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
播报上传视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
展开9个同名词条
在民国时期，她是大上海著名律师，民族救亡运动、争取民主运动的积极投身者，曾因参加并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入狱，是中国的“七君子”之一；在新中国时期，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两届中央主席。她是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的开拓者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
（概述图来源： [3]）
- 出生地
- 江苏常州
- 字
- 存初
1900年3月27日，史良（字存初）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
史良（1900—1985）1919年她参加五四运动，担任常州女师同学会的会长，还被推为省立第五中学、常州南师和女师三校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参加了学界联合会。为了查禁日货、鼓动商界和工人罢市罢工，她经常在外进行宣传演讲，许多函电文告均出自史良的手笔。
1922年暑假史良从武进女师毕业后，在好友资助下，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因为她感到在旧中国妇女参政是遥远的事，但学法律可以为受欺压的老百姓帮点忙。
1926年在法政大学就读期间，史良参加了该校学生反对校长只重金钱不管教学质量的斗争，结果4个同学被开除。史良十分不平，走上讲台，和校长讲理，使校长理屈词穷，史良和100名同学随之组成护校团，那时，正好王开僵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由司法界的著名人士董康为校长。史良和100多名参加护校团的同学便都脱离法政大学进入上海法科大学，以后史良就成了董康的得意门生。 [4]
青年时期的史良此外，史良还办理了不少的妇女案件，其中比较多的是婚姻案件。在办理妇女案件的过程中，她了解了当时中国妇女所承受的压迫。这些亲眼所见的一桩桩实例正成为了她日后工作中的宝贵资料，促使她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社会只有妇女解放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解放的道理。 [1]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率先成立，史良是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后，史良被选为执行委员。
“七君子”合影（左2为史良）抗日战争期间，史良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且是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中唯一的女性，为要求国民党政府实施民主和保障妇女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她力争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的权利。比如在争宪政方面，她坚持要争男女之间的平等权利，提出不仅要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男女平等的事实，并且要在“国民大会”这一章中写入妇女代表名额不少于15%，实际上，她想争取20%-30%。“这是前人未曾提过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社会为妇女争权到如此地步，实在是一种创举。” [1] [6]并建议妇女工作者要到基层去，到城市、到乡村的妇女群众中去，进行有关参政的宣传教育。 [7]
宋庆龄、何香凝、史良亲切交谈在抗日战争时期，史良还担任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兼任设计委员会主任。保育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40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2万多名儿童。史良还担任了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常务理事，团结各阶层爱国妇女，为争取政治民主和妇女解放事业做了很多工作。 [7]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44年9月19日在重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以个人参加为基础的中国民主同盟，仍以无党派人士张澜担任主席。 [4]
1945年9月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员会成立，史良当选市委委员兼组织委员。1945年11月，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史良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4]
史良（右）与蔡畅在天安门上合影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停止公开活动。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和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为中国而斗争。史良因当时处境不能离沪赴港参加，曾委托赴港参加全会的沙千里代表她出席。随后她根据民盟总部决定，在上海建立了民盟华东执行部，并担任华东执行部主任。
1949年6月，史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时，周恩来就新政协委员名单的酌定问题，征求史良的意见，史良指出：“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名额。”这一点足以表明她对妇女权利的争取，以及对新政协的美好希望。 [1]9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5]10月1号，新中国成立，史良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刻她以作为一名中国人而骄傲。 [1]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历任司法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0年史良在民盟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53年开始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2]
史良要求建立新的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还提出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此外，作为中国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她倾注大量心血，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为广大妇女做了一件大实事。 [7]
宋庆龄、史良、蔡畅亲切交谈此外，史良还很注意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的妇女，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她关怀文教界、科技界的女知识分子，经常反映她们的意见和要求；她与工商界妇女人士和家属促膝谈心，鼓励她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劳动；她常寄语海外旧友，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她还为加强中外妇女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不懈的努力。她曾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亚非妇女会议，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先后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并多次接待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妇女代表团和其他外宾。她向外国朋友介绍新中国妇女的工作、生活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成就，介绍中国妇女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意愿，并同她们交流妇女儿童工作经验。她与不同国家、不同对象，广交朋友，增进友谊，深受外国朋友的欢迎，为扩大国际妇女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 [7]
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刚开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坏，司法部被撤消，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委员。 [2]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中国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民盟也重新恢复活动，史良对这一重大转折感到由衷地高兴，但由于史良的丈夫陆殿栋的猝亡，使她的健康受到严重的伤害。1979年10月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史良继任主席。 [4]
