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这里缺少的是什么？是广为流传的技巧？” ──以中欧印刷术发展差异的角度解释大分流

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

（图片来源于网络）

无数研究者强调印刷术对于欧洲兴起的重要作用，因为其推动了知识和思想的生产、积累和传播。但很少学者研究为什么印刷术没有在中国起到类似的作用。一个比较容易想到的答案是，中国汉字的书写远较欧洲拉丁字母的书写复杂。中文可能有几万个汉字，但英文只需要二十六个字母。在活字印刷的情况下，拉丁字母显然更具有优势。

Luis Angeles发表在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的文章“The great divergence and the economics of printing”却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作者认为，印刷的成本不仅仅包括将活字排版到一起的成本，还包括纸张、墨水和劳动力的成本，以及重新排版或替换磨损、损坏字块的成本等。通过详细的量化计算，作者发现，中国和欧洲在印刷成本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在印刷方面的落后不能归因于供给端，而需要从需求端去寻找原因。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十分辉煌，但工业革命却产生于欧洲而非中国，这即是广为流传的“李约瑟难题”，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近几年热烈讨论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也是类似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虽然欧洲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但文化和社会上的变革则很明显：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等，它们共同造就了欧洲的崛起。这些变革起源于1500年左右，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学者，两者均加快了知识的积累，使其更迅速地朝“现代”观念转变，并且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印刷术是促进这一系列变革的重要因素。

中、欧印刷术发展历史存在明显差异。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我们老祖宗的这项技术领先了欧洲几百年，但中国历史上首先出现并占主流的是雕版印刷术。长期以来，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使用范围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组织编写的大型类书，例如铜活字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二是大家族多使用木活字印刷家谱。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印刷术逐渐传入中国后，活字印刷才在中国普及。而在欧洲，活字印刷术迅速成为主流，1480年之后的二十年间，拥有活字印刷术的城镇从110个增长到236个，雕版印刷则逐渐消失。

活字印刷术对欧洲发展的作用体现在提高书籍产量上。1522年至1644年，欧洲书籍产量为457500册，中国为31500册，欧洲大约为中国的15倍左右；如果再考虑人口因素，当时中国人口约比欧洲多60%，那么欧洲人均书籍产量将是中国的24倍。哥白尼在学生时代很难找到一本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Almagest（天文学大成），不过他很幸运地生活在印刷术迅速普及的年代，在他去世之前已经拥有该书的三种不同版本了；马克思也说过，印刷术成为了“新教的工具”。但是，印刷术在中国并没有引起类似的思想文化变革。为什么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不如雕版印刷术普及？中国和西欧印刷术发展的差异能否解释两者书籍产量的不同？从印刷术入手，或许能够揭示近现代中国和西欧发展“大分流”的原因。

Luis Angeles通过经济学成本分析的视角构建模型，研究了复杂的汉字书写体系是否可以解释印刷技术发展的差异。作者发现：中国对于雕版印刷术的偏好强于对活字印刷术的偏好，这可以看作是商业生产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活字印刷术也会在中国被运用；另一方面，雕版印刷术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印刷成本的上升，雕版印刷并不是中国书籍产量低于欧洲的主要原因。

作者分析的起点是文字的繁简导致字块制作成本存在差异。欧洲文字一般由三十个左右的字母组成，在每一页书中，这些字母大量重复出现；中国汉字数量庞大，《康熙字典》收录四万个汉字，做一些偏僻的汉字活字字块可能只是为了用一次，用过一次后很少再次使用。欧洲文字可以很方便地采用凹凸模来大量制作字母，只需要做abcd等字母的模子，然后用金属浇注成型即可。虽然制模的初始成本比较高，但是制成之后则产量极大。相比较于中国来说，欧洲印刷术发展的巨大优势并不是推广了活字印刷，而是他们能够采用标准化方式大量生产印刷字块。另外，活字排版时，从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中找到下一个使用到的字母，比从成千上万的中文汉字中找到下一个使用到的汉字（有可能根本没做出来）要容易的多。从这个角度来看，选择雕版印刷似乎是中国印刷商们的理性选择。

但是，作者的分析并没有局限在单纯比较两种文字的制作成本差异，而是将印刷成本抽象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印刷每一页书时，制作雕版或将活字组合在一起的成本，该成本和不同书页的数量是成比例的；第二类是对每一页重复印刷的成本，包括纸张、墨水和劳动力，重新排版或替换磨损、损坏字块的成本等等，这类成本和印刷的总页数是成比例的；除此之外，活字印刷还有一种成本是在印刷前制作一套字块的成本。作者的方法是利用中欧书籍数据，测算两种成本的系数，即印刷一页书需要耗费的第一类成本，以及大量复印的第二类成本。

作者利用模型分析发现，在中国，活字印刷术能够降低印刷新页的成本，但是一本书印刷次数增大时成本会升高，即当一本书页数很多却不需要印很多套时，例如大型类书和家谱，活字印刷术更适合。模型还显示，当印刷次数不低于一千次时，中国印刷的平均成本更低。

传统的历史学观点认为，供给端的印刷成本因素（文字复杂程度）是导致中欧印刷术发展差异的原因。作者指出，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推敲，书籍需求端也是应该考虑到的因素；一些文化、地理和制度上的原因可能塑造了古代中国的书籍市场需求低下，市场需求低则造成中国印刷术的产出低于欧洲，从而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文章来源：Angeles, L., The great divergence and the economics of printing.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17,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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