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易容 | 帕洛阿尔托学派及其“元传播”思想谱系： 从神经控制论到符号语用论

关键词

元传播、元媒介、符号-语用学、

帕洛阿尔托传播学派、认知符号学

“元”是一个具有广泛附着力的伞形概念，在哲学、语言符号学、文学、心理教育方面都得到广泛应用。“元”对应英文meta出自希腊语：μετά (metá)，意思是“之后”或“之上”。Meta作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著《形而上学》（古希腊语μεταφυσικά，拉丁转写（metaphysica）一书的书名，意指“第一哲学”，是“在具体科学之后”。他称为“being  as  being”，即一切存在背后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之后诸卷》中“之后”与其第一哲学的概念相符，有“上”或“超越”的意思。中文译名“形而上学”语出《易经》，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元”的概念用于描述交流活动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语言分级观念中，为此后“元语言”、“元传播”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及“帕洛阿尔托学派”（Palo Alto Group）当时引领的新传播思潮也因其主要理论主张而被称为“互动论传播学派”（Everett Rogers， 1997：88）或“符号-语用传播学派”。贝特森的早期研究主要涉及人类学和学习 理论。从1946年开始，他先后研究了精神病学、肢体语言学和学习理论以及进化论。1948年受到麦卡洛克神经控制论观点的启发，吕施（Jurgen Ruesch）和贝特森结合符号-语用学理论提出了人类传播的“元传播/元交流”（metacommunication）观点。当初这个术语主要限于讨论人际交流，此后被广泛应用于大众传播研究，“元交流”也自然就转变成“元传播”问题。吕施和贝特森称之为“关于传播的传播 ”。

“元传播”的概念对于传播而言至关重要。法国学者米涅（Bernard Miège）认为，“它（对传播而言）独自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解要素”； 传播符号学家延森（Klaus Bruhn Jensen）也将元传播视为“任何传播形式（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不过， 这一重要概念很长时间内未引起国内外传播学界的足够重视。主要原因有二：从研究对象来看，元传播思想预设研究对象是人际传播，而二战后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是主流研究范式；从研究关注点来看，贝特森重视语言意义和生物神经病理学的结合研究，而早期主流的大众传播学以物理通讯为基础模型，并且将传播心理视为“黑箱”，总体重视讯号的通达过程而轻视意义的解释。

国内有关“元”的理论多见于哲学和语言学领域。早在1960年，周煦良译介马斯特曼的《象意语言》时就介绍了“元语言”研究，并指出其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密切联系。很长时间内，国内传播学界对“元传播”话题明显“失语”。偶尔涉及相关概念的套也并未进入该术语的学术史语境，如《元媒介地位下手机的交往特性》一文提到，“手机已经取得了‘元媒介’的统治地位”——该文将“元”媒介视为一种具有主导地位的强势媒介，对“元媒介”的理论内涵并未进行学术界定，也未基于学术史的概念加以沿用。

近年来，国内外对元传播的讨论均有起色，丹麦学者延森从传播符号学角度讨论了元传播的“三重维度”；国内学者潘忠党将“元传播”视为“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最近，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分委辟特约专栏论述“元传播”概念及其五条公理。当前重提“元传播”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方面，是新媒体传播实践引出的“元媒介”观念以及“元媒介时代”命题兴起。正如延森指出，“我们必须在数字媒体语境下，重新审视元传播这一概念。” 潘忠党认为，正是“新媒介将元传播推向前台，……元传播创新型塑新闻变革”；另一方面，是认知传播学的兴起，使得心理黑箱成为可讨论的重要话题。帕洛阿尔托学派及其“元传播”思想谱系是“神经控制论”与“符号语用论”结合的典范，是当前“认知传播符号学”不可绕过的学术史重要节点——这一点尚未被国内认知传播学界充分认识。

由此，本文试图从“元传播”概念入手，一方面，厘清其两大主要思想来源——“神经控制论”和“符号语用论”的思想谱系及演化；另一方面，从“元语言”向“元传播”跃迁的理论过程剖析元传播观念的内在逻辑，进而说明其对“认知传播符号学”的重要理论价值，以及对理解新媒介社会的启示意义。

