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37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高山口述：“两次逃出人间屠场！”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5日、10月21日、10月29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鼓楼区凤凰三村

采访人：高旭东、杜羽宸、朱智立、江雪、彭成

整理人：高旭东、王欣芃、艾德林、张国松

我出生于1925年2月，老家在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县。当时的行政区划可能就是镇或者集市，过去叫作集镇，用现在的标准讲就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我就住在十字街上。我父亲叫李少良，是祖传医生，就治麻风、癣、咳喘这三种病。祖传医生完全靠人介绍，（人家）相信就看病，不相信就不来。我家大门上写着“李少良祖传医生”的招牌。我们家房子大，摆得开，过去法院一些法官到我们家来打打牌，赚两个零钱。我们平时吃我们广东的大米。至于贫苦人家，因为我小，不了解社会情况。广东那边很富裕，一年两季稻，气候好，暖和，也有很多水果。

▲今年10月4日，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前往李高山老人家中慰问

虽然家庭状况不错，但是还没有富到可以请老师的地步。因为家里有三个小孩，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断下降的。我在家里排行老小，有两个姐姐，大姐叫李月英。二姐被卖出去了，也不知道卖到哪里，后来也一直没有联系了。我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第二年也过世了，因为旧社会生活成问题，丈夫死了她没有生活来源，母亲是饿死的。我十三岁离开家，到了部队，家里剩下大姐一个人。农村的女孩子没有收入，没有生活来源，她就自己找了一个高州当地的农民结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她。

至于为什么把二姐卖给人家，那时候我父亲生病，不能继续行医。他们行医要用中草药，要自己上山去采，虽然还能给人看病，但是没办法采药，所以家里的收入就断了，靠人家接济。父母都死了以后，我就流落街头，没有吃的，也没有人管。有好心人让我冒名顶替到军队，让我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我顶替的这个人叫张发（音），我到广东军第一五四师三营三连当勤务兵，当时很小，还没有枪高。

那时候军队管理很混乱，比如炊事兵去买菜，他觉得在部队里生活不好，就把菜篮一丢，衣服一脱，人跑掉了。张发就是个逃兵。跑了以后，军队兵员就少了；但是当官的人巴不得多跑几个，这样实际上只有九十个人，他往上报一百个，就领一百个人的军饷。所以当官的手上是有当兵名额的，我父亲生前的朋友认识一个军官，就让我顶替了这个张发。当时，军队里年龄不够冒名当兵的情况不多，年龄小的几乎没有。这支军队属于地方军，不是国民党直属的军队。

在军队里，我给连长当勤务兵，负责给连长打饭之类的活。吃饭的时候，一般八个人一桌，连长不跟我们一起吃。我的待遇和部队里其他士兵一样的，旧社会很多剥削，我们炊事员也受剥削，比如一块钱的伙食费，最后实际上就两三毛钱。饭管饱，但是菜一人一筷子就没有了，肉就更不用说了。

部队有部队的规矩，不能乱跑。我很小，又不懂事，连长喊站着就站着，不敢坐着，老老实实的。战友都把我当小孩一样，也不怎么跟我说话。在部队的时候要上操，早晚两次；总共就打了一次靶；其他上理论课之类的，都没有。旧社会里，当官的贪污军饷，部队也没有人过问，我的军饷就被贪污了。也有统一的军装，连我这样的勤务兵都有胸牌，上面写着“张发”，号码记不得了。 

我1936年参军，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我们就从广东被调去打仗。我们往上海走——路上坐小商船或者小木头船，从内河走。从汕头坐船到苏州，这时候应该是秋季，身上穿的还是单装；在苏州训练了几个月，又坐火车去上海。真正快到上海的时候应该是冬季了，十一月份。还没到昆山时，铁路就被炸断了，士兵就走路去上海。我们跟上海部队交接的时候，上海的部队已经从昆山撤下来了，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于是大家统一往南京撤，都顺着铁路往西方走。

