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趣史
刘海峰 |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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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场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置进士科算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年。科举制的长期存在，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政治、文学乃至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科举制的作用一直是双重的:它曾促进了中国的强盛统一，也一度使得中国衰败落后;既有利于吏治的清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朋党;既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也阻碍了学术的进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又使学校沦为其附庸;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学子的人生光阴……总的说来，在科举制实行的前期，其进步作用较明显，而后期消极作用较突出。及至清末，科举制还来不及完成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便在历史的浪潮中消失了。
然而，就在中国人抨击科举、科举制在本土上走向穷途末路的明清时期，西方人却经由在华传教士的介绍而惊叹科举制的奥妙和优越，并借鉴科举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与西方的政治文化相结合，脱胎换骨之后，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京城里进行科举考试的贡院
为什么科举制会受到西方人的推崇?科举制是如何为欧美国家所借鉴的?
原来，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拘制、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平取士，唯才是举。当西方人知道遥远的东方帝国竟然有这么一种文官制度时，不禁产生出特殊的兴趣并大加赞誉，进而仿效。
西方文献中关于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葡萄牙人克鲁兹的游记，他于公元1556年来华，是到中国的第一个西方传教士。其游记1570年出版，其中说中国官员“由考验其学问而后产生”，并述及举人和进士的情况。1615年，取稣会士金尼阁根据利玛窦的日记和言论所编纂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后，在欧洲不胫而走，被译成多种文字，该书第1卷第5章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全过程。此后，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在欧洲迅速增加，从1570年至1870，以英文和法文出版的述及中国科举制的书刊就有100余种.由于这些著述的影响，加上一些思想家对本国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深感不满，因而在17-18世纪，欧洲兴起了一股推崇中国文明的热潮。伏尔泰、孟德斯鸡、狄德罗、卢梭等一代哲人都曾赞赏过中国的文官制度，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奎奈甚至直接主张欧洲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
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当时在西方人心目中，以考试选官体现出“机会均等”原则在资本主义启蒙时期，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家自然会高度赞扬科举考试.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因而受到西方人士的赞誉。即使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西方的声望已一落千丈，但科举制还为一些英国人所称道。1847年，英国人麦杜思在伦敦出版了《中国札记》一书，强烈呼吁建立起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素质和水平。他认为中国国脉所以能历久不衰，完全是因为有一个起用贤能有德之士的政府。当然，19世纪以前西方人从遥远的异地观察，往往只看到科举考试的优点，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并无切身感受，加上为了促使本国政府仿行，因而往往过高地赞美科举制。但他们抓住了考试取士具有公平竞争的长处这一点，确实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由于文官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以及中国科举考试的示范，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试，但10年以后渐趋松驰，1840年以后，法国又重新考虑建立文官考试制度，至1875年，法国文官系统基本形成。1806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学院，1829年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在187。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由于英国当时国势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并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它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使其进一步完备。
以上可见，中国科举制之所以为西方所用，乃是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期，它们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为人们追求自由、平等提供了条件，故科举制形式上的平等，亦符合欧美各国的国情。
北京国子监内的元代进士题名碑，为现存最早的进士题名碑
科举制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的影响，堪称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在精神文明方面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如美国学者克拉克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的《中国科举考试中的子弟与才士之争》一文中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而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则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18世纪以后，中国已落后于西方，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中国人不得不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科举制是屈指可数的反被西方人学习的中国特产之一。
早在100多年前，已有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1835年7月，一位留居中国的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在《中国文库》英文杂志上撰文讨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并预言:“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选拔文官而言，已采用了这一原则……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象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后来成为了现实。
1868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马丁博士(中文名丁韪良)出席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大会上提交宣读的论文《中国的竞争考试》中，他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象新近实行文官考试的英、法、德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并向长期有效地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他认为这将对美国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以往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技术方面的发明。丁韪良的观点对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有过一定的影响。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争取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时，便借用丁韪良的说法，认为考试选官的效用比指南针和火药等更大。
正是在中国人不遗余力地批判科举、否定科举的同时，西方人却对科举大加赞誉，并巧妙地将科举考试学过去了。只是英美等国借鉴科举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西方的文官考试吸取了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即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而舍弃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经典内容。笔者曾翻阅1855年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初建时的试题，考试的内容均为数学、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与各种文官职位密切相关的学科学问，避免了中国科举考试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弊端。
东方古老的科举制移植到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后，各国结合本国的国情，化腐朽为神奇，为各国的政治制度并创了新局面，而科举制在其本土中国却日益衰败.科举在中西不同的结果、不同的评价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不得不引起中国人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我们是否将孩子与洗澡水一同泼掉了呢?曾经十分痛恨八股科举并为变革科举冲锋陷阵的梁启超，在戊戊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耳闻目睹日本、欧美等国借鉴科举而实行文官考试之效用，痛定思痛，于是在1910年感叹道:“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未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饮冰室文集·官制与官规》)在科举刚罢5年之后，梁启超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提出此议，确是其反思的结果。
废止科举在当时是历史的必然，许多当时人和后事人也认为此举意义重大，于中国学术文化有廓清摧陷之功。然而，科举废止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却没有建立替代办法，使官员选任无客观依据，生徒学习积极性大为减低，于是在本世纪20—30年代又有不少人争颂考试之利。现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清废止科举无异于因噎废食，如钱穆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中说:“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现今，我们要建立公务员制，发明文官制度的古老国家反而需向欧美学习借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科举考试回归故土。当然，这并非简单的回归，而是在全新的更高的层面上的升华，也是传统考试文化在中华大地的新生。
京城里进行科举考试的贡院
古语云:“礼失而求诸野。”如果我们将这里的“野”理解为海外或外域的话，这句话可以最贴切地用来描述科举考试的西传与回归。文化发展传播具有一定的迁移性，与科举制类似，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事物是“失之华夏，得之四夷”，在本土未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传到外域后却生长为生气勃勃的东西。
科举制”失之华夏，得之四夷”的现象是在封建社会政治腐败、国势衰弱、科举弊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国势日兴、全面推行公务员制的今天，我们对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也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进行科举学研究，总结科举考试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健全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