（一）意义凸显：从“信号传输”到“符号传播”

早期传播学研究的预设，主要建立在“信息论”基础之上，偏重信息的物理传递。费斯克（John Fiske）指出，“信息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信息论视野中的信息是信号的物理形式而非意义”。以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提出的线性传播模式为例，该模式主要涉及的是“传播渠道所能运载的最大数量的信号传递问题”。线性模型常被视为北美大众传播基础模型。正如约翰逊（Craig Johnson）和克赖尔（Klare George）指出，“今天，在所有促使人们普遍对模式发生兴趣的贡献之中，要数香农的贡献最为重要。就传播研究的技术方面来讲，后来在这方面所作的许多努力， 都是由香农的数学公式激起的”。此后一批大众传播模型增加了信息过程变量。如德弗勒（Melven  L.  Defleur）模式是通过增加“反馈”机制对香农模式的升级。总体来说，这些模式仍然集中于信号的过程性结构，而割裂意义的认知、解释。费斯克总结到：“我们迄今所考虑的各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传播的过程性。他们都假定传播是从讯息A到B的传递。因此，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媒介、渠道、转换器、接受、噪音以及反馈，因为这些都是与讯息的发送过程相关的术语。”

随着传播研究的展开，传播理论模型中信息内涵和解释性要素逐渐得到更多关注。1954年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Osgood-Schramm's Model）提出的循环模式引入了编码和释码者概念。尽管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物理信号的还原思想，但至少通过引入解释者的要素，为“符码解释”提供了可能。此后，德国学者马莱兹克（Gerhard Maletzke）于1963年提出的大众传播系统模式应用了“场论”思想，从环境与物体的关系上去把握传播的总体关 系，进一步考虑到接受者的身份、环境等因素可能对释码造成的影响。

传播意义的阐释的深入，势必要求对传播意义生成内在机制展开更深入的探索。不过，对意义探索的深入并非在单一学科中完成的，而是不同分支领域发生的。同一时期，对交流意义机制的探索，是语言符号学的长项。

（二）分层逻辑：结构主义与神经控制论

在20世纪初，传播学生发于新闻学的同时，符号学也萌发于语言学。语言是人类交流最庞大和完善的符号系统。意义的阐释是语言交流活动的应有之义，有关意义层次的思考很早就出现于人们对语言符号交流实践的探索中。这些思考以及后来形成的“元语言”构成了元传播的基础和借鉴。

希腊麦加拉学派（Megarian School）提出的“语义悖论”现象引发了语言结构问题的讨论。许多学者创造出各种包含语义悖论的命题，如“只给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的“理发师悖论”，在数学上称为 “罗素悖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进一步提出区分“讨论客观世界的语言”和“讨论对象语言的语言”，后者即“元语言”——它是任何语言符号指称其他一种语言的符号的性质。此后的“元语言学”发展成为语言学中的专门领域，而讨论元语言时使用的语言又被称为“元元语言”。

元语言的分层逻辑是任何系统结构的共通特性。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将整个符号系统视为建构在任意性基础上的系统集团。他的后继者将这种系统结构观念应用到包括传播在内的诸多领域。比如，霍尔（Stuart Hall） 借助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系统论思想来论述符号与编码的关系。在霍尔看来，“传播意义和讯息对象，是通过形成特定方式组织的符号载体，进而对符码（code）的话语组合链（syntagmatic chain）运作而实现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符码是社会文化行为的底层规则，“每一个符码都指向一个几乎涵盖整个人类历史构筑的意义系统”；  艾柯（Umberto Eco）从符号生产的角度将符码/代码界定为“复杂规则的形式”。这些观念均将交流中的“元语言”视为一种对交流内容的解码。

二十世纪中期，结构主义的影响越出了语言范畴，成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普遍思潮。这一思潮影响下的生物神经控制论是贝特森提出“元传播”的重要背景。1943年，神经生理学家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匹茨（Walter Pitts）进行了建立神经网络的数学逻辑模型的开创性工作。他们的研究成为控制论在生物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经控制论。受到麦卡洛克神经控制观念的启发，吕施和贝特森 指出，每一个神经细胞的信号发送都既具有一个“报告”的性质，又具有一个“命令”的方面。“命令”是大脑通过神经细胞指挥身体器官活动的“信号”，而“报告”则是大脑对所传达的各个命令的知晓和管理。不仅如此，贝特森还发现，这个原理适用于所有人类语言交流行为。由此， 他和吕施在《传播：精神病理学社会模型》（Communication：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一书中提出了“元传播”的概念，并将其描述为“关于交流的交流”。

