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外蒙“独立”始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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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伦方面宣布“独立”之后，喀尔喀西部各王公最初采取观望态度。当得知中国发生内乱，而俄国加以干涉、中方不便用武的情报后，也在1912年1月3日宣布“独立”，以札萨克图汗为首长，要求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在五日内率领满汉官员出境。奎芳接到通知，随即弃城而逃，投奔科布多。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斥责说：“守土之臣，竟弃土而逃，有何面目见人”，下令拒绝接待，奎芳大惭，率众逃往新疆。

科布多和阿尔泰两地的蒙古人属于卫拉特系，与喀尔喀蒙古是世仇，因此很少有王公附和库伦当局。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的蒙古参赞官马克沙尔札布（三音诺颜汗部王公，1924年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劝说他离职返回内地，遭到拒绝，马克沙尔札布随即逃离科布多，投奔库伦当局，被哲布尊丹巴授予“哈坦巴托尔”（勇士）的头衔。

马克沙尔札布

上图是桑达格多尔济·马克沙尔扎布（1878－1927），蒙古人民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于蒙古贵族，早年在中国满清王朝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方的军队中服役，在蒙古八旗军中担任指挥职务。1912年1月率领所属部队起义，驱逐了中国政府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和参赞大臣荣恩，宣布效忠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担任当地驻军指挥官。1921年7月马克沙尔扎布再次发动起义，宣布脱离库伦的“蒙古自治政府”，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人民军。这次起义得到了他原来的部下、现为人民军总司令苏赫巴托尔的高度赞扬。鉴于马克沙尔扎布本人在喀尔喀蒙古各部落牧民中的号召力，同时他领导的蒙古八旗兵是当时装备最好、同时也是最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他被人民革命政府任命为军事部副部长。苏赫巴托尔写信给他，建议双方合作驱逐中国北洋军阀和俄国白卫军，马克沙尔扎布响应了这个号召，迅速利用他的影响力率领部队接管了整个乌里雅苏台地区。为表彰马克沙尔扎布为蒙古独立和消灭俄国白卫军所作出的贡献，1922年苏俄政府授予他红旗勋章。1923年2月苏赫巴托逝世以后，马克沙尔扎布接任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一直担任至1927年。1921-1927年期间，他还出任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委员。1927年在乌兰巴托逝世。

马克沙尔扎布的经历非常独特，他从一个中国满清王朝封建军队的旧军官成功演变为一个为蒙古独立作出积极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和那些早期的蒙古革命起义者不同，他是受到过系统军事训练、并且富有指挥经验的军事指挥者，这对于早期的蒙古人民军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人才。反过来，蒙古人民革命党并没有因为马克沙尔扎布出身于贵族家庭和封建旧军队而不信任他——这对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是罕见的。马克沙尔扎布在党内和军内享有着极大的威望和权力，同时在蒙古民间也享有崇高威望——喀尔喀蒙古各部落牧民尊称他为“达尔汗”。

此后库伦方面向科布多地区派去多批使者，试图游说当地卫拉特蒙古王公投附库伦，都被这些王公缚送科布多的中国当局，然后斩首示众。消息传到库伦之后，库伦当局大为震怒，各衙门连日举行会议，决定派兵出征科布多。于是选取了俄国教官训练的两百名精兵，杂以俄国兵二十名，携带大炮两尊、子弹十余驮，于1912年6月21日离开库伦。

接到库伦方面出兵的警报后，溥润下令科布多全境严整兵备。当时科布多城驻军有三百多人，从附近蒙古各旗又招募了一千多名骑兵。7月18日，海山和马克沙尔札布带领喀尔喀军队进攻科布多城，溥润率兵出城迎战，海山部队败退，躲到城南十多里的地方。科布多城中的俄国领事将此事用电报发往库伦，库伦方面又派出三百人，号称“札喇嘛”的丹比坚赞也从新疆地区流窜进入科布多，沿途在卫拉特蒙古各旗招募骑兵，凑成四千人之数，其中精锐不到五百人。

