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别光研究心学，“实学”更能告诉你如何经营一个高产出的人生

秦朔朋友圈 2017-01-01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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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姐／文

我是写了王阳明之后，才开始写这个系列的。（详见《王阳明：强大的内心、谋略与匠人精神》，2016年5月1日秦朔朋友圈劳动节应景发出的）。今天是2017年元旦，特别献上此篇，与君共勉。

2016年是“心学崇拜”年。这也从某个侧面说明儒家的生命力之旺盛。这植入中国人内心的儒家，大得不能完全掌握，更不可同日而语，它一直在演进着，经历生死浩劫，更是屡屡创新，吐故纳新，遇到挑战更能自我凸显、多维包容。而这种展现社会生命力的方式，更多地体现在实学上。实学不是儒学的次生品，它更是一种儒学在遇到挑战之后的多重蜕变体。儒字，现代汉语中应用场景特别少，所以特别专。仔细说说“儒”字的几个含义，一是柔，也指的是殷代以前的巫师、术士；二是人之所需，人的需要；三是心之所需，柔弱如水；四是学习以先王之道浸润其身的人。而“实”字，现代应用场景比古代更多，中国人心如今特别现实，但又实事求是，其实是有渊源的。儒家一直有此生入世有所建树的情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含了一个男人该成就的种种事业。儒家就是让人的一生对社会高产出。在实学的这一侧，更能理解这种高产出性。

所谓实学

中华文明精神主干的儒学，它强调的就是修德、通经、致用并重。儒者们在这三方面各有侧重地修炼自己入世的人生。修德、通经、致用，对应的道统、学统、政统，其实早已在先秦构建完毕。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儒家学说推行到施政立法上；王充强调“疾虚妄”、“实知”、“知实”等实证精神；汉代儒学思想取向是实证学风。魏晋的玄学虽“玄之又玄”，但那些由境界的空灵所带来的精神体验和辨名析理所形成的思维训练是实实在在的，强调“实悟实得”。隋唐尚佛，佛经中的“实法”、“实相”、“实性”、“实智”等，佛和道都强调终极的“实”，因为阻碍成道成佛的都是虚妄的。宋明理学是新儒家，其中北宋理学先驱胡瑗提出“明体达用”；程颐认为理是宇宙终极实在，“理者，实也，本也”；朱熹提出实功实学就是将宇宙根本道理用于具体事物；吕祖谦认为修德、明经、治世之学为实学；陆九渊认为理是实体，要据实理行实事；王阳明实践的实学是将心中良知所知的天理用于具体行为，改正不合理的意欲；陈献章（心学集大成者）认为人的涵养中成就的文章、功业、气节（立德、立言、立功）就是实学。

这些宋明大儒的共同特点是实践道德原理于实际事务上，完成自己的人格理想，这样的“实学”是一切关于身心性命、文化传承、学脉赓续、国计民生的有实绩实效之事，是广义上的“实学”，是实有诸己、实下功夫。中国主流文化的“实”一直没有断过，思想的“实”，使得中国从来没有乌托邦，国人思想演进，全是基于社会需要，又高于社会需要。

明清时期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是狭义的“实学”，“实体”分为“实理实学”、“实心实学”、“实气实学”，“达用”分为“经世实学”、“科技实学”、“启蒙实学”、“考据实学”等多层次多元化结构。明清实学，是社会思想变迁，中西文化冲撞下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高攀龙的“反之于实”；王夫之的“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反之实”；傅山的“见诸实效”等都强调以有用的“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谈，狭义上，实学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等宗师。

“实学”代表徐光启

我没有写宗师。宗师是一本天书，不是我辈能理解的。而徐光启是武林秘籍。上海徐家汇的得名就源于徐光启，他的后代中有宋氏三姐妹。

徐光启，生于1562年，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出生于小地主兼商人家庭。天主教徒。历史学家侯外庐将徐光启列为明清“实学”代表，竺可桢将他称为“中国的培根”，并是公认的“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他的存在完美诠释了科学、宗教与儒学的融合体。《明史》对他的评论是“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卷二百五十一）。

徐光启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书、译书，为的就是在晚明这个风云变幻、新旧思想对流最强烈的历史端口，成为“数据交换与集成中心”。一个人中年前的经历往往会影响他日后的情绪和思想，他幼年时候帮助过父母亲进行农业生产，中秀才之后在家乡教过书，又因为水灾家道每况愈下，为寻找出路参加乡试却屡屡不中，后去广东韶州任教，认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然后又去广西任教。所以他35岁前的人生基本是个农民、乡村教师、外地教师。从经历上看，直到他36岁，遇到了他的恩师焦竑才开始在这个看重功名的世界中了举立了足，立足之后才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80后们，你们的转机和人生中的贵人来了没有？其实，贵人不是找来的，不是遇到的，找贵人的办法是跟贵人有同样的“思想皈依”。

以前大部分的中国人，生来所学的先是一种思想和人生框架，是儒学，并且在儒学的各种流派中是有所皈依的，比如徐光启早年就致力于学习阳明心学，思想一开始就是有逻辑有体系的。并且这套逻辑体系在政治社会中都能找到对应的法则和具体事务。16岁时，徐光启师从黄体仁，但心学并不是当时的显学，所以徐光启四次参加乡试都没有中，直到第五次，遇到的主考官是心学泰州学派的焦竑。焦竑对他有知遇之恩，他的思想特点是，主张率性而行，学贵自觉自得，并提出了“童心”概念。所谓“童心”，就是真心，是心之初。后来焦竑好友李贽将其发扬成为辉映百代的“童心”说。此外，焦竑的思想偏“仁义功利合一观”，他对功利主义（即古代所称“好勇、好货”）曾提出：只要利人、符合“明明德于天义”等的都是正义的追求，他对正当商业活动所产生的资金、财富的增殖的肯定，对儒学是有创新意义的，虽然子贡等儒商一直存在，但思想观念上都不做肯定的。徐光启深受恩师焦竑为学务实的影响，他将文章分为朝家之文、大儒之文和大臣之文，这些文章“各所有益于世”，他认为焦竑的文章“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他虽然思想本源是心学，但明朝末年，心学畸形发展，玄虚成枉、逃禅出世、华而不实、多有流弊。他突破了思想界对于治心的沉迷，向往并实践治世的实学，认为思想要具有功能有效性，特别是学术，所以他从心学转到实学，又因实学之学而涵纳西学。