尽管当时尚未提出独立的“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这一学科名，但“元传播”所反映的理论背景“神经控制论”是认知传播研究的早期认知研究形态。当前的认知传播学所依据的技术基础无疑更先进，其涵涉的认知领域也更丰富，但学术史的连续性不应被割裂。可以说，贝特森及其帕洛阿尔托学派是具有较为明确神经科学背景的“认知传播学流派”。

（三）关系模式：符号-语用论与整体交流观念                                                  

 “元传播”提出的第二个重要背景，是“符号-语用论”。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继承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三分法，他将人类活动涉及的符号活动三个要素为“符号、人、世界”。莫里斯的三个分类要素分别组合为三个与意义相关的学科：一是语义学（semantics），处理符号与符号的关系；二是句法学（syntactics），处理符号与世界形态的关系；第三类学科讨论符号与人（使用者）的关系，即语用学（pragmatics）。符号-语用学强调的  使用者、环境以及过程性要素也是传播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贝特森指出，元传播作为一个命题，包括“符码化”（codification）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两个子命题。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这两个子命题之间经常交叠、转换……。第一个子命题所说的符码就是“元语言”。不过，贝特森对元传播的构想比由系统符码构成的元语言增加了一个“关系维度”，这种将“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纳入传播过程考量，是与莫里斯符号-语用学思想相通的。

贝特森观察到，这种关系维度必须符码化才能构成元传播的要素。他指出，人际关系的陈述成为元传播要素的前提是它们也必须被符码化，并且支持前一种符码（元语言符码）。在贝特森的影响下，帕洛阿尔托学派主要成员沃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贝弗（Janet Helmick Beavin） 等合撰了《人类传播语用学：交往模式、病理学和悖论的研究》（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1967）。贝特森随后也发展了他的理论，在1972年的重要文集《心灵生态学进路：人类学、精神病学、进化论与认识论文集》中通过在多个抽象层次上观察人类语言交流同步操作行为开启了一种“游戏与幻想理论”（play and fantacy）。他提出，有两种超越字面层次的抽象层次，它们隐含于交流过程中：一是“元语言”（关于语言的讯息）；二是元交流（关于交流者关系的讯息）。

贝特森对元传播的界定，越出了狭隘的符码系统元语言，进入更广义的符号- 语用范畴。延森认为，贝特森的研究更接近于符号学从而补充了控制论的不足。 可见，“元传播”思想谱系是在结构主义思潮下“神经控制论”与“符号-语用论”的结合。神经控制论背景要求深入探索身心交流的“黑 箱”而“符号语用论”要求兼顾对交流意义的阐释。这种结合不仅补足了控制论单方面的补足，而且带来了一种双向的影响。

随着符号-语用学的兴起，语言学自身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哲学家阿佩尔（Karl-Otto  Apel）认为，符号-语用学的为现代逻辑经验主义的关键转变阶段提供了支持，并促使狭义的语言分析哲学走向“彻底语用化的‘语言游戏’模式……”。从这个角度上说，符号-语用学才是根本的语言转向。 在这一趋势影响下，语言学自身开始关注更多语言之外的“交流”要素。1958年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从交流的整体性出发，提出的交流过程六种主导因素的交流模式（图表1）。相比大众传播诸模式，雅各布森模式侧重交流中意义生成机制。当传播侧重于符码时，传播信息往往提供线索对自身进行解码，“元语言性” 就成为较为显性的特征——即元传播中的“符码问题”。

雅各布森的模式所涉及的六种要素远远越出符码和元语言。如：当交流过程偏向于发送者时，则情绪性表达占据主导；当交流过程侧重于接受者，则意动性（conative）占据主导；当交流过程侧重于表意媒介时，交流过程成为保持接触的手段。显然，雅各布森的整体交流模式更加完备地呈现了交流过程意义的可能来源。（表2）