在这个过程当中，天上有日本的飞机轰炸。当时也有国内的一些保安团、乡团一类的伪军，点火给日本人指示，日本的飞机就开始炸。部队只有在晚上走，白天不敢。因为很多人一起，目标很大，白天就尽可能地找一些有遮掩的地方进行隐蔽；也不好生火烧饭，一旦用火，飞机也会轰炸。从上海、昆山撤退，陆陆续续地走，到达南京下关的时候已经是12月12号了。

12月12号，部队在下关煤炭港集中休整。我们这个连被分配镇守挹江门城楼。当时驻守在挹江门的国民党部队已经把城门关了，在城墙外面也做了防御工事。我们也没法进去，就你扛着我我扛着你，送一个人爬上城墙，然后从城墙上送条绳子，后边的人才好一步步抓着绳子上去。这时候已经到12日晚上了。因为我们从广东刚来，对当时挹江门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只知道城墙外是长江，城墙内是城区，身上也还穿着单衣。

13日早晨，日本人就从中华门过来了。到了我们这里时，日本人已经形成了包围。当时值守的长官不记得叫什么了，叫我们缴械投降，我们就都投降了。不投降也没办法，战士们一两天没吃饭了，武器也只剩下几个手榴弹，没法抵抗。而且我们当时想：投降了就不会被杀，国际法里有专门的规定，只要缴了枪就好了。但是，后来这些人都被杀了。

投降以后，我们被日本人押到城门下面，把我们绑起来，一米距离绑一个，不许互相说话。到底有多少人，我也记不清，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个蹲在马路边一直排下去，没办法交流；如果有交流的话，日本人就用枪托去打。如果要小便，就先喊报告，然后日本人才解绑让他们去上厕所，回来再捆上。从13号日本人进城被俘以后，我一直在那里被捆了一天。

第一次屠杀大约是在晚上十点钟。天已经黑了，日本人在龙池巷1这个地方找了一间公馆，是单独的一个带花园的耳楼，就是现在的海军研究所对面，现在叫龙池庵。然后把我们这些被俘的军人一起押进去，把人拼命往门里面推。推不进去怎么办，用枪托砸，硬把人挤进去，每一个人前胸贴后背，一点喘息的空隙都没有。日本人把我们关进去以后就把门锁死了，把机枪架在窗台上开始进行扫射，对准头部扫射。前面的人被打到，一排排地往后倒。我个小，前面人比我高，基本上只到人家背上位置，被前面人挡住了，我就没有受伤。

当时楼房里面几个房间有木板隔墙，因为人多，大家同时向一个方向倒下去，就把这个木板压塌了。木板塌了，露出一个上二楼的楼梯。扫射的过程中，这么多的人流了很多血，很黏稠，也比较滑。很多受伤了但没死掉的人被压在底下，我就在那儿左右摇摆身体，加上血的润滑，慢慢从里面爬了出来。我看到人家顺着那楼梯往楼上爬，也踩着尸体跑到二楼。二楼后面像个晒台，我们向上爬，日本人听到了声音，知道还有人没死掉，就拿来汽油，浇到一楼的尸体上，点火开始烧，烟就向二楼上面蹿。我们在二楼上待不住，就站在那个平台上面抓着瓦往下摔。日本人看到瓦片往下掉，以为这个楼要倒了，就开始往门外撤退。二楼的人一看日本人跑了，不管受伤或者没有受伤的，都开始往下跳。有些受伤的跳下去就起不来了。我小，身体轻，加上过去的二层楼估计也就是五六米或四五米的样子，等于从台子上抓着墙滑下来，也就是有点擦伤，没有受其他的伤。

