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童养媳：男人想传宗接代，女人只想活下来
童养媳，一个离我们日常生活太过遥远的名词，大多数人，包括我，都认为这个词已经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被埋进了故纸堆。
直到前几天，有人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
从上周开始，腾讯新闻、腾讯公益旗下的“谷雨实验室”做出了一系列报道，特约撰稿人陈少远以《莆田弃女》、《最后的童养媳》、《莆田“媒婆”的弃女网络》、《和她们在同一条船上哭泣，我差点也是莆田童养媳》几篇万字长文，向我们揭开了福建莆田现代童养媳们的一角面纱。
她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阿乐。
整个莆田有数以万计的阿乐，她们现在小的年龄二十多岁，大的五十多岁，她们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从懂事起，她们就被人轻蔑地叫“阿乐”或“长乐仔”。
长乐是另一个福建沿海城市，距离莆田一百多公里，受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的影响，当地人为了生一个儿子，可能会生出两个、三个，甚至四五个女儿。
△她们是嫡亲的三姐妹，成年后苦寻亲生父母无果，却意外地找到了同样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姐妹，她们都成为了莆田的阿乐。
女儿作为生儿子过程中的“副产品”，往往被父母选择溺毙或丢弃，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弃女们，通过“媒婆”这个底层的贩婴网络流出长乐，绝大部分被莆田人买来当“童养媳”或“丫环”，长大后嫁给家里的儿子。
即使生长在新时代，阿乐们也没念过一天书，她们从小干繁重的农活和家务，婚配不自由，生育不自由，一辈子捱着苦。
陈少远之所以产生记录阿乐这个群体的想法，是因为她也差点成为阿乐中的一员，作为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幸好”父母在第四胎生出了儿子，如果还是个女孩，家里为了继续追生儿子，是养不起那么多女儿的。
因为阿乐们普遍没有文化，更没有话语权，她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看不见的阶层”，有个叫陈树芬的阿乐哭着说，“我们从被送出去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们是物品。”
陈少远记载下了阿乐这一群体近五十年的悲剧，为她们发声，可是那些字字泣血的文字因为朴实无爆点，没有一篇阅读破十万+。
△阿乐们的背影
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当无数大城市里的精英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地指责这两年女性平权矫枉过正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倾听那些低到尘埃里的阿乐们卑微的呐喊。
阿乐，是现代的奴隶，她们哪敢妄想什么女权啊，她们连基本的生存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和自主选择是否生育的权利都没有得到过！
当她们的养母以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价格将她们买下的那一刻开始，她们的一生就不由自己决定了。
她们从小就被当做苦力使唤，只有很少的阿乐上过几年学，因为养父母们怕她们长了见识就会跑，“我们从小都没出过门，也没有地方去。”
有的阿乐在养父母家饱受虐待，她们恨极了自己的亲生父母，陈少远采访的一名叫曹小芹的童养媳说，“他们即便把我杀了，我也不会过得这么苦”。
曹小芹没读过一天书，在家只能吃四个哥哥的剩饭，如果养母不高兴，剩饭喂了鸭子也没她的份。养母一生气就打她。她的脑袋挨过一记火钳，留下一道凹陷的坑。
