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语言学教程》.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18.
索绪尔的思想和他对语言学的贡献,我们早有耳闻。真正读起书来,也是既有确证,也有新知。
当时,符号学还没有诞生,古人语法、修辞的幽灵还在学界徘徊,而变革就可能在瑞士的一个课堂上发生。索绪尔界定了语言学的任务。任务有三条,一条关注特例(描述语言,探究历史),一条强调规律(永恒的普遍的推动力),还有一条冥冥中预示了语言学自我定义、自我思考的本质(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语言不是心理的,不是社会的,不是物质的。语言就是语言,它是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和日常的言语活动不同——它似乎具有永恒的属性——是脱胎于异质的言语活动中具有同质性的一种符号系统。
在这本书中读到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之间的任意性,就如同在博物馆中看到一件期待已久的展品——似乎见到了所期待的,也在角落中发现了未曾期待的。这里,有着对符号神秘性的打破,有着对当前学界概念不清问题的指控。在任意性原则后面,索绪尔提到了第二个原则:能指是线性的。
在地理语言学部分,印欧语最受关注,而其中罗曼语最为瞩目,是大部分实例的来源,其次才有些关于日耳曼语的讨论。至于阿尔泰语和汉语,则只是零星地出现。到了Dixon这里,新几内亚的宝库才被开采出来。
而后的共时和历时,我却感觉越读越糊涂。这二者的区分,或许并不像空间与时间那么简单。变化不会影响安排,只会影响被安排的某一个元素。关于语言学忠泛时是否存在的讨论,或许让我更明白了一些。人们徒劳地在语言这个形式系统中寻找过多的意义。并没有一个在某一时间在所有地区都会发生的变化,语言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种力量。
索绪尔立志拨开迷雾,打破无谓的分类,反思前人的龃龉,消灭以往的混淆。这倒是让我想起了沉睡在剑桥All Souls Lane旁边公墓中的一个人。差异,关系,这才是重要的。我们不需要词的分类,我们想要了解句段的成分、理清词句激发的联想。
对于语言背后的力量的探究,我恐怕还是对历时方面更感兴趣。为什么有语音变化?省力?土壤与气候?儿时的教育?民族融合(这一点在此书中倒是没有怎么被提及)?未解。然而确证的是语音对句法、词法的影响。类比则是语法、词法演变的动力。这不禁让我想起Dixon的著作,以及语言演变同生物演化之间的相似性。达尔文更加幸运——生物的“变体”更加直观,无需过多的分析与归纳。然而,生物中的动力真的比语言演化的动力更加明显吗?
或许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