跳下来的人就往各个方向跑了，我们一起跑的总共是六个人，跑到了龙池巷靠着中山北路的路面上，有一个民房，就跑到民房的屋顶上。屋顶上靠马路边有一段女儿墙，旁边是水沟，我们就趴在水沟里，既不敢吃，也不敢动，白天不敢下去，就是晚上出来找点水。当时日本人占领下关、城区以后，基本上就是烧杀抢劫，城里像无人区一样，好多难民都跑到难民区避难去了，所以整个民宅里面基本上就没人。在那里待了五天六夜。第五天的时候，我们被两个戴着白袖章的日本宪兵发现了。因为当时穿的还是军装，虽然身上都是血，还是能看出来军装的。这两个日本人就上了屋面，我们听到日本人来了，因为日本人穿着皮靴啊，上来有呱啦呱啦的声音，于是就趴在地上装死。日本人也很坏，

看你趴在那儿就用枪打腿肚子。只要是活的，一打肯定疼，一疼就动，六个人就这样被抓了。日本人也没带绳子，就把我们六个人单个儿排成队押下来，又带到第一次那个集体屠杀的公馆里。那个楼房后面有一块空地，就靠在水池边，让我们排好就开始射击。我站在最后一个，当日本人开始打第一个人的时候，我调头就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反正枪一响，我就顺着日本人押我们那条路往回跑。水池边上不远就是一个转角，而且可能日本人一看跑的是一个小孩，就没追。我又跑回当时那栋房子，进到一楼的一户人家，藏到人家的床底下。这样我就没死掉。

这个房子的房东是个老妇人，当时她住在宁海路的难民收容所。她听人家说她家的房子给日本人烧了，就回到这个房子去看。因为日本人烧杀奸淫，只要是妇女，他都会做一些奸淫的勾当，所以她把自己的脸涂上黑灰，装成要饭的。她进家门的时候，就看到床底下有一个人，一条腿露在外面。我看到有人进来，知道不是日本人，就从床底下爬出来了——把那个老妇人吓了一跳。因为我穿的是军装，里面全是血，都成硬块了，脸上又是黑乎乎的，又瘦又小。好长时间她才缓过气来。可是我们没办法交流，因为我是广东人，她是南京人，我们两个讲话互相听不懂。但她一看我这个样子就是当兵的，就找了家里的几件衣服给我换了，把我带到了宁海路的难民区，在那里一直待到日本部队撤退的时候。

难民区有美国的使馆，打美国的旗帜，那时候我们也不懂这个。有美国国旗，鬼子就不敢进去乱搞。也有时候会来搜壮丁，只要是青壮年，他们都认为是当兵的，就要抓走。妇女都抹着黑灰，打扮成那样男的女的根本看不出来。日本人时不时来搜查、奸淫妇女。只要是妇女，他就奸淫，只要有反抗的，就杀掉。因为我是小孩，日本兵当时也把我抓去了，给他们养马。白天喂马打扫马厩，晚上就睡到马厩里，一直到这支日本部队撤退。打扫马厩时，日本人吃不了的、剩下的东西就给我吃。那时候小日本侵略中国是有计划的，他连小菜都带来了。他们一个人带一个干粮袋子，里面什么都有，牙刷、牙膏、糖果那些东西都有，还有罐头：鱼罐头、萝卜罐头、豆子罐头之类的，丰富得不得了。另外他们用咖喱粉熬的大菜，烧了一桶，十几个人舀着吃。日本人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张“良民证”，所以我才平安留下了，回到难民区。

我在难民区待了个把来月。难民收容所就一栋楼，男男女女都在这一个楼里头。我在里面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我讲广东话他们不懂。有个姓周的男人，叫周桂山，他老婆姓展，没有儿子，就把我收留下来当儿子。他们家是做饮食生意的，打烧饼、卖早点。他把我带回去，做烧饼的时候帮他生个炉子。但是这个人好赌，喜欢打牌，做两天生意有一点收入了就去打牌，打牌输了以后就没本钱做生意了，所以生活很困难，要养活四个人，他们夫妻，一个女儿，还有我。后来他女儿许配给了伪政府的一个秘书，全家迁到了上海，觉得我没本事，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把我丟下了。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后，周桂山女婿就失业了，靠放高利贷为生，然后就到处讨债。

