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德国需要怎样的民族良心

格拉斯2002年出版的小说《蟹行》(Crabwalk)，是第一本我觉得自己没必要读完的书。我对自己感到恼火。我一直为读完每一本自己开始看的书而感到骄傲，而且我本来绝不应该不喜欢这本小说：它关注的是记忆，以及纳粹；它用蟹步的比喻，来阐述德国人不得不后退才能转身前行，这不光涉及德国人作为纳粹所做过的事，还有战争对除了纳粹之外的人的影响，以及对他们孩子的影响，比如我。

然而，他的这部作品没有打动我。我当时给自己放弃读他的作品找的最好的理由是，我不喜欢他的风格。

直到我见到了格拉斯本人，我才明白了我沮丧的原因。几个月前，他从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吕贝克市的家，来到了位于附近的汉堡市的我们报纸的办公室。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编辑、助理、实习生，所有人都挤了进来，想要一睹这个活着的传奇。尽管我不确定自己是唯一对此人怀有复杂情绪的人，现场洋溢着的几乎全都是对他的崇拜之情。那是一种非宗教式的崇拜，我估计年轻一些的作家永远不会有此体验，即使得了诺贝尔奖也一样。

格拉斯穿了一件红色羊毛衫，外面罩着厚花呢外套。他抿着白葡萄酒，多数时间都在谈论自己，以及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对我们的报纸——《时代》周报(Die Zeit)——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讲话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楚地感受到了他哪里让我觉得不对劲。这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他所代表的所有老一代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

我真想对他说，你们那一代人取得成功太容易了。在你成长的时代，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坚定的判断，比努力研究我们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更加重要。你如何看待世界比世界究竟如何运转更重要。在你们的正义之中，总是有太多自我。

今天，我们知道了那些意识形态并不是真实事物。如今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没有那种拐杖；他们的首要责任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对我们这个加速变化的世界的敏锐分析。只有在你们那个时代，君特·格拉斯，你才能成为一个道德权威。在今天，你永远也做不到。

我当时很想把这番话说给我兴奋的同事们。但我不敢。

有人曾说过，政治家们在喝一杯威士忌的功夫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作家们坐在那里叼着烟斗，在烟雾缭绕中把世界按善恶划分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众所周知，格拉斯和47社(Gruppe 47)的其他成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这么做的。47社是为振兴德国文学而成立的作家组织。

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但这么说并不是在贬低他们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德国失去了道德指南针，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和齐格飞·蓝茨(Siegfried Lenz)等作家拿出了它。这个国家当时需要知识领袖，他们代表着确定性，无论他们显得多么自负。

有时候，道德上的严苛是必须的，但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然而，格拉斯却没有走出那个时代。更糟糕的是，作为民族的良知，他似乎认为，应用于其他人的规则不适用于自己。

2006年，就在格拉斯备受期待的回忆录出版之前，他透露自己曾加入党卫军，即纳粹战争机器中最残忍的那一部分。他坚称，自己一枪未发，不过，他的坦白中包含了对于免责的期待，这让人不安。格拉斯是否认为，被认定为德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比他曾是最恶劣的一个纳粹机构的成员的事实更重要？

他似乎习惯了自己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即使他已经和主流渐行渐远。2012年，他不仅是发表了一首诗——《一定要说的话》(What must be said)——指责以色列威胁世界和平；他似乎还认为，自己代表了所有德国人的心声。

在汉堡的会面中，他用了同样的口气，指责欧盟(European Union)和北约(NATO)挑起了与俄罗斯的战争。坐在格拉斯对面的我，决定借一个提问委婉表达自己的不安。他难道不认为战争已经开始，而且是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触发了战争吗？

格拉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相反，他说了一些有关俄罗斯和西方的大道理。不过，我没有什么好失望的。我清晰地感到，我和他来自不同的德国。如果他感觉我们完全无法沟通，那也无所谓。

by 约亨·比特纳2015年4月16日

翻译：王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