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别太天真了 || 冷思考

过去近二十年，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让世界各国都斩获了巨大经济红利。然而，一切似乎都在2016年发生了突变。在全球经济整体疲软的背景之下，来自政治、民粹主义的反对声音正在逐渐抬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意外事件更令“本国优先”的呼声愈发强烈。在很多人看来，“中美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一时间，“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成了焦点议题。

然而，“中美贸易战”的想法似乎太过天真了。近期，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博士以扎实的数据佐证了——中美全面贸易战的实际发生概率不大。研究显示，当前的贸易数据或放大了中国对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影响，若发生贸易战，全球供应链上美国企业的利益将受牵连。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当前所说的“去全球化”要去的是非法的全球化，这并非全球化逆转。在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安泰·问政（20）——去全球化是我们的未来吗？”论坛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表示，“美国三亿人中1100万是非法入境者，其中一部分可能是进来犯罪的，那么美国凭什么放任他们入境？我们当前只是需要把不合法的弄出去，这个反全球化反得就对了。”

在他看来，全球化的本质是人流、物流、思想信息流的流动。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美国是第二大受益者。“特朗普并不是要阻止全球化，而是要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投资，他抗议的是中国越来越不给美国企业提供友好的投资环境。”

贸易战难符美国实际利益

早前，在美国竟然流行着这样一种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造成了特朗普的崛起。即华尔街精英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增长迅猛，中国GDP是每十年翻一番，并很快从全世界20-30位的出口国变成了第一位出口国。美国学者发现，哪些美国地区经济结构碰巧和中国进口的结构高度吻合，这些地方就会出现失业。于是美国精英们认为，受中国贸易冲击比较大的地方，往往选民容易对当前政客表示失望，从而使他们更加渴望在现有政治经营之外，另找人选，这时便出现了特朗普这样一个另类的候选人。

然而，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格局下，要打贸易战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这就好像特朗普声称要建一座“长城”，来防止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然而赤字率居高不下的美国花不起这笔巨大的财政开支。

在理解特朗普的时候，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句话显得颇具深意——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怎么做。

近期，张智威在分析美国多年行业贸易数据、模拟贸易战影响后发现，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或难以解决问题。 

研究发现，名义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为3660亿美元，几乎占到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50%, 但这一数字存在误导：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部分出自加工贸易，约37%实际来源于全球供应链上从其它国家进口的部件。

张智威经计算加工贸易影响后得出，中国或只占美国年度贸易赤字的约16%，仅略高于第二位日本的13%和第三位德国的11%。若中美发生贸易战，势必将牵扯全球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者，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国公司。

德银认为，若要准确预判中美贸易战的发生风险和潜在影响，首先需要站在美国的角度客观分析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意图。对此张智威总结为以下三点：缩小贸易逆差，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 

该研究综合分析多年行业数据，表示若中美发生贸易战，美国从上述三点目标出发,会最优先关注以下行业：电子产品(包括计算机和手机)、电气设备、纺织品及服装、家具和汽车。

但经详细推演后得出，在这些关键行业发动贸易战很难针对中国：对家具、纺织品和服装提高关税，可能会推高美国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逆差；中国汽车出口的规模有限；电器及电子产品又大多由跨国公司使用进口零部件制造。

综上几点看，美国若想通过对中国的贸易战来达到意图，实际难度很大。另一种情况是，双方最终也许会采取其它方法来调整双边贸易失衡，例如: 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或是扩大与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 

“三足鼎立”格局引领未来

不论特朗普是否要让“美国再次变得强大”，事实证明，美国独大的G1格局已经很难成立。

如今，全球贸易已经进入“新常态”。以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鞠建东、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等人牵头的研究发现，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与全球鼎足三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G3体系——北美自贸区、欧盟、亚洲/华夏（农历）共同体（Huaxia (Lunar) Community），是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的未来。

全球贸易新、旧常态转换的决定因素有四大方面。旧的四大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下降；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全球生产垂直化所推动的沿价值链的生产分工的深化。

近年来，以上四个因素几乎同时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进入“刘易斯拐点”；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在中国进入平稳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主要国家的利益亦出现了分化；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价值链的结构。

