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导言

导言

决定科学哲学的范围是撰写科学哲学历史的一个先决条件。不幸的是，关于科学哲学的本质，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甚至连职业的科学哲学家也往往对其学科的固有主题看法不一。这种一致性的缺乏可见于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和埃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的意见交换，他们讨论了科学哲学应当研究的是具体的科学成就，还是用演绎逻辑重新表述的解释和确证问题。[i]为了给后面的历史考察建立基础，我们不妨概述一下关于科学哲学的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科学哲学表述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基于重要科学理论且与之相一致的世界观。根据这种看法，科学哲学的任务是详细阐述科学更广泛的含义。它可以表现为对谈到“存在本身”时所使用的本体论范畴进行思辨，比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竭力主张，物理学的新近发展要求用“过程”和“影响”等范畴代替“实体”和“属性”。[ii]它还可以表现为声明科学理论对于评价人类行为的暗示，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伦理相对性理论。本书并不关注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哲学”。

第二种看法是，科学哲学阐述的是科学家的预设和倾向。科学哲学家也许会指出，科学家预设了自然不是反复无常的，自然之中存在着研究者可以理解的并不复杂的规律性。此外，他还可能揭示出，科学家偏爱决定论的定律而不是统计定律，或者偏爱机械论解释而不是目的论解释。这种看法倾向于同化科学哲学与社会学。

第三种看法是，科学哲学可以使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得到分析和澄清。这门学科并不是要对最新的理论提出半通俗的讲解，而是要弄清楚“粒子”、“波”、“势”和“复合”等术语在其科学用法中的含义。

但正如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所指出的，这种对科学哲学的看法有些自命不凡，就好像科学家需要科学哲学家向他解释科学概念的含义似的。[iii]似乎有两种可能性。要么科学家的确理解他所使用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无需澄清；要么他不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研究这个概念与其他概念和测量操作的关系，而这种研究乃是典型的科学活动。没有人会说，每当科学家从事这种研究时，他就是在从事科学哲学。至少我们必须断言，并非对科学概念的任何分析都可以称为科学哲学。但也许某些类型的概念分析应被列为科学哲学的一部分。在考虑关于科学哲学的第四种看法之前，这个问题将会一直悬而未决。

本书采用的看法是第四种看法，即科学哲学是一种二阶判准学（second-order criteriology）。科学哲学试图回答以下这类问题：

1. 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来？

2. 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当遵循哪些程序？

3. 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什么条件？

4. 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知地位是什么？

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远离了科学实践本身，站在一个有利位置来审视它。做科学与思考应该如何做科学是要区分开来的。对科学方法的分析是一门二阶学科，其主题是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比如：

关于科学哲学的第四种看法包含了第二种和第三种看法的某些方面。例如，对科学家倾向的研究可能与评价科学理论有关。关于解释是否完备的评判尤其如此。比如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对放射性衰变的统计解释是不完备的。他认为完备的解释将能够对个别原子的行为做出预测。

此外，对概念含义的分析可能关涉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研究的划界。例如，如果可以表明，某个术语的用法使我们无法区分它的正确应用和不正确应用，那么就可以把包含此概念的解释从科学领域中排除出去。像“绝对同时性”概念就是这种情况。

前面指出的科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区分并不很清晰。此区分乃是基于内容差异，而不是主题差异。试考虑托马斯·杨的波动说和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谁更恰当这个问题。作为科学家的科学家评价麦克斯韦的理论更好，而科学哲学家（或作为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家）则研究这类评价中所蕴含的可接受性的一般标准。显然，这些活动是相互渗透的。对理论评价的先例一无所知的科学家不大可能恰当地评价自己，而对科学实践一无所知的科学哲学家也不大可能对科学方法提出有洞察力的见解。

对科学与科学哲学并非泾渭分明的承认反映在本书的主题选择上。原始文献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就科学方法所说的话。在某些情况下这已经足够，比如我们可以只通过休厄尔（Whewell）和密尔（Mill）讨论科学方法的著作来讨论他们的科学哲学。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够的，比如要想陈述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哲学，就需要兼顾他们的科学方法著作和他们实际的科学实践。

此外，科学本身的发展，尤其是引入新型的解释，后来可能会为科学哲学家提供有益的东西。因此，我们也对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古典原子论者等人的工作做了简要说明。

[i] Stephen Toulmin, Sci. Am .214, no. 2 (Feb. 1966), 129-133; 214, no. 4 (Apr. 1966), 9-11; Ernest Nagel, Sci. Am. 214, no. 4 (Apr. 1966), 8-9.

[ii] 怀特海本人并未使用“影响”一词。关于他对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参见Modes of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173-232。

[iii] Gilbert Ryle, ‘Systematically Misleading Expressions’, in A. Flew, ed., Essays on Logic and Language—First Series (Oxford: Blackwell, 1951), 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