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220 篇推送
阿尔丰斯·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的插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小学课本有一篇文章《最后一课》,里面有一幕令人难忘: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在黑板上为教室里懵懂的孩子们写下“法兰西万岁”。
很多学者,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都强调公立教育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鲜有学者量化研究公立教育的政治教化作用,比如,公立教育如何塑造了国民的政治偏好和影响了选举结果。Francesco Cinnirella 和 Ruth Schueler利用1886-1911年普鲁士199个选区的追踪数据,发现中央政府增加对初等教育的投资和控制后,那些以支持建立德意志帝国为目标的政党,其得票率显著增加,这表明教育改变了国民的政治态度和选择。
19世纪之后,普鲁士王国的教育发展在欧洲处于领先位置,特别是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管理的初等教育体系。1871年,普鲁士统一除奥地利王国外的德意志境内27个邦国,建立以其为首的德意志帝国,宣称将用初等教育塑造出“普鲁士式的国民”。一位标准的“普鲁士式的国民”应当具备以下特征:接受统一教育,参与选举投票,忠于帝国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普鲁士中央政府增加了获取教育控制权事项的投入,用以增强中央对地方教育体系的影响力。
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延续普鲁士的宪政统治模式,采取介于专制主义和议会主义之间的立宪君主制。当时,活跃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主要政党,被宰相俾斯麦分成两大类,即帝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前者包括民族自由党、自由保守党和德意志保守党;后者包括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一个标准的“普鲁士式的国民”,应当是参与帝国议会投票选举,投票给亲帝国的政党。
普鲁士中央政府对帝国境内其他邦国的初等教育出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递增过程。这使得作者能够利用教育投入和议会选举数据,观测选区内教育资金来源结构与选民投票情况的联动关系。作者利用Ifo这一机构提供的1886-1911年的普鲁士经济历史数据。该数据包含每隔五年的教育普查数据(Education Censuses)。作者还从Galloway普鲁士数据库里提取对应每轮教育普查年份滞后1-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结果(Reichstag Elections),共获得199个选区6轮教育与政治选举普查的1194个追踪样本数据,用以观测中央教育支出的政治结果(见图1)。
图1 教育普查(Education Censuses)和帝国议会选举(Reichstag Elections)数据采集的时间轴图
初步的统计结果显示,普鲁士中央政府对地方初等教育的投入自1886年至1911年稳步提高,特别是在1888年/1889年的补贴小学教师工资的法案、1897年的教师最低工资法等几项提高小学教师工资的教育法案实施之后。同时期,除了1898年选举参与率较低外(作者的解释是1898年议会选举的举办水平低导致较低的选民参与率),到1911年,各省的投票率都恢复或超过80%的比率。也就是说,普鲁士中央政府在地方初等教育的教育支出占比从1886年10%增加到1911年的40%后,带来了议会选举的高投票率,说明民众开始接受作为“普鲁士式的国民”参与选举的国家义务。
作者不仅考察中央教育投入的总量,更利用分类教育投入数据,进一步观测到教育是如何影响选民行为和选举结果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央对地方初等教育的投入有显著的政治效果,用于教师培训和工资支付的花费能够换来更多支持帝国的选民。从表1可见,中央政府对地方小学老师的教育投入增加1倍,对亲帝国的党派投票率可提高16.3%,回报率是投资教育设施的2倍多。作者的解释是,当时的教师身份获人尊重,接受普鲁士中央政府培训的教师回到地方课堂上所传授的观念与思想,会影响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政治行为,从而选择投票给亲帝国的党派候选人。另外,基于滞后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发现,亲帝国政党的选票受到15年前中央教师支出份额的强烈影响。
表1 分类的中央教育支出与选民政治行为表
注:亲帝国的党派得票率是民族自由党、自由保守党和德意志保守党之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境内各选区民众构成在宗教、民族和语言等特征上存在差异,作者用天主教教徒占比、在家说非德语学生占比、工人占比等指标区分选区,用以检验中央政府教育投入的政治效果。实证结果显示,俾斯麦政府对初等教育的控制对改善非新教、少数裔选区的政治倾向有明显正作用。但是,唯独对蓝领工人占优选区增加中央教育投入后,其政治影响力反而是削弱的。被唤起政治投票意识的工人们,投票给了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其反对党。
通过量化分析,作者发现,普鲁士政府通过增加中央教育投入,加强对德意志帝国境内地方小学的教师和学校控制,从而培养出了对帝国忠诚的公民(参与选举投票、接受教育等),达到巩固帝国统治的目的。
与这一研究相关,Davide Cantoni等人(2017)发现,2004-2010年中国中学教材改革后,学生对中央政府的执政评价更正面,显示了学校教育对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
文章来源:Francesco Cinnirella, Ruth Schueler., 2018,“Nation building: The role of central spending in educ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67, P18-39.
其他参考文献:Davide Cantoni, Yuyu Chen, David Y. Yang, Noam Yuchtman and Y. Jane Zhang, 2018,“Curriculum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25, No. 2: 338-392.
邢来顺,2006,《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
原文链接: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由陈志武(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和龙登高(清华大学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及其团队负责。以严肃而又不失活泼的方式,向广大学界和业界朋友,定期推送有关七大洲五大洋的量化历史研究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本账户同时作为“量化历史讲习班”信息交流平台,向大家及时发送讲习班的最新信息和进展。喜欢我们的朋友请搜寻公众号:QuantitativeHistory,或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
关注订阅号的同时,我们也诚邀八方学人发送电邮建言献策。“量化历史研究”旨在凝聚一批对历史研究有激情、有热情的朋友,共同推动以量化的方法研究经济史,金融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类历史题材,分享观点,共享资料。我们的邮箱:lianghualishi@sina.com。期待您的声音!
轮值主编:林展 责任编辑:彭雪梅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