她的双腿常被带刺的荆条抽打，要脱了裤子打，打完养母还喊邻居来看。打得更惨时，养母半夜抓着她的头往水里浸，或者挖一个土坑，扔她进去，扬土埋上。
“他们根本不是把我抱回来当人看的。”曹小芹无时不刻不在被提醒：你不是我们家的一员，你是别人生的，你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舅妈和她的孩子们喊她“别人的杂种”“狗杂种”，四个哥哥最小的大她七八岁，偷了钱，赖给她，她又被一顿打。
曹小芹在恸哭中说起过往。她也恨，因为自己是女的，就承受了这样的命运。奶奶告诉她，生母在她之前还生了一个女孩，为了生弟弟才送走了她。
△曹小芹背影，曹小芹为化名。
阿乐们大多数在长大后就嫁给了家里的“哥哥”，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了，“哥哥们”有的外出打工后，看不上家里的阿乐，纷纷自由结婚，阿乐们才有了难得的机会可以外嫁。
但是有的“哥哥”，因为先天或后天的残疾，又或者因为不够上进，走不出去，就不得已还是要娶阿乐为妻。
这样的婚姻，十件里有九件都不幸福，阿乐与哥哥们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十数年的共同成长而变得融洽。
她们的丈夫，曾经的哥哥，从小就对她们极少尊重，在他们眼里，阿乐就是家里买来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照顾他们的仆人。
为此，阿乐们也反抗过这样的命运，曾经有一个15岁童养媳和邻家17岁男生恋爱，怀了孩子，但养父母坚决不同意。
她喝农药自杀，尸体从楼梯上被拖下来。埋土时，有人大声骂，这种人死得好，不如烧了撒一把灰，以后别投胎了。
有的阿乐成功地逃跑了，有的阿乐在生下儿子，“完成任务”之后，被养父母家允许和“哥哥”离婚，条件是用钱来赎身，她们开心地接受各种苛刻的条件，甚至没有质疑过这笔钱是否该付，只要能奔向自由，她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有的阿乐，却死在了家庭暴力之下。
2003年2月，童养媳朱秀美被自己的丈夫朱世文用板凳活活打死。
1974年，朱世文出生，四岁时，父母就抱回了儿子未来的妻子。亲事定下时，朱秀美刚出生四天，从福建闽侯辗转被卖至莆田。
29岁时，朱世文已经是另一个镇乡村小学的教师骨干。他有了外遇，酒后打死了25岁的朱秀美。
因为朱秀美的童养媳身份，这起凶案当时震动舆论。朱世文称，自己和妻子都是“童养媳”这个怪胎的牺牲品。
乡亲们对杀人者印象模糊，对被杀者也知之甚少。在他们眼中，朱世文一向沉默寡言，不爱说话，而他和朱秀美寡味的婚姻，在村里太正常了，很多人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在朱世文的描述里，这样的婚姻“只是为了生活和繁衍后代，没什么感情可言”。婚前，他和妻子以兄妹相称，婚后争吵不断。杀妻前一年，母亲曾劝他，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吧。
他没有选择离婚，同是一桩悲剧的牺牲品，他成为了加害者，杀害了比他更为弱势的妻子。
在我看来，在童养媳这件事上，无论是亲生父母还是养父母，包括中间的贩卖链条，都是在犯罪，但是由于风俗难改和法不责众的缘故，阿乐们的存在和她们所遭遇的一切都被看作是习以为常的。
2005年莆田某乡镇党委书记回应《半月谈》采访时，曾说过他们没有权力干预童养媳们嫁给“哥哥”留在家里的选择，“只要她们口头表示自愿，我们就要给她们办结婚手续”。
更可怕的是，受过教育的城市人群，对这些犯罪事实的漠视和容忍，他们认为所有对底层人群行为合理性的质问，都是“何不食肉糜”的高高在上。
人家都娶不到老婆了，你还在这里叨逼叨什么人口买卖是犯罪，这对你来说只是法律问题或者是道德问题，对人家来说可是攸关生存的大问题啊！
可我想问的是，男人传宗接代的问题真的有那么重要，重要到可以无视女人生存权和生育权的地步？
我非常认同侯虹斌的观点，她说人们总是对乡村的犯罪事实视若无睹，甚至认为农村就该发生这些事才合理：