事实上，“讯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意义存在与全部交流行为中”。如果接受贝特森对元传播的定义——“提供交流双方编码方式及受传关系有关的所有线索和属性信息的过程”。那么，语境、接触、发送者、接受者等所有六种要素广义 上都是元传播的要素。问题的焦点在于，雅各布森的六要素中所设定的“元语言” 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如何处置？“元语言”的边界弹性是否足够巨大，可以同时渗入传播过程诸环节，进而构成适用于现代媒介语境的“元传播”？

根据赵毅衡的分类，元语言可区分为：文本自携元语言、语境元语言、能力元语言。这种广义的元语言观念，将元语言范畴扩展到雅各布森六要素的所有方面， 进而将雅各布森的“语言交流”在适用范畴上跃迁为“经由现代传媒发生的符号传播”。可以结合赵毅衡“全文本/伴随文本”观念来讨 论元语言与雅各布森六要素的关系：

（一）文本自携之外的伴随文本元语言

六要素中，“元语言”是构成“符码”关系的信息。雅各布森本人列举了交谈中的追问过程：

“这个sophomore落榜了。”

“可落榜指什么？”

“落榜就是不及格。”

“不及格又指什么？”……

按照雅各布森的解释，元语言是对交谈内容直接构成代码和解释关系的信息， 如：一套密码的的代码本、一个设备的说明书都是相对于信息内容的“元语言”。他还注意到，我们实际生活中使用的元语言，我们并未注意到我们说出的话包含了元语言特征。这种隐性的元语言更广泛的存在于交流的伴随文本中并扩展了元语言的范畴。雅各布森提到“莫里哀笔下的约尔旦在用散文说话……”，这显然是指说话者使用的体裁。正如赵毅衡指出，“作为体裁的型文本……也参与制造了元语言。” 对此，延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体裁的三个元素（主题、形式、言说模式构成的体裁框架）来讨论元传播的维度。

可见，参与构成“元语言”的伴随文本的具体情况，远远越出狭义“元语言” 的“解释符码”关系，而进入了有助于释义的所有文本。对此，赵毅衡用“调制鸡尾酒”来说明传播活动中元语言的巨大的可调节性。从最宽的可能性来看，“伴随文本勾连的巨大文化网络都参与制造元语言”。这是一个典型的符号-语用论判断，但无疑这更契合贝特森对元传播“提供交流双方编码方 式及受传关系有关的所有线索”这一思路。至此，实际上“元语言”已经并非“语言”，而是涵涉传播诸环节的“元传播”。

（二）外部语境元语言进入“元传播”

在讨论“语境元语言”时，赵毅衡将语境分为两个部分：内部语境与外部语境。其中，内部语境就是伴随文本；外部语境被称为“场合语境”，不进入伴随文本。这一观点在其后有所修正。赵毅衡在《哲学符号学》中提出，“意向性”激活了事物的部分观相。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稳定的伴随文本边界，而外部语境也须通过进入伴随文本才能对符号表意发生作用。正如赵毅衡指出，广义的前文本（伴随文本的一种） 就是“全部文化史”。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义的伴随文本就应当包含所有语境。相应地，语境元语言也相应的包含内部语境元语言和外部语境元语言。不过，并不是所有语境要素在参与文本的符号元语言构筑时起到均等作用。参与一次传播活动的要素仅仅是与“获义意向”相关的部分。

“解释性语境”是另一种常常被认为不进入伴随文本的外部语境。这种观念多少包含了残留的“文本中心”思想。赵毅衡指出，“文本的构成整体，并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他的接收方式……”。“全文本”不仅应包含发送语境，也包含作为元语言的解释语境。一部《莎士比亚全集》的所有笔记、版本考证、评论，都可能成为后人阅读莎士比亚的参照——伴随文本理论称之为“解释性伴随文本”。在传统阅读语境下，“解  释性伴随文本”无法在同一次释义中构成自己的“解释性伴随文本”，通常只是构成另一次阅读的参照。然而在数字网络媒介时代，这种时空上截然分离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实时在线的多媒体直播文本导致弹幕、评论与文本自身的时空关系几乎完全坍缩。在一场互动晚会上，它们不仅进入伴随文本，甚至直接进入核心文本——接受语境文本化，并成为同一时间所有接受者的伴随文本。