说到他的西学，就必须提起利玛窦。《明史•徐光启传》记载，徐光启曾从利玛窦那里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兵机、屯田、盐策、水利等。利玛窦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需要，制订了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合儒”、“补儒”、“超儒”的和平传教政策。西方传教士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使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徐光启是基督徒，他最初接触广东韶关传教士郭居静，是在1595年。五年后，他才见到利玛窦，当时的利玛窦是“红人”，见他一面不容易，徐光启用了三年时间研究基督教义，想要再见利玛窦，在南京没有碰上，此时的利玛窦已经去了北京，于是他与南京耶稣会士罗如望畅谈数日深思熟虑之后，受洗成了基督教徒，也就是1603年。1604年，徐光启在他恩师黄体仁的引荐下入了翰林院，成了进士，此时他已经43岁了，是中年得志。到了北京之后，他与利玛窦密切来往，1605年就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在跟利玛窦交往的三年间（1604-1607年），他密集学习、实践，翻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编撰了《测量异同》，又写了《勾股义》，都是数学上为主。其实影响徐光启的并不光是利玛窦，还有其他传教士，比如天文学上，他跟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比如水利上，他是跟耶稣会教士熊三拔学习的，他们合译《泰西水法》6卷。

在农学上，他最初写作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后来由于他政治上不得志，告病去天津进行各种农业试验，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后一次是真的病了回天津，写了《粪壅规则》。1624年，由于魏忠贤专政，他越发无法适应官场，回到上海后用了三年时间编撰而成巨著《农政全书》。《农政全书》的“农政”部分，包括开垦、水利、荒政三个内容，他意图扭转“南粮北调”谋求全国富强，重点探索繁荣江南经济以维持“北调”；论述普遍促进各项农业生产，又强调甘薯和棉花的推广；兼顾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贯穿着防灾、救灾精神。强调“预弭为上”、“有备为中”、“灾后救助”，他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科学家，有完整的“荒政思想”。这多少与他少年时候经历水灾有密切关系。

在天文学上，1629年，他被擢升为礼部左侍郎后，主持开局修历，三年内陆续进献历书多卷，包括另一本巨著《崇祯历书》。这算是借助体制的力量写成的。除《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外，他还亲自参加了《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

| 明代徐光启和汤若望测绘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在军事上，他也是实学实用，面对挑战迅速有机反应。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发兵进犯关内，徐光启应召星夜入京。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战败，他在通州督练新军。他的军事思想也体现了实学特征，他提出坚甲利器和实选实练是建设一支精锐部队的根本途径。实选实练，所谓选，就是要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才异能之士；所谓练就是练胆气、技艺、形名、营阵。但是他的政治军事抱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这些原因包括军饷、器械供应困难；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等。他的军事文章编辑成书之后叫《徐氏庖言》。

在宗教上，他邀请南京郭居静到上海传教，这成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他同毕方济（P.Franciscus Sambiasi）一起合译了《灵言蠡勺》（即探讨灵魂相关问题的谦卑尝试）是他作为天主教徒留下的痕迹。

此为，经济伦理思想上，他也是商业文明研究的先驱。经济伦理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从先秦诸子百家，一直到明清大儒，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呈现出德性主义、功利主义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主要派别。徐光启认为：道之精微，拯人以神，事理粗迹，拯人以形。他的德行主义义利观强调获利方式的正当性，个人对财富追求的价值取向性，他反对“奸富”，主张虽然商人都有市心，但还是需要不慕于物，见利思义，体现君子的恻隐和仁爱之心。他后来提出“人富而仁义附焉”、“末富未害”的重商思想。

徐光启留给历史的都是实用的典籍和研究史料，不像其他的大儒学者们，留下的思想性的经典居多。他的一生就是对社会高产出的一生，只要生命中有所经历、有所涉猎，他都会潜心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经验和方法。这对我们现代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儒学在中国人内心里植入的是一生必须有所产出、有所建树的实用人生观。我在想，民国有那么多思想和学术大师，有那么多影响现当代的书籍留下来，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大师”从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再加上留学亲自体验西学，才有了一种独立但有序的思想系统，成就儒学生命力在近期最后的绝唱。现在少了百科全书派的“大师”，一来是学术专业分工，二来也是没有作为内心铺垫的思想基础和学识转化系统。这也是我在研究徐光启的过程中的偶得。最后，我总结一下这个实学代表，实学样板的经验，他的实学“武林秘籍”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从小有“思想皈依”，这种思想皈依可以让人遇到相似的人，遇到贵人，遇到人生的知己。愿大家都是有思想相伴的人，心学是很好的入口。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同样徐光启的人生告诉我们：人一定要有思想，万一遇到贵人知己恩师了呢？

第二，珍惜人生经历中的每一部分，无论顺境逆境，从实学角度，面对现状中的所有可感知的问题都应该找到方法去解决去改善。因为社会是全方位的，每个领域都有改善的可能性，在专业化的今天，更应该扎根一个方面，改善一个方面，去取得阶段性成果，先定一个战略