之所以说当前中国有能力改变“美国核心”的旧格局，这可以通过中国与日本的对比来解释。1958-1993年，日本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于1993年达到峰值7.85%；1994-2015年，日本的份额逐年下降并于2004年被中国反超。至2015年，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量降至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时至2011年，中国也遇到了“刘易斯拐点”，贸易增长率也开始下降。

但与日本显著不同的是：日本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峰时，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额，均与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未能改变“美国核心”的旧格局；中国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贸总量已稳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亦达到全球第二。

可见，“美国核心”的旧格局已被打破，而东亚、北美及欧洲“三足鼎立”的新经贸格局已经开启。

但这一“三足鼎立”的格局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进。二战后，美、苏两极对抗，全球呈现G2格局；此后，由美国领导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呈现，全球进入G1时代。同时，1975年之后的30余年间，G7成为了西方以至全球经济与金融政策的重要协调机制；直到当前，G1 已经向G3过度，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形成。

鞠建东分析称，G7框架下“一超多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已不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近三十年间已快速崛起为G7之外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全球货币金融市场激烈动荡，也宣告G1-G7体系走向终结；更具代表性的G20出现，但发展水平及方式的巨大差别使得成员国间利益矛盾重重。

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和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区域化格局相适应，在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现实格局下，从区域化的诸边治理体系开始，去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NAFTA、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治理框架是否具备，也取决于四大要素——代表性、效率、合作而非对抗、多元化而非霸权。当前，这四大要素也都完全满足。

首先，代表性已毋庸置疑，就第二点——效率而言，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和参加谈判的人数成反比，因此当前的G20只能是一种过渡，以美、德、中为核心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三足鼎立的“G3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很可能将开创一个稳定而高效的全球治理体系——由美、德、中代表三个自贸区就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共识。

就合作而言，过去美苏争霸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两个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容易演变成两强争霸，而美、德、中的G3，相对于所谓的美、中G2, 可能更接近现实，更加稳定，更趋于合作，而不是对抗。

此外，当前的格局也符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一个三足鼎立的体系中，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霸权，因而是一个稳定而多元的结构。

“川普时代”的全球汇市

除了全球经贸格局，当前各界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就是在特朗普治下强美元的走势。然而，正如各界对于特朗普必定会发动贸易战的简单认识一样，美元走强其实也并非必然。

中金香港黄海洲预计，美国经济将因特朗普的刺激政策等因素而迎来大转折，2019年美国增速可达4%，最大的风险是低估美国反转。不过，资深人民币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潘英丽则表示，将未来20余年与战后高增长相比是错误的。二者有三点不同：1）美元本位替代金汇兑本位；2）中国参与全球化分工；3）贫富两级分化。因此，她预计未来经济仍将低迷，利率仍会低位锯齿状波动，即使上升斜率仍低。

特朗普政策也存在内在矛盾，因此其对于美元而言并非完全利好。就对内政策而言，减税、积极财政投资基建、重建制造业是核心，这将拉动投资和GDP、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然而，这也会导致债务负担上各、出口下降、国内成本上升、增长下降1.5-2.5个百分点，美元可能因此而贬值。

就美国的对外政策而言，战略收缩、抑制中国（对俄台日韩政策）、开征关税、施压人民币升值维特朗普核心主张，这对美元的影响为短期升值、长期贬值。

同时，美元对于经济也存在一个自动平衡机制。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在2015年底的研究中，利用美联储模型测算得出，广义的实际美元指数升值10%，美国GDP在之后的三年中下降1.5个百分点；如果升值15%， GDP三年内下降2至2.5个百分点。

潘英丽认为，2018开始美元可能步入10年贬值期。这也主要有三大依据。

美国财政部预测：未来75年政府总支出占GDP比例将比政财总收入占GDP比例更快上升，分别从目前的25%和15%上升到2080年大约43%和21%，也即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将从目前10%上升到20%以上。

因此，潘英丽也认为，“人无贬基”在长期来看是绝对成立的。至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短期的汇率不确定性，她也提出了几大建议：1）宏观：财政精准发力、货币定向宽松，去产能、去杠杆、促转型；2）微观：保护私产落到实处，健全市场秩序， 放宽市场准入、减增值税5%和五险一金至30%；3）化解金融风险：不良资产处置、金融三角债处置、泡沫的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