由上，处在“外部”的“场合语境”以及“解释性语境”作为一个传播的整体过程，都是“元传播”应当纳入的范畴。

（三）能力元语言：传播学认知转向的基础要素                     

“能力元语言”看上去比“外部语境”与中心文本关系更远，因为它常常并不显现为具体的符号文本形态，也并不在语言/符号对象文本中，而是委身于受传者心智并在具体认知过程中发生作用。能力元语言被认为“常常无法客观测定”。传播学也通常将认知过程视为“心理黑箱”，而认知传播学的旨趣恰恰在于探索这个黑箱。从文化符号理论本身来看，能力元语言也并不外在于文化语境。如前所述，如果广义的前文本是“全部文化史”，则能力元语言和文本解释者必然共享广义前文本——全部文化史。只不过具体的符号接受、释义是在“全部文化史”这个广义前文本下的具体投射。

在传播具体活动中，接受者的“能力元语言”常常需要被“文本化”并进入元传播过程。尤其是当接受者作为群体对象，其通共性能力元语言的文本化对传播尤其重要：宣传要预判传播对象的心理、广告传播要洞察消费者偏好；影视文化产业应用“大数据”来制作符合市场“口味”的作品；现代营销学根据接受者的“意图”来设计商品文本。在这里，符号传播通常那种得鱼忘筌的单向过程被逆转了； 同时，能力元语言也被文本化了——对消费者受众的能力元语言的读解，构成了现代符号传播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换言之，对象能力元语言文本化、符号化是广义文本构成的必要部分。此时，他们并不是一种语言，而是意义的体认能力与方式，既包括贝特森所说的“认知、情感、意志”的基础完型能力，还包括习得经验和社会文化属性。

如果说雅各布森的元语言可以被视为一种狭义的“符码-元语言”，则至此我们所说的元语言范畴几乎涵盖了雅各布森六要素的全部内容，而与贝特森关于元传播作为“传播中所有信息线索”的界定更加接近。由上，我们通过对“元语言”概念的扩展，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获得了对“元传播”更充分的理解。

从范畴的幅度来看，元传播可以有两种界定：一是狭义的符码系统论——传播行为中作为符码的元语言系统。它是对一种传播内容意义的传播解释；第二种是符号-语用论的视角。元传播涵盖了所有对符号释义造成影响的所有线索。它同时 意味着符码关系的多维度化、语用化并且令符号意义不再简单局限于“系统性代码”，而走向了开放衍义。元传播包含三层潜在意义机制：一是元传播相对层级差，从具体传播节点动态构成社会网络的复杂巨系统；二是符号语用的释义开放性。元传播通过另一次传播表意提供开放的解释线索，并在动态中无限趋近社会文化总体；三是自反性表征。元传播中所呈现的符号表意不仅提供外在解释线索，也自我认知呈现。此外，从直观的形态来说，元传播不是某次特殊的传播，而是“任何传播实践的构成部分”。元传播是理解元媒介时代传播的透视方式。任何一次被作为元传播看待的传播活动，都体现上述意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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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传播”对传播学认知转向的基础性理论价值。

元传播及其理论谱系折射的是交流行为中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认知论和新媒体交互作用下生成的传播理论分支——这也是当前重提元传播思想的原因。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认知科学及其背后的跨学科思潮引发了人文科学一系列“认知转向”。保罗·萨伽德（Poul Thagard）提出的认知科学的四个趋势之一，4是认知神经科学所代表的生物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的相容与整合。1978年10月1日，认知科学现状委员会递交斯隆基金会的报告， 把认知科学定义为“关于智能实体与它们的环境相互作用的原理的研究”（席勒尔，1989）。这个定义也适用于描述社会环境下的语言与符号交流认知。

