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方向取决于对改革前体制弊端的界定，因此，如何界定改革前体制的弊端就非常重要。对前体制弊端界定的偏差，有可能导致此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偏差。

这里仅以分配的问题为例进行讨论。大家都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两个词非常流行：大锅饭，铁饭碗。在那个时候，主流的舆论是认为，大锅饭，铁饭碗是前体制的突出弊端。因此，改革就要破大锅饭，砸铁饭碗。于是，破大锅饭，砸铁饭碗就成为当时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

记得1988年或1989年，在一本似乎叫《国情研究》的杂志上，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短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把改革前体制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如果说是大锅饭也不是一锅，而是几锅，此外还有小锅。也就是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的社会”。

说当时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没有错。比如，当时全国同样级别的干部、工人工资都是一样的（地区间有一些差别），没有奖金，干好干坏一个样。全国的大学生，毕业时的工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会固定很长时间（因为当时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冻结状态）。说这个是大锅饭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种大锅饭严重影响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通过改革破除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造就新的激励机制，当然是必要的。

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大锅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的同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是明显存在的。

首先，特权的存在。杨奎松教授指出，当时实行的是官阶差序标准，同时把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

其次，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2.5（1979年）， 比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要高（平均约为1.5），稍大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平均约为2.2）（世界银行，1983）。在那个时候，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是低得可怜，甚至连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些列制度安排，城市居民和农民成为两种事实上的等级身份。

再次，在城市中干部和工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这不仅仅表现在工资收入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福利上。比如，住房的分配和补贴、医疗待遇、子女教育和就业等等。

我要说的是，将改革前的体制是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还是界定为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这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如果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那就要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解决锅内平均主义的问题，强调拉开收入差距的必要性。如果界定为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大锅饭不是一锅而是几锅，甚至还有小锅，那就应该在解决锅内平均主义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锅际的不平等问题。

但由于当时对改革前弊端的定位有问题，导致改革只强调了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只强调了拉开收入差别的必要性，而忽视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结果是在这方面越走越偏，不但在改革之初一些明显不合理的特权迅速恢复，而且此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应当说，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每期一图

延安甘泉雨岔大峡谷，摄于201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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