8月5日，新疆伊犁镇兵使派去的援兵三百多人抵达科布多，遭到俄军拦击，在距城30多里的地方被迫驻步。8月20日，陶克陶率领的蒙古精兵赶到，俄蒙部队用大炮全力攻城。此时科布多守军弹药已经用尽，科布多驻军管带广肇带领部下手持马刀杀入敌营，结果遭到伏击，全军覆没。驻科布多的俄国领事随后进城（领事馆驻地在城外）假意“调停”，溥润在蒙方允诺保全城中汉人生命财产的条件下，带领驻防兵和侨民七百多人出城投降。溥润本人及主要官员和家属在俄国哥萨克部队“护送”下经西伯利亚返回内地，其余中国驻科布多卫队士兵则被投入当地监狱。

科布多城沦陷后，海山纵容俄蒙乱兵在科布多城烧杀抢掠，荼毒汉商、虐杀战俘。在俄蒙官员煽动下，科布多地区的蒙古人开始洗劫当地汉人的商铺和货栈，焚烧账簿和其他单据，杀害了许多无辜汉人。“札喇嘛”丹毕坚赞对待科布多驻防军俘虏最为残酷，他曾亲自前往监狱，以右手执匕首划开受害人胸膛，并用左手伸入胸腔摘取心脏。丹毕坚赞将这些心脏与被害者的大脑、血液混合，献祭于黄教诸神。另外，还有传说称丹毕坚赞使用人皮作为其卧室装饰。由于“战功卓著”，丹毕坚赞被哲布尊丹巴册封为活佛，但是当他虐杀汉人的消息传到库伦后，哲布尊丹巴大怒，下令将其抄家拿问。1914年，丹毕坚赞被俄国驻科布多领事逮捕，由哥萨克骑兵押往托木斯克接受审讯，1916年被流放回其出生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

1912年时的札喇嘛（右二）

科布多失陷后，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土尔扈特蒙古族）竭力镇守阿境，从新疆各处征调援军，其中伊犁将军派来马、步、炮军1200多人，新疆省方面派来马步队二营、计一千多人，再加上阿尔泰境内的驻军，共有三千多人兵力，齐聚阿尔泰与科布多的边境一带，准备开战。而科布多境内由陶克陶指挥的蒙军也有三千多人，双方僵持多日，最终陶克陶悻悻带兵返回库伦，阿尔泰地区遂得以保全。

此后中俄蒙三方举行恰克图谈判时，俄蒙方面都要求将阿尔泰并入“自治蒙古”（外蒙），而北洋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则持“保全一分即少损失一分”的态度。经过中国谈判代表的反复力争，终于在1918年将阿尔泰山脉以西面积11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保加利亚或古巴那么大）的原阿尔泰办事大臣辖地改为“阿山道”，并入新疆省，风景秀丽的阿尔泰“金山” 和喀纳斯湖也得以留在中国版图之内，成为今日中国旅游者和摄影爱好者的著名圣地。

库伦当局宣布“独立”后，于1912年3月12日致电北京，称“冬月初九，共戴活佛，尊为君主，国号蒙古……矧我蒙古被清愚弄两百余年，知识风气尚未开通，与最文明之汉民同居一室，诚恐彼此生衅，致滋冲突……总不如各讨方便，以重邦交之为妙也”。此时中华民国已经宣告成立，中央政府遂严正电告外蒙当局：“……各洲独立之国，必须人民财赋兵力政治皆足自存，方可成一国，而不为人所吞噬。蒙古地面虽广，人数过少，各部蒙古合计尚不足内地一小省之数……且蒙古自奉黄教以来，好生忌杀已成天性，各部箭丁只知骑射，刀矛尚不能备，何论枪炮……即刻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挽，邦本可固。否则阋墙不已，祸及全国，将有同为奴隶之悔。”

库伦当局接到北京政府电报后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哲布尊丹巴活佛意有所动，而陶克陶、杭达多尔济、车喇嘛等人则深恐活佛允诺北洋政府的要求、宣布取消独立，于是与佛母共同商议，准备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陶克陶带兵将在库伦的一万六千名汉人全部杀害，以断绝哲布尊丹巴内附之心。

