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是更会算计的动物。”《生门》导演陈为军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蹲守了一年多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是2.39‰，而发达国家则为0.12‰。在中国，2016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0.199‰，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已经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然而这仍旧意味着每5025个孕产妇就会有1个死亡。
《生门》剧照。
生老病死，生排在第一位，不论对于孩子还是母亲，这都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道坎，跨过去了皆大欢喜，跨不过去，生就可能变成死。现代医疗技术日趋成熟，孕产妇死亡率逐年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忽略了女人生孩子的危险，而在陈为军眼里，这一关实在“太凶险了”。
上大学期间，陈为军的亲人接连故去，“加上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我对死的认识很粗粝”。拍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时候，片中女主人公雷梅因为艾滋病去世的那天，作为导演的陈为军凌晨4点赶到了雷梅家，和雷梅的丈夫马深义守在雷梅旁边，直到火化的人早上6点钟赶来，陈为军才离去。
陈为军，中国纪录片导演，摄影师
陈为军觉得直面死亡时自己的内心“足够坚强”，但这一切随着《生门》的拍摄而改变。
“一个人无论是正常死亡还是突发交通事故死亡，都不会伤到我内心深处去。可是亲眼看见那些母亲从生门到死门之间穿越，看见女人为了生育而死的时候，伤到我心里面去了。我以前对死亡那种粗糙的感受，被这种以死换生、以生换死的繁衍本能扭转了，我对母亲、女性这个群体感到敬畏。一个女人只要没生过孩子，不论她多大年纪，都还是小姑娘心态，可一旦生完孩子女人就变了，她的身体会面临颠覆性的破坏。可即便如此，所有女人都前仆后继，哪怕身材变形，哪怕要面临危险，都要把孩子生下来，这是男人做不到的。”陈为军说。
《生门》剧照。
作为一个男性，陈为军似乎站在了男性的“对立面”，他不再以一个置身事外的异性的目光来审视女性，这让他平添了许多悲悯之心，那些厌恶女人生产过后难看的妊娠纹、变宽的髋骨和松弛肚皮的言论，在他看来无法原谅。
作为一个见证者，陈为军似乎明白了女人由于生理、社会环境、传统、偏见以及进化论所带来的艰难处境，“都说生育是两个人的事，是老公、老婆的事情，其实不是。真正面对一切的，是女人”。
《生门》剧照。
“我才33岁啊，能不能努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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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被写入宪法。直至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前，“一家只生一个好”的观念早已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
“一胎化政策，使得分娩成了重大的仪式。一对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这让生孩子变成了一个家庭天大的事，这在其他不施行计划生育的社会环境里是没有的。”陈为军说。从备孕、怀孕、保胎再到生产，陈为军感受到了孕妇背后整个家族的焦灼感。
另一方面，没有几个人能坦然面对一个生出来就有缺陷的孩子，但陈为军认为这违背自然规律：“每个人都想生出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缺陷的孩子，这在概率上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对此的焦虑却真实存在，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顺其自然。有的孕妇为了保胎，从怀孕开始就几乎不下床，不敢动。这是跟自己较劲。人要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可能有意外的，我们要坦然接受。这才是正常的生育观。”
《生门》剧照。
在一定程度上，一个不打算丁克的家庭，哀莫大于膝下无子。在跟踪拍摄80多个家庭之后，陈为军认为这些家庭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对生育的执着，或者说一切都要让位于传宗接代。
