它们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空间。所以纯文学正在失去了自己的传统魅力。

　　你会发现，就拿四、五月份来说，莆田系和百度事件还没结束，就发生了海南暴力殴打妇女儿童的事件，随后是北京的魏则西事件，接着又是江浙家长抗议强征高考名额事件，还有医生被杀和院长自杀事件，一个事件顶着一个事件，就像涨潮时的层层波浪，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浪潮式奇观”。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事件消费群体”，每天都在纵情消费那些令人震惊的事件，而观看它们的刺激度，远远超过了文学阅读，那你说这文学还会有用吗？当年小说之所以能够称为民众的最佳精神伴侣，是因为它置身于非传播时代，那时消息是靠印刷物来传播的，所以小说那时是最牛的。

　　搜狐文化：您认为现在对印刷品非传播时代已经过去了。

　　朱大可：是呀，1949年以来，文学最红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我记得那时一本文学杂志会被上几十上百人翻阅，翻到后来杂志的边都卷起来了，上面还有各种头发、血斑和污渍。现在你看看，一本新出的杂志，有一两个人翻看，就很不错了。一般根本没有人看，因为人人都在看手机，手机解决了所有问题。民众所需要的东西，新闻和图片就能满足了。还有就是它的娱乐功能，所以纸质文学很容易被代替。这是小说家的悲哀，他们永远不可能回到那个辉煌的时代。

　　搜狐文化：那您认为文学在现代这个时代它的出路在？

　　朱大可：我觉得文学正在小众化，你只要坦然面对这个事实就行了。以前文学曾经有过大众化时期，但那是不太正常的。文学就像是一种精神药剂，治疗那些在文革中受过伤害的受害者，甚至有过一种专门用来疗伤的文学品种，名字就叫“伤痕文学”。在我的记忆里，它的疗愈效果还是不错的。很多人在阅读文学中慢慢修复了记忆里的伤痛。现在文学失去了这个功能，新时代的创伤，需要新的疗法，而那就是娱乐，是商业电影、大众电视、游戏和网络文学。

　　但纯文学应该继续以小众和微众的方式存在下去。它的意义在于捍卫汉语的价值底线，否则的话，只剩下互联网语言，那汉语就基本完蛋了。互联网语言是一种双刃剑，它制造了大量新词，提升了语言的活力，但它同时也消解了语言的个性、质感和深度，导致汉语的粗鄙化和劣质化。纯粹的文学写作，至少保住了汉语的底线，使它不至于变得太坏。这就是作家的责任。我会支持那些坚持纯粹写作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更加重要，现在他们有点寂寞，因为读者日益稀少，只有在获奖的时刻才会被关注一下，那是转瞬即逝的荣耀。但是没有关系，哪怕小众化和微众化，你的存在也仍然是有价值的。就像金字塔那个顶端，距离大地最远，它只是一个小尖尖而已，但它为汉语标定了高度。没有这种必要的高度，汉语就可能会扁平化，沦为一堆过度口语化、粗鄙化和秽语化的杂碎。

　　搜狐文化：对，我觉得它代表着人类精神某种仰望的东西吧。

　　　　朱大可：当然，我也不反对类型小说或是网络小说，恰恰相反，鉴于它是大众所需要的事物，所以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但衡量大众小说的标准会有所不同，它看起来比较简单：第一是口感，也就是可读性，看它有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第二是营养，也就是看它价值观是否正确，有没有在里面投放有害的添加物。这是最基本的评判标准，当然，我自己还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用来指导我的学生的写作。

　　搜狐文化：有传言说，您的工作室也在从事类型小说创作，这是为什么？

　　朱大可：我工作室的一些90后的小朋友，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叫做“谜托邦”的写作计划，每年大约推出16~20本类型小说，大部分属于幻想小说。这个写作计划的源头，是我的神话研究。这项研究做了二十多年。去年东方出版社出了我的《华夏上古神系》，算是一次学术性小结吧，接下来是工作室把这些学术成果转化为小说。当然，他们的故事也不完全是神话题材，还有都市悬疑和历史探案。这是年轻一代的志趣。他们的原型写作实验，目前还有不少缺陷，不完全符合所谓“市场化”的标准，但却展示出一种新的希望。可以确信的是，在三五年之内，类型小说会有一个重大的进化契机。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为大众文化的改良，无论是类型小说还是大众影视，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