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这样的人

央视新闻 2018-01-08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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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他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成年后，他为中华之明天而革命。他奔波忙碌，为让世界认识中国；他鞠躬尽瘁，为中国的未来死而后已。42年前的今天，周总理走了，只留下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他化作一草一木，与你我共同守护这来之不易的今日。今晚，追忆那段岁月，缅怀“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和那个年代的感情》

（节选）讲述人/赵炜

“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1975年11月初，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作做完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赵炜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

海棠花开，守护着安宁而温暖的西花厅

1955年1月，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总理夫妇的情景。

“那天，周总理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邓大姐穿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工作人员向总理介绍情况，“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

周恩来、邓颖超与西花厅工作人员合影。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最喜欢海棠花”，邓颖超告诉赵炜。

西花厅周恩来故居。自1949年11月搬进西花厅，直到病重住院，周恩来一直在此工作生活。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 周恩来工作照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

在总理身边呆了20多年，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

“希望将来一同上断头台”，这是最美的告白

“在他们身边这么多年，只见过他们吵过一次架。”1973年的冬天，赵炜刚要进客厅，跟总理走了一个碰面，感觉总理好像气呼呼的。见到她，周恩来只说了一句：“你好好陪陪大姐！”说完进办公室拿起文件就出去开会。

1950年8月8日中南海西花厅，两人结婚二十五周年留影。

赵炜走进客厅，看到大姐也气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也不好问什么。在赵炜的轻声劝解下，邓颖超才慢慢缓和下来。第二天再看他俩，赵炜没有发现一丝异常。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写到。后来，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周恩来、邓颖超与工作人员的孩子合影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孩子这个话题。

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1926年8月8日广东汕头，两人结婚周年纪念。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因时局动荡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医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由护士来送饭。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护士，由香港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1946年，两人在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30号院内。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

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大姐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恩来，你走了，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讲。”

1975年10月，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告知了总理的病情。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总理得了癌症。“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出来后我们四个人都掉了泪。”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抱病作报告。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变得十分微弱。有一天，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周恩来伏案写字。

1976年1月8日早上，医院值班人员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赵炜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她努力平静地说：小高打电话，要马上到医院去。

邓颖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危急，但赵炜想，该给邓大姐一点预示，在车上她告诉邓颖超，“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邓颖超一下子就明白了。

1971年，周恩来和邓颖超。

两人推开病房的门，顿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

周恩来生前表示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总理的遗愿后，把骨灰盒保存了下来，她告诉赵炜，待她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