密谋商定之后，相关人员假传活佛尊旨，命令库伦买卖城（东营）的蒙古官员清查人口，将与华商住在一起的蒙古女子赶走，以便夜间举事。当时在买卖城与汉商同居的蒙古妇女颇多，此令一出，众蒙妇纷纷前往大甘丹喇嘛圈门外，向活佛高呼请愿。哲布尊丹巴得知此事，传讯假传佛旨之人，陶克陶自知不能隐瞒，于是拜见活佛，供出了密谋屠杀汉人一事。哲布尊丹巴得知许多官员反对取消独立，无可奈何，只好于次日召集王公喇嘛举行会议。开会前先从庙中取出金佛一尊，置于中央，活佛坐在一侧，各喇嘛、活佛、王公相继列坐。在会议上，新赶到库伦的东路诸王公以及居住在库伦的西藏僧人多数主张独立，反对独立的王公则不允许发言，于是活佛下令鸣钟击鼓，让各人向天地发誓，同心“建国”，绝不取消独立。

被外蒙封为王公的内蒙“抗垦起义英雄”陶克陶，也称陶克陶胡

这次会议之后，外蒙当局一面将西库伦的华商全部驱逐到买卖城，一面着手防御。此时连日接到张家口探马飞报，称内地有军队前来库伦，外蒙人心惶惶，哲布尊丹巴下令四盟的兵力全部驻扎在汗山之南，保卫库伦，活佛本人则整日在宫中念经作法，祈求佛爷消灭中国军队。各官署衙门纷纷准备疏散到俄国，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库伦街头走来走去。内蒙古最高宗教领袖章嘉呼图克图活佛派使者前往库伦劝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丹珠图活佛、民国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内蒙喀喇沁亲王）和“蒙古王公联合会”总裁那彦图（外蒙三音诺颜部亲王）等也来电劝说，但活佛全都不予理睬。

库伦宣布独立时，由官驿道调来驿卒（其实就是轮流承担驿站劳役的普通牧民）两千多人，发给俄式快枪，充作军队，然而未向其讲授枪械用法，这些“士兵”只是像肩扛烧火棍一样斜背着步枪，在库伦街头走来走去，以壮声威。这些军人每人每月只发三只羊，不够食用，而且当时正值春天，库伦地区痘症流行，只得将这两千人的一半移驻郊外旷野，另一半驻在头台（出库伦之后第一处驿站）以外的驿道上。陶克陶带领三十人从俄国赶到之后，接管了军队统帅权，此后喀尔喀四盟的骑兵陆续赶到库伦，陶克陶从中挑选了数百名精兵，由俄国军官轮流训练。外蒙军队所需的枪械弹药全由俄国提供，4月16日运到六十多驮，翌日又运来七十多驮，此后外蒙从俄国订购的大批军火（快枪二万五千支，子弹两千箱）陆续运到，源源不断，并从俄国伊尔库茨克军区聘请了十一名教官，每人月薪250元（墨西哥银元）。

根据库伦“兵部”的统计，到一战爆发时为止，外蒙兵力共有两万人左右，每人月饷最多九两；陶克陶统帅的新式精兵130多人，月饷从35两到60两不等。总计起来，外蒙每月仅“军饷”就需三十万两白银，而财赋收入不足承担其十分之一，全赖俄国贷款才能勉强支撑。而所谓两万人的兵力，是指各地散布的壮丁而言，其中真正经过粗略训练、可以称作军队的只有六百人，其中四百人驻守科布多，一百人驻扎在与内蒙交接的达里冈爱牧场，一百人守卫库伦，外蒙古的“精锐部队”仅此而已。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当年1月15日，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厄鲁特总管胜福等人武装攻占呼伦城，在沙俄的策划下宣布 “独立”，成立隶属于库伦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胜福被外蒙当局任命为“参赞大臣”、驻呼伦贝尔“总督”。在俄军配合下，胜福率领陈巴尔虎旗部队进攻胪膑府（满洲里），中国方面为避免引起中俄武装冲突而撤兵。呼伦贝尔地区遂被胜福集团控制，成为俄国卵翼之下的“特别区域”，既不准中国收复，也不准其并入外蒙古，直至俄国革命后方由黑龙江省出兵收回。

