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第52期《壹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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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期待在《蓝色骨头》上映时，有一批新的观众出现，他们不会带着早已被固化了的观点去看待他，他们不会让他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而是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生命去认识，然后发现：“哦，原来老崔是这样的人。”

文 | 张云  图 | CFP

电影《蓝色骨头》的首次发布会上，现代舞者尹昉一身西装、皮鞋，拾掇得白净净地亮相。一对上扬的眉毛和长瓜子脸，完全迥异于他在电影中的形象——片中，黑客钟华胡子拉碴，从脸到衣着，都邋遢不堪，跟人打架后鼻青脸肿又鲜血淋漓的样子更是令人不忍直视。

“尹昉原来这么帅！”这是我跟导演崔健对话的开始，作为当天他的最后一个采访，侃侃而谈聊了俩小时后，崔健征询我的意见去了洗手间回来。

崔健笑，露出牙齿，完全不认同：“电影里更帅，这个有点太时尚了，油头粉面的……如果说有点丑，那我觉得现在这范儿有点丑。”

这话出自崔健，并不奇怪，“摇滚教父” 自然推崇雄性。可与此同时，面前的这位皮肤姣好、面部胡须剃得光洁、看不出一丝皱纹的53岁男人，他表达的观点又像在跟自己所呈现的样子打架。吊诡的是，正是崔健外表与歌迷想象的不同，让不少人见过崔健后由粉丝转为路人，崔健自己，也了解且并不避讳地谈及此事。

这个从1986年就被置于大众目光下的音乐人，如今温和，多数情况下柔声说话，会看着对话者微笑。他不拒绝所有拍照、签名的请求，不咄咄逼人，不挑剔提问者，不对采访内容提任何要求。他不愿让你把影片细节跟他本人对号入座，却又聊起跟女儿的相处；他不想谈爱情，但也没因为提到跟女友看电影，就让你把那段抹掉。他表示做电影不是“玩票”，认真地探讨技术。当然，崔健还是崔健，那早已深入人心的愤青形象和对一些问题的犀利态度依然存在。就像认识他37年、跟他一起做乐队至今的爵士乐手刘元跟壹读记者表露出的，崔健被放大的这一面并不是他的全部，他当然有幽默、轻松、生活的状态，然而后者是否愿意被媒体抒写，却是连这位好友也持了审慎态度的。

10月17日，崔健以导演的身份、历时9年做完的第一部大银幕长片《蓝色骨头》即将上映，他说：“我之所以要站到幕后，是因为我已经站在风口浪尖，或者说在人的视角范围内太长时间了。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发力点，做这个电影，藏在摄影机的后边，是为了帮助跟我一样思考的人，去共同发力，共享我们的能量。”

“我觉得电影局特别通融”

不少音乐人都在拍电影，但崔健觉得，自己跟他们的不同在于，他并非为了赚钱或者玩票，“我最怕的是没事干，有的人去开餐馆、去干别的，甚至去吸毒，我选择去拍电影。”崔健曾这么对周国平描述其跨行的缘起。

1985年出生的演员黄轩，2009年夏天就认识了崔健。当时，崔健正在筹备另一部电影《成都，我爱你》，跟香港导演陈果分工合作，他单独执导“未来篇”。片子并未公映。

在副导演介绍下，黄轩来到北京东三环一个酒吧面试。后来，《蓝色骨头》拍摄前，这个地点变更为什刹海边的另一个酒吧，两个酒吧的管理者都是崔健的好友刘元。

刘元尤其记得，有天，崔健带来几对扮演情侣的试镜者，让他腾出一个私密的包间。刘元被“赶”了出去。由于当天试的戏份是吵架，激烈的厮打情形甚至吓到不明真相的店员。

拍完《成都，我爱你》后，黄轩和崔健保持了联系，他有时去崔健家里吃饭、喝酒。这样的交往延续到《蓝色骨头》的拍摄，黄轩饰演文工团高干的子弟，爱听摇滚，女朋友是被安排好的千挑万选的美女；同时，他又被同寝室的男舞者恋上。

某种意义上说，《蓝色骨头》带有不少崔健的自传痕迹。对于这点，他并不否认。

剧中涉及孩子和父母的微妙关系，也有着身为人父的崔健很深的体会，“我有孩子，父母吵架，当着孩子的面偶尔失控，事后过了好几天，他问得你特别难受：‘是不是那天我调皮了，你跟我妈吵架？’我说不是，我跟你妈之间的矛盾怎么跟你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小孩都有内疚感，父母吵架，最大的伤害就是小孩。”