夏锦菊曾怀孕六次，生产两次，已有两个女儿，但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她还是怀了第三胎，手术台上却大出血，心脏停跳两次，总失血量达到1.8万毫升，相当于全身血液换了四次。即便随时有可能面临死亡，她还是希望主治医生李家福保子宫——“我才33岁啊，能不能努力一下。”曾宪春是高龄产妇，之前曾怀孕五次，生产两次，再一次怀孕后，她经历了胎盘前置、瘢痕子宫，分娩有生命危险，在得知第三胎是儿子后，小姑子泣不成声：“我哥之前只有两个闺女，一直以来想生个男孩。为了保这个小孩，我们一家都好辛苦。”
夏锦菊孕妇。
像夏锦菊、曾宪春这样的女人数不胜数，不论自己是否身患肾病、肝病、精神分裂、高血压，或是为保胎静卧在床几个月直至腿部肌肉萎缩，不论是否随时有可能面临死亡，她们的想法都如出一辙：保胎、保子宫、生男孩。
一部分女性观众看过《生门》之后，体会到了一种刻骨的悲哀。那些躺在病床上、蜷缩在被子里的女人的面孔，蜡黄、麻木却又异常坚忍，“就像供上祭坛的活牲一样”对自己的命运无计可施，只得交给丈夫、婆家或者父母，而具体听谁的，只有钱说了算。
李家福曾问一个患有重症肝病的孕妇为什么不早点来医院治疗，她说：“婆婆跟妈妈不一样你知道吧？我怀孕十个月一直没工作，她（婆婆）说不来，我不可能自己来啊。”
《生门》剧照。
纪录片不是新闻，而是一种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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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看了《生门》的观众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将自己人生中最难堪、最窘迫的时刻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陈为军对这个问题始料未及，他没想过这是一个需要跨过去的坎。在他看来，纪录片的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不是采访关系，这里面有强大的信任基础。当然，即便做到像“朋友般的关系”，仍然有很多人在最后拒绝播出自己的故事。在陈为军拍摄的80多个家庭中，有近一半的家庭因为各种原因要求终止拍摄。
“做纪录片意味着我要时时刻刻面对你和你的家庭，从一段故事的开始到结束，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采访是一种短暂的关系，可能是半个小时，也可能一两天，这种关系会让人担心后续是否会发生很多曲解和误会。”
由于纪录片客观呈现现实的属性，陈为军认为，即便有“曲解”，也只可能来自观众。《生门》播出之后，观众们有的无法接受早产儿被抛弃的现实，有的责骂“钱比命重要”的家属，有的对现阶段的医疗保障体系感到无奈。陈为军认为，这恰恰是纪录片的功能。
《生门》剧照。
“纪录片是一种‘和解’，它不是新闻，告诉你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而更多的是在解释背后的原因。新闻里经常报道城管和小贩之间的事情，可如果没有纪录片去梳理中国这十几二十年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城市化进程，让大家看到小贩的无奈和城管的无奈，这个社会就很难达成真正的和解。就像我拍了这么多生孩子的故事，如果静下心来想想，你就不会轻易谴责一个农民对要男孩的执拗，或人们非要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这样违背自然规律的生育观，同样你也无法谴责小孩早产了，身体发育不良就面临被抛弃的事实。社会无法保障他们，当所有重担压在一个普通家庭肩膀上的时候，人是承受不了的。”在陈为军看来，尤其是早产儿，“现在的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并不覆盖这一块，这样的孩子进ICU可能马上就要花10万、20万元，而早产儿的五脏六腑都没有发育完全，还有可能是脑瘫，对于一个不富裕的家庭而言，这笔钱花进去可能什么都保障不了，这个家庭后面还能生活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对错那么简单的事情。”
待产房里的孕妇与家属。
对于拍摄者而言，纪录片“太真实了”，没人能左右人和事情的发展进程，同样也无法左右观众的反馈，陈为军认为一个完整的纪录片不仅需要媒体播出，还要把观众的解读糅杂在一起，反哺到故事本身。
在拍摄题材上，陈为军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他曾经这样表述自己的选题倾向：“中国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拍跨文化背景的作品，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生老病死。有人认为做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奇特的事，不是这样的，选题就在你一公里范围之内。”
陈为军表示，自己不会去拍边缘化的题材。一定程度上，他一直在寻找永恒性，那种“白人黑人、西方人东方人都看得懂的东西，比如爱情、青春期、孩子和生老病死”。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5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