此外，库伦当局为笼络内蒙古各旗蒙古王公“归顺”，颁布了《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包括俸禄加倍、王公以下晋级、内蒙人可以在外蒙当官等等条款。在当时内蒙古的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个旗的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蒙古独立”，其中包括锡林郭勒盟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可见当时内蒙古地区政治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只是由于内蒙古宗教领袖章嘉呼图克图坚定不移地表示拥戴五族共和，内蒙形势才得以转变。1912年11月，哲里木盟所有各旗札萨克和王公在长春举行会议，宣布拥护共和、拥戴中华民国。此后西蒙的伊克召盟和乌兰察布盟也在归绥（乌兰浩特）召开札萨克王公会议，联合东蒙各王公一道反对外蒙独立。

在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左翼前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和扎赉特旗，一些内蒙王公在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右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的带领下，竟然在1912年8月16日公然宣布“东蒙古独立”。事前俄国通过哈尔滨的俄商洋行向这些旗秘密运去了自来得枪一千多支、连珠枪一千七百多支、子弹125万余发。乌泰起兵后，接连攻占洮南府、靖安县、镇东县、安广县等地，汉人商民被杀两千五百多人，其中妇女四百多人、儿童五百多人，房屋焚毁十分之三，庄稼被焚十分之四，汉民的牛马财产被掠夺一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奉民国政府之令，从奉、吉、黑三省调集骑兵、步兵和炮队，联手镇压乌泰叛乱，终于在当年9月将其击败，乌泰携裹大量蒙民逃亡外蒙。

主张独立的内蒙王公被中国军队击败、逃亡外蒙之后，纷纷请求哲布尊丹巴出兵“解放”内蒙古。库伦当局在1912年底决计分兵三路南犯，入侵内蒙古，以丹毕坚赞为“定边剿抚大元帅”，派伊犁镇国公松木彦和“镇东将军”巴布扎布（内蒙土默特旗人）进攻东南路；那逊阿尔布吉呼（内蒙土默特人）、马克沙尔札布和达木定苏伦（海拉尔人）进攻正南路；土谢图盟长察克都尔察布公爵与布彦布和（内蒙哲里木盟喇嘛，唆使乌泰宣布“东蒙独立”的始作俑者）进攻西南路。

这三路外蒙军队南侵后，先破坏了张家口至库伦官道上的各处驿站设备，随后在内蒙各地流窜骚扰。民国政府迅速调集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地驻军，在东起昭乌达盟、西迄乌兰察布盟的广大地区对窜犯内蒙古的外蒙军队进行了不间断的全面反击，直至1913年底才将外蒙军队逐出内蒙古。1914年春天，马克沙尔札布再度率兵南侵，一度打到呼和浩特一带，沙俄深恐因此与日本发生冲突，于是严词峻令要求库伦当局将其召回外蒙。

巴布扎布原本是内蒙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清朝灭亡后投靠外蒙，被封为“镇国公”，随后在1912年率外蒙军队南侵内蒙。库伦当局在中俄压力下将南侵部队撤回后，巴布扎布率领部下留在内蒙浩齐特旗一带继续活动。1915年3月，有8名德国人率同4名汉人和1名蒙古人，携带骆驼二十余只、以及飞艇炸药等物，来到巴音郭勒河一带的巴布扎布营地，试图招募其为德国效力，炸毁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截断日本输往俄国的战争物资。巴布扎布佯装同意派人协助，然后派人将此事飞报海拉尔俄国领事。俄方要求巴布扎布将这些德国人全数秘密处死，焚尸灭迹，其携带的十多万银元以及骆驼、军械等全归巴布扎布所有，且向其赠送自来德手枪24支，还代其向日本购买快枪一万支。巴布扎布后来被日本军官和浪人收买，加入了由前清肃亲王善耆主持、由日本军部充当后台的“满蒙独立”活动，图谋暗杀张作霖、在东北建立“满蒙王国”，于1916年10月在进攻开鲁城时被打死。其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后来全都参加了伪满政权，甘珠尔扎布还娶了善耆之女金碧辉（川岛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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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内容请参阅10月23日长微博《1919年外蒙古撤治始末》

外蒙“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托及其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