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的先祖，可上溯到北宋的范文正公仲淹先生，这有范氏家谱和各种史乘可微，无须赘言。不久前，范曾承请为岳阳楼书写了那篇光耀千秋的《岳阳楼记》他在文末只署“范曾”二字，这与时下某些人欲借名人叨光或借祖上显亲扬名的做法迥不相同，颇有“不事张扬”的范氏家风存焉。
《岳阳楼记》乃天地至文；似乎没有任何一篇古文，能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但同样一篇文章，镌刻在岳阳楼上与印在书上，其阅读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相信，从岳阳楼上，范曾所读到的，是一个被岁月侵蚀了近千年仍郁郁葱葱的生命，是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真正牵动灵魂的“活”的东西。因此，当范曾忘情地一遍遍地诵读着它，心中定会不时地感到一次次激烈的搏动；这搏动，不仅仅来自“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之波，也不仅仅来自范公那跨越千年的坦荡歌吟，而是来自血脉的最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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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渊源上寻绎，儒家的倡导者们一开始便是以承认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为代价来赎取统治者对自家价值观的认同和接纳的；作为“士”来说，他的理念是与君王家国等实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上述实体不复存在，士的存在价值也就毫无意义（屈原的自杀就是一个显例）。以故，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士人都应当完全抛开个人的进退得失，做到上忧其君，下忧其民，以期“俯仰无愧天地”。但身为北宋名臣的范仲淹，自庆历三年（1043年）还朝并升任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之职后便始终不渝地遵奉着这一为“士”的最高价值原则。他大力推行庆历新政，改革时弊，考核官员，裁减闲冗，却屡遭权奸谗害，宦途多踬终遭贬黜。时人黄震尝慨叹本朝名臣之不遇，无过于范文正公者。虽然如此，范氏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窃以为，范氏之所以能够如此“奋不顾身”，其根本动力似可追溯到先贤们的“嘉言懿行”——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劳苦之事则争先，铙乐之事则能让”（荀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诸葛亮）
依我之见，饱读诗书的范文正公，在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流誉千古的名言时，心中似有上述成句在。只是到了范文正公那里，他不仅对“先忧后乐”的圣人境界作了经典性的总结，还将其纳入普通士人的理念——为士之道”中：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葆有着“为士＂的高度自觉，即所谓＂进亦忧，退亦忧＂（范氏将其归结为“古仁人之心＂）直到“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先”一“后＂，表明了以圣贤人格自励的超迈之士那种不合时流的，悲剧性品格＂这一由儒家创发而由范仲淹大力倡导的“忧乐天下”的精神，千百年来，已成为一个古老民族所积淀和传递下来的伟大文化精神，一种足以提升和净化灵魂的圣人境界，并对范曾和他的艺术创造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宏观地看，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非常坚硬的内核之一。其后，用生命践履（包括用激情讴歌这种精神），便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传统，在每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必有一大批不避斧钺爝火奔驰的志士仁人靡躯报国，万死不辞，从而使多难兴邦的奇迹在华夏大地上一次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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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范曾始终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忧乐天下”的先祖而引为骄傲；尽管他秉承家学，早在儿时便已将《岳阳楼记》背得烂熟，但他仍一遍遍地读它，写它；每读、写一遍，他就会从生命的平凡状态中擢拔出来，并认清自己的生命是怎样从一条奔流不息且荡漾着绚丽浪花的历史河流中衍伸出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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