邓颖超（左）探望史良（中）解放后，她将自己在1948年承办一件大遗产案获得的上海十余幢房屋报酬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逝世，享年85岁，没有留下任何遗产。 [5] [17]
史良在执行律师职务期间，曾营救一些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5]例如贺干臣（化名王文明）、贺学庠（化名王瑞卿）、熊瑾玎、邓中夏、任白戈、陈卓坤、方知达、吴仲超，左翼作家艾芜等人。 [7]
史良对建国后的法制建设有奠定基础之功，在1950年的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她作了《关于目前司法行政工作报告》，指导各地除设法庭或审判组外，还设立值日室、问事处、法医检验和执行、统计、档案等机构，以便民众诉讼。此外，该报告还强调法纪宣传和建立新的律师和公证制度。 [9]
史良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数千年封建婚姻制度，包办强迫和男尊女卑第一次在法理上被推翻，妇女、儿童、老人的权益以及婚姻的自由纯洁有了一定保障。 [9]
邓颖超：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
习仲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她担任了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当时民盟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沈钧儒同志，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了大量的奠基和开创性的工作。解放初期，天下甫定，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国内呈现出一派安定兴旺的景象，受到全国各族人民一致的称赞。史良同志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11]
史良《陇东学院学报》：史良一生，从早年学生运动领袖、著名大律师，到抗日救国、反对内战、与共产党合作，到担任新中国高级领导人，为人民共和国辛勤工作，走过了辉煌的一生。“史良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史良，一位被毛泽东赞誉为女中豪杰的勇敢战士，坚定地走完了一生为民主、自由和女权而战的生命历程。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史良开始着手建立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新中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体系，彻底铲除了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史良不仅功不可没，而且作为旧法律体系中的著名律师，体现了她对旧社会的决裂与革新；在“破旧”之后，史良又充满热情地去“立新”。她深入广大农村开展立法调研，尤其是注重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关注。在史良的主持下，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诞生了，这部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有关一切男女的利害，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凝结了史良坚实深厚的法律素养，开启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序幕。 [2]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中，“60年中国影响力女性”评选时，史良的名字赫然在上。 [11]
史良的父亲是个有九个孩子的清贫私塾先生，从小把她当男孩养。史良不想做个传统的女子，于是拼命地在常州女子师范附小、常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二十三岁，考入上海法政大学。
史良与陆殿栋新婚合影近代中国的法律史就是一个争“民权”，争老百姓“参政权”的历史，史良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之中。五四运动时，中学生的她是常州学生会副会议，领导学校罢课；五卅运动时，大学生的她参加反帝斗争；做南京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指导员的她，反对国民党专制被捕入狱二月，蔡元培和史良的老师，法科大学老校长董康营救了她；做江苏临时地方法院书记官的她对抗当局被停职；做律师的她营救政治犯任白戈，贺龙的亲戚向元姑，还有施义（中共领袖邓中夏化名），触怒了蒋介石；“七君子”事件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各界人士都来救她们，甚至还有爱因斯坦和美国的孔子杜威。
他们俩在工作上一个通气报信，提供抓捕政治犯的消息，一个预先通知这些人尽快撤离，或在法庭上为政治犯辩护。在生活中，他们在和平饭店吃西餐，在大光明看电影，一个西服革履，一个裙角飞扬，于是情投意合。
国民党画影图形，悬赏五万大洋抓捕史良时，史良躲到了陆殿栋的家中，后来在他的陪同下，去警方“自首”。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的五月十日开始，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四处抓捕史良，到五月二十七日的半个月中，史良东躲西藏，亏得陆殿栋力劝她没有去警察换回被抓的亲戚，才幸免一难。
在史良的心中，这个比她小七岁的小陆，才是她的真爱。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北戴河畔风高浪急。史良与几位苏联专家同坐在船中，洋专家要求与这位世所闻名的部长女士合个影。史良婉言拒绝并说：“不行。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13]
1948年，史良从土改第一线归来，带回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主富农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史良认为，妇女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谈不上解放。妇女权益的实现必须要有法律来保障。
1949年3月23日，100辆卡车和20辆吉普车从河北西柏坡农村开往古都北平，其中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携带一份重要文件，那就是婚姻法的草案。经过政治协商会议两次讨论和修改，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炉，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
婚姻法中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一张张政府颁发的婚姻证，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而法律中一夫一妻等制度都是史良在当时立法时极力倡导的。
史良认为，有法不依，再好的法律法令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她对督促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婚姻法始终不遗余力，并亲自到基层去检查婚姻法的执行情况。她执笔撰写了《认真贯彻执行婚姻法》一文，大力宣传婚姻政策，要求严惩侵害妇女人权者，同时改进审判制度与工作作风，对于执行不力和干涉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坚决查处。经她提议，一些地方法院设立了婚姻庭，专门承办处理妇女婚姻案件，并由妇女担任庭长。在宣传婚姻法和解决婚姻问题时，她提出采取了“分片包干制”，以做到家喻户晓。 [11]
家世
自史良的祖父史致泽往上数，史家出过五代举人。当时常州有八家名门，史家是这八个名门之一。不过到了史良的父亲史刚辈，则江河日下，家境困窘。
亲属
父亲：史刚
母亲：刘璇
姐姐：史伯随
弟弟：史公载
配偶：陆殿栋
养女：史小红
史良故居：位于常州闹市区，和平北路122号。原最东面的头进，因和平南路拓宽被拆除。现存硬山造大厅3间，面阔9.2 米，进深8檩，为晚清砖木结构建筑，中间以屏门相隔，廊下明间为落地长窗6扇，下铺罗砖，两边为地板房，结构完好。厅前天井石铺地，栽有花木，并设垣墙围护，环境清幽。1987年12月，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4]
故居外景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因为史良，民盟与常州渊源深厚，常州大学是常州唯一设有法学专业的高校，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是中国民盟与高校首次共建办学。常州大学的法学教育开始于1995年。经过多年的发展，法学专业在校生规模至2014年已经培养了1000余名法学毕业生。 [15]
2013年7月1日~4日，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连播8集传记片《史良》。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