我想，是不是这个社会有两套法律，一套，是针对普通人、正常人的，另一套，是针对所谓的穷人的；一般人遗弃、弄死婴孩，是违法；拐卖妇女，是违法；强迫未成年人结婚，是违法；但如果是穷人，那就都变成了合法，情有可原？而且，我们还要责怪那些批评的人“不体谅穷人不能结婚的痛苦”，“何不食肉糜”？
via 侯虹斌《那些娶了童养媳的男人，过得怎么样》
我们要体谅男性穷人不能结婚的痛苦，因此他们为了传宗接代买卖妇女也是可以理解的了？问题是谁来体谅女性穷人的痛苦？
△2015年央视新闻频道出品的新闻调查《陇东婚事》，在西部偏远山村里，“人市”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着适龄女孩的婚姻买卖。
生而为女性成了所有女性穷人的原罪，所以她们先是在胚胎的阶段就要为男性新生儿让路，被通过各种手段筛查出性别之后打掉，侥幸生下来的，也有可能被父母杀死或送人。
阿乐们经常互相安慰，能活下来，没被掐死被溺死，算好的了。她们还自嘲，至少还能被卖，证明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
等她们长大了，她们又要为上一辈疯狂的传宗接代行为买单，因为宝贝继承人们找不到老婆了，所以要买个老婆回去继续传宗接代的大业。
在长乐乡间，如果没有儿子，男人进不了祠堂。生不出儿子的女人也会被嘲笑，当地有句俗语流传了不知多少年：好母留着做种，坏母世间人宰。
女人好坏，要看能不能生出儿子。生不出儿子的女人被打骂被离婚甚至被卖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到老了，原先的阿乐们还要继续从媒婆手上买下女婴，作为她们好不容易生下的儿子的童养媳，她们被迫从当年的受害者，成为新一代的加害者，让女性的悲剧宿命一再轮回。
无论男人们为了传宗接代做出多少骇人听闻的举动，为之买单的永远是女性。
阿乐们给陈少远讲过一个故事，有个阿乐是80后，生父是长乐某乡镇的村支书。某天生父回家，女婴变了男婴。是生母和外婆商量，用她加一个金戒指，换回一个男孩。不料男孩是傻的，长大了要关着不让乱跑，媳妇是花了很多钱从外地讨来的。而这个“阿乐”被转手卖到莆田，当了童养媳。
只要生下儿子，不管他是痴的傻的都不要紧，都会被视若珍宝，都会倾尽全家之力为他讨个老婆回来延续香火。
在这些事件里，明明女性才是受害者，为什么观者却忙着认同男性行为的合理性？
就像中国因为重男轻女有至少三千万没有得以生下来或者生下来被杀死的失踪女性（在人口学上，因为性别偏好而消失的女性被称为“失踪女性”），但是你却只关心未来有三千万适龄男性找不到老婆？
我用一首微博网友改的歌词送给所有繁殖癌和对繁殖癌表示认同的人：
当初是你要堕胎，堕胎就堕胎~现在又要女人爱，女人哪里来~你家儿媳土里埋，已有二十载~贞子花子伽椰子，今晚招婿来。
当初是谁要男孩，一再堕女胎？如今这帮繁殖癌，想起媳妇来？你家儿媳土里埋，水里重投胎。砸锅卖铁娶不来，活你TM该！
最终扭转这一局面，靠的不是政府或法律的力量，而是经济发展的力量，当女性的价值不再单一地以繁殖来衡量时，越来越多的女性穷人挣脱了乡土的束缚，她们纷纷进入城市打工，比男人还要更快地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价值观念。
来自农村的她们，也许比生长在城市的女性更早地认识到财务自由对女性生存的重要意义。
当年如珠如宝的男性继承人们，如今在“人市”上被媒婆们挑挑拣拣，家中男孩多、还不愿进城打工的男人几乎不可能找到老婆。
可笑的是，他们已经把条件降低到了“只要女孩子头脑没问题，个子长相都无所谓”的地步，然而除了做上门女婿，他们已经找不到别的选择。
我不禁想问，你都活成这样了，不寻思着怎么努力改变赤贫的现状，怎么还只想着繁殖？
也许有人会说，那你想要他怎样，他也只不过是在努力地活着而已啊！
王小波说过：“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
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无论男女，如果你的生活只是在勉强地活着，那你最好先考虑怎么让自己活出个人样来，然后再考虑造人。
我们这个国家因为繁殖癌导致的悲剧已经太多太多，想要改变，就从拒绝无脑繁殖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