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理师说】高松:权力、规则、道德,企业家的三个两难处境

2015年5月6日 10:07 阅读 127 新浪博客
引言

大转型期中国社会特殊的洞穴环境给中国企业家带来三个两难问题,权力、规则与道德。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企业家的命运,也昭示着中国商业社会的未来。



听权力的还是市场的





中国社会系统的发育是非协调的,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先导,政治体制改革及法治社会建设则远远落后。当市场经济像小伙子一样飞奔向前之时,民主与法治却像老太太一样蹒跚落后。中国社会系统发育的非协调性正是权贵资本主义、贫富差距等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当畸形的市场经济系统环境形成之后,市场会为权力变现创造条件,而权力又会为金钱开路,形成金钱与权力之间的同盟,就此产生了既得利益集团与权贵资本。权贵资本会在权力的各个层级发育,产生出大大小小的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权贵资本的猖獗正是非协调的社会系统土壤中必然生长出的恶果。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企业家必须做一道选择题,那就是是否与权力进行权钱交易的合作?是主动搭建权力与金钱的联盟与利益输送机制,成为权贵资本的一员?还是保持尊严与独立,拒绝违反道德与法律的利益勾结?


这道选择题是考验中国企业家的生死问题。


它又绝对是一个两难问题。


大部分企业家一定认为,在中国商业就是这个现实,只存在如何搭上高官、建立关系的问题。很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企业家主动与权力勾结,结成权贵同盟,会获取资金、土地、订单、财政补贴等各方面的支持,占据决定性的竞争优势,并获得最大的经济回报。然而,这些企业家却从未从另外的角度反思。权钱勾结尽管回报可观,企业家却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企业家需要承担法律风险。权钱交易必然涉及违法犯罪行为,企业家将背上原罪的枷锁,企业也成为政治的附庸。企业家自己将丧失自由与独立人格,永远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一旦政治矛盾激化,企业家就会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胡雪岩悲剧不胜枚举,徐明、刘汉都是最新的例证。


中国企业家如果选择保持独立与走市场化的道路,就会面临另一类问题。拒绝与权力相结合的后果是丧失关键资源的支持,尤其是在部分垄断性产业,甚至连最基本的经营牌照都会丧失。即使是在竞争性产业内,由于在土地、资金等经营资源等方面的先天不足,会在残酷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与国有企业、权贵资本的商业竞争中,企业必然受到排挤与打压,处境凶险。杜双华丧失日钢股权等事例就是例证。


遵守规则还是突破规则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与转型,不断会产生新的社会情况与问题。于是,法律、政策等规则的完善就会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此外,各项法规、政策的出台一般涉及到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往往经过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然充满着波折与动荡。因此,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现实的管理要求来说,社会规则的建立与完善总是滞后的。这就造成社会管理领域大量的灰色地带。


在社会管理的灰色地带中,法律、政策已经过时,它们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也难于体现社会最新的价值观与理念。基于社会的现实需要,违反现有法律、政策的行为就会大量发生。这是一类违法但合理的特殊行为,因其违者众多造成法不责众效应,司法系统及政府往往对这一类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过时落伍的法规、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灰色领域为中国企业家的经营带来重大风险。面对尚不完善的法律政策规定,如果企业家谨慎保守,等待相关规则完善后再进入经营,显然会错失发展的重大商机。如果企业家大胆冒进,不管相关法律政策,先进入灰色地带干了再说,就会冒重大违法风险,很可能被秋后算帐。


这样,中国企业家又进入了另一个两难,“要么在规则完善中等死,要么突破规则找死”。


面对民间金融领域灰色的法律地带,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均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开展民间借贷与融资活动。在中国民间,尤其是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民间金融极为活跃,正是依靠民间融资的支持,民营经济才获得蓬勃的发展。然而,就是这样突破规则的行为,给湖南企业家曽成杰带来杀身之祸,孙大午这样有理想的企业家也为此获罪。



坚守道德还是接受妥协





 


当市场经济逐步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之后,商业化的潮流将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不能自拔。如果这一物质化的巨大力量不能被同样等级的精神信仰力量制约,社会最终会失衡并发生系统性危机。


在西方,商业化的力量受制于基督教信仰的制衡。市场经济与基督教文明相互制约又相互融合,形成了相对健康的平衡社会。


在中国,商业化的强大力量并没有遭遇精神信仰的像样抵抗。经过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革命进程,传统儒教对中国人思想的统治已经被推翻。尽管当今还有许多组织与个人妄图在中国重树儒教权威地位,然而时移世易,儒教注定只能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中国的上空,想为它招魂是徒劳的。此外,佛教庙宇尽管香火旺盛,但是其教义却对中国主流社会人心的影响微弱。道家的影响力则残存在少数知识分子精英中,对俗世的影响微不足道。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几乎全军覆没。旧的信仰丰碑已经崩塌,而新的精神大厦却还未曾建立起来。


在这样的情形下,商业化的铁骑在中国人沙漠化的精神世界里一马平川,对中国人的心灵与思想进行了侵略。商业化30年后的今天与过去相比,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公正、平等、诚信等基本价值观准则不断被践踏。它们与商业化一起,导致社会组织与个人中信仰与道德价值观普遍缺失。而文化、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根基与土壤。如果根基动摇了,土壤风化了,整个社会就会崩塌溃烂。


这正是中国社会进入洞穴期后的典型特征。功利主义、庸俗倾向、道德缺失就像癌细胞一样侵蚀着社会组织与个体,导致各个社会组织正常功能的丧失,个人内心道德底线的崩塌,社会信用的整体破产。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政府缺乏最起码的公信力,企业不遵守最基本的商业道德,教育机构没有承担起教书育人之责,医院远离了救死扶伤的基本宗旨。社会风气冷漠、浮躁、世故,社会中人焦虑、痛苦、茫然。


面对普遍沦丧的商业道德,企业家的第三个两难问题是要坚定的遵守道德底线,还是随波逐流进行妥协呢?


如果商业道德的沦丧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成为整个行业心知肚明的潜规则,那么坚守道德底线的企业必然因丧失竞争优势而被淘汰。而如果企业为了生存随波逐流,那么从长远来看,企业必将面对社会公众信任危局。这样的困局出现在中国乳业的企业当中,三鹿婴儿奶粉事件揭示出中国乳业的三聚氰胺乱象。瘦肉精阴影下的中国肉制品行业,速生药材的中药产业,掺假的羊肉制品行业,地沟油阴影下的餐饮行业都存在类似状况。蒙牛的牛根生,双汇的万隆,都因此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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