可见，传播学的认知转向发生较晚，却有着天然的学理渊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概括而言，认知传播学有两个并行发生的轨迹：一是认知神经科学。包括控制实验心理学路径及其当代科技进步的成果，尤其是心脑神经科学与技术算计科学的发展在传播黑箱方面的贡献；二是符号的认知阐释理论，持续强调意义生成与阐释的重要性。帕洛阿尔托学派及其元传播的思想正是“神经控制论”与“符号语用论”结合的产物。罗伯特·里伯（Robert W. Rieber）指出，贝特森发展了一种普遍认识论，并且他将“认知、情感、意志作为不可分割的基础完型”（Rieber， 1989：17）。相较于文化领域研究的符号学研究，帕洛阿尔托学派的研究更注重从交流参与者的状况而非符号文本来理解交流的发生，这种从参与者出发的视角对符号文本理论有所补充。

（二）元媒介社会的传播特征

从元媒介与元传播的关系来看，元媒介是元传播在数字时代的具体表征，其完整地表达了元传播的三种意义机制。按照延森的观点，“元媒介是针对新的数字媒介的特定概念，它涉及对旧的模拟媒介技术和机构的整合。”（Jensen，2010： 95）以计算机为典型的数字网络媒介在时间上出现最晚，但它的向前兼容性表达了元传播的动态层次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凯（Alan Kay）和戈德堡（Adele Goldberg）首先将计算机描述成元媒介（meta-media）（Kay & Goldberg, 1977： 31-41）。布莱曼指出，计算机成为元媒介是因为它能够重塑自身成为别的媒介（Braman，2002：91-112）。由此，它具有一种上层媒介的特质。在交流类型上， 元媒介整合了面对面人际交流，也涵盖了大众传媒时代的传播特质，与此前媒介的异质性功能转变不同的是，计算机几乎完全兼容此前传播形式，它是一个复合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计算机作为元媒介并不非指单个的计算机，而是计算和数字化提供的多媒介潜在能力总和。

元媒介的这种融合特征还体现在它不是一次传播的具体结果和内容，而是提供一种意义的待在形式——一个可供选择的动态选择性。梅耶指出，在元媒介时代， 数字化的信息提供的多种可能性导致这些呈现变动不居，并持续不断地高速生成。这种高速生成导致了元数据的出现（Mayer-Schönberger & Cukier, 2013: 93-94）。元数据不是具体的数据对象而是未被定义话的原始数据库。只有经过组合、甄选和某种形式的秩序化才呈现出确定的意义。由此，“元信息/元数据”不是某个具体的文本、数据，而是一个超结构的“宏文本”（Macro-text）（胡易容，2016）——这也是元媒介对元传播意义总体性层级关系的体现。

元媒介作为元传播的具体承载，其被解释的方式是另一次传播的延续，是一种媒介作为另一种媒介的解释“符码”。一部电视的内容是一部小说，而一部电影可以被改编成游戏是跨媒介的原内容。而在元媒介巨网中，它们的边界被消融了。各种屏幕——电影、电视、手机、电脑、投影设备作为不同终端形式必须通过“语境元语言”来实现传播场景的差异。这种彼此的解释关系既是开放的衍义（infinite semiosis），又是一种媒介的自我表征。

元媒介的自反性不仅仅是媒介物理形态和技术层面的，也是人这一主体及其与媒介在互动关系中生成的意义世界的相互建构。布莱曼认为，计算机“拓展了人类在社会与物质世界中行动的自由度，……导致可能产出的产品变得无限多样”。麦克卢汉曾将媒介比喻为人的官能的延伸。在元媒介语境下，媒介延伸的不是个别感官也不是多媒介那种表象的感官叠加，甚至不是单维度的神经中枢或大脑思维的单维度延伸，它延展的是人类具身认知和生活意义的体认；它不是外在时空的延展，也超越了物理维度时空内爆，而是意义的宏富、是人的主体性和自反性的符号衍义。由此，元媒作为网络社会的基础设施，其构筑了一个完全不同社会信息流动方式。它将个体置身整个社会网络节点上，使其具有初始的传播发动潜力，并可能发起引发巨大的意义流。元媒介构成了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延伸，从而组成主体交互的网络社会。这里所说的网络社会不是“虚拟”对“现实”的替代，而是走向一种物、信息、意义的合流。整个社会在互联网、物联网与人联网的边界消弭中构成一个更宏大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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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汤文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