我被丢下的时候，周家的老太（周桂山妻子）把我介绍给一个饭店，是她妹妹的夫家，姓杨。杨家兄弟合伙开了个饭店，我就通过介绍到饭店去打工，过去叫学徒。我什么事情都做，削土豆、打杂、做小工、挑水、洗菜，什么都干。我待在饭店打杂的时候，一天到晚什么都要做，连鞋都穿不上，就穿那种草鞋子，久了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连路都不能走，睡又不暖，就是一层稻草裹着当被子。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就不能走路了，不能干活。杨家兄弟里面的弟弟，也就是周老太妹妹的丈夫，他是在饭店参股的，看我人老实，又是个男孩，就做主收了我做养子。我的养父叫杨兆兴，他可能有三四十岁。收养我之后，我什么事都要做，既要服侍老人、做饭、打扫卫生，后来还要做面条。当时做面条不是现在这样电动的，是要手摇出来的，然后拿出去卖。所以说我是他们的儿子也谈不上，说不是但在他们家住着。一开始他们没有小孩，我来了以后他们家陆续生了五个小孩。当时生活比饭店里就好多了，衣服也有一些了，也有睡的地方了，饭基本上有人管，也很好。杨家在南京的饭店开在评事街，叫三新园，是个回民饭店。杨家是回民，但我不是。后来结婚了，老伴也是回民，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户口统计，就把我也登记成回民了。

三新园当时有点名气，生意比较好，但是后来生意不好，过不下去，就分家了。于是，我的养父杨兆兴开了个杂货店，搭了一个临时街面做五洋生意，也就是卖洋烟、洋酒之类的。他的家住在木料市，现在拆掉了。那里既是家，也是仓库。杨兆兴做生意糊涂，有一次进了五大箱子的大前门香烟，是很好的高档烟。一大箱子多少条不知道，但按当时的价钱来讲应该是很高了。进货的钱已经付过了，按理说应该把货送到木料市。杨兆兴也不管，不去问有没有送货，过了几天，发现货没送到家。他就去找这个送货的，报告给稽查队。当时稽查队队长和白下区队长，还有送货的这几个人是勾结起来的，他们把烟倒卖掉，得到的钱分掉。最后通过两个稽查队之间私了，也没赔钱，不了了之了。杨兆兴就换了个生意去做。他们家还有父母在，爷爷当时在唱经楼，是做面条的，后来就搬过来和他们一起住。杨兆兴生意做砸了又不顾家，他媳妇要顾家，老太（老人养母）买了一个压面机在家里，我就帮她压面条。这个时候还是在1945年之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我都在做面条。

1945年以后也没什么大变化。我一个人在南京，在这个家里很卖力，起早睡晚的，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了，晚上要十二点才睡觉，也不拿报酬，一分钱都没有。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就提出我要走了。老板（养父母）就想办法留我，如果找个人结婚的话我就走不掉了。

在我二十六岁左右（约1949年），杨家给我介绍对象成了家。当时因为做面条，家里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但是我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没有一分钱，钱都在养父母那儿，我们只管结婚，做饭，吃饭。养父母不把我当外人，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每顿有两三个菜，少数民族吃牛羊肉，所以我也经常能吃到肉。即使后来上班了，情况也是这样，到家工资全都要拿出来。

现在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繁荣富强。我们能上天了，能到海底去了，过去想都不敢想。我今年九十多岁了，我表达不出来高兴的心情。

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安居乐业，生活很好，有党的关怀，我也退休了，就享福嘛。党的路线，英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没得话说，太好了！过去我们家里八个人，才住六个平方。那时候住在新街口，那里要改造，把我们搬出来，分了一个房子，有六十多个平方，这一比，现在的生活多幸福啊！有工作有房子，这个住房比以前太好太好了。以前我们在楼上搭一个小棚子，几个小孩子在那里睡觉。要是没有政策我们是享受不到这些的，我们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太好了啊！

本期编辑：潘琳娜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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