为了让黄轩洞悉背景，崔健跟他讲自己的经历、60年代的状态。因为在军队大院长大，崔健对《阳光灿烂的日子》感同身受。他的父亲在空政文工团工作，母亲则来自中央歌舞团，大概1984年，崔健就接触大量摇滚乐。《蓝色骨头》中的女主角，原型是崔健父亲的同事，四川人，也是这个缘由让崔健把故事发生地设在重庆。舞者间的同性恋情节，则来自崔健曾在文工团见到的情形，只不过，“小时候不理解，他们两个人怎么那么好”。

跟着崔健拍电影，黄轩还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拍摄形式，《成都，我爱你》中，拍到酒吧的戏，崔健会说“我给大家唱两首歌”。“他讲戏，有时候会给我听音乐，让我去感觉他要的那种状态。可能音乐是他最好的表达，因为他这个人本身也是比较内向的，不会在言语上有特别多的表达。”

看过全片的媒体，采访崔健时一定要问的问题是电影如何通过审查。这部电影不仅影射了争议政治人物，还涉及文革，并用台词表达态度：“我不明白为什么生在那个时代却不能谈论那个时代”。崔健说：“我们的审查是比一般的片子长了一点，但是最后还是拿下来了，后来我觉得他们（电影局）特别通融。”

不是代沟，是“人沟”

崔健和壹读记者说，他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大家宣传我”。“这个电影应该是看演员，看这个故事，忘掉我是谁。但是这是我电影天生的硬伤，因为没有明星，我只能站到前台。”

尽管看得很透，但在影片的宣传过程中，还是有一些让崔健不适应的地方。

《蓝色骨头》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当崔健和客串演出的毛阿敏合影时，现场媒体起哄让俩人“亲一个”，崔健显得有点不高兴。对这个细节，刘元的理解是：“他不太习惯进入这种八卦的娱乐形式。因为他不属于流行（歌手）的那种……八卦、娱乐跟幽默是两回事。你应该允许有人有严肃的态度吧。”

另一个佐证，则是《蓝色骨头》对于记者收红包的批判。这是他发自肺腑的不满：“我都跟他们说你们给红包我不来，后来他们还是给，偷偷给，背着我给，我也不知道。我一直提，一直在提，但我觉得没用，没有意义，因为这不是记者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负责影片宣传的工作人员说，这一度是崔健对于《蓝色骨头》宣传工作的期望，但现实中却很难做到。

现代舞是《蓝色骨头》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试映后也得到了影评人们的盛赞，而这背后，依旧隐藏着崔健的严肃态度：“我看到的是一群青年，像宗教般地投入艺术事业，心甘情愿去演，费尽心思，而且工资非常低。真感动，我真的喜欢，看了那个我就觉得摇滚乐需要被批判了，因为摇滚乐太腐败了，一帮人抽烟喝酒吸毒泡妞，每天排练一个小时就觉得累，没法比。”

崔健明白，自己的电影不是那种任谁都可以看明白并喜欢的类型，“看我电影的人，没有代沟，有‘人沟’。跟我同龄的人看不懂我的片子的有的是。甚至看我的片子把他得罪的都有——‘老崔，你这什么片子啊，看不明白，折腾我呢？’还有的艺术家也看不懂，说了一大堆我特别讨厌的片子，说那是好电影，而且是跟我同龄的人。你说，这是什么‘沟’造成的？”

他期待有一批新的观众出现，他们或许是闷骚型的淑女、宅男，亦或是连摇滚乐都不听的人，他们之所以“新”，是因为他们不会带着早已被固化了的观点去看待崔健，他们不会让崔健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而是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生命去认识，然后发现：“哦，原来老崔是这样的人。”

“我还记得到广播学院做讲座的时候，其中有个女孩婆婆妈妈地（说）：‘你怎么现在是小白脸啊，细皮嫩肉油头粉面的，我不喜欢你。’我说我一直就这样。她说：‘你现在话这么多。’我说我是被你们学校请来的呀，我是来交流的。她说：‘你就应该多唱歌、少说话，’我说这是你想象的，多抽烟、多打架什么的，满脸长着疙瘩，又压抑，她觉得你现在怎么还能这么干净，接受不了。”这样的状况不止一次地出现，“大批的人发现我开始做他们接受不了的事儿，就开始不喜欢我了。”甚至有人看到了现在的崔健，会当着他的面说：“有些明星就应该被人打死，在最美好的时候死去。”

“我知道他是在说我，但我觉得他们不尊重生命。”“生命”是他在当天的采访中提及次数最多的词，他说：“我是生命啊，我才不在乎你是年轻还是漂亮的时候死去，这些人都是虚伪的人，为了自己的名望，为了自己的市场形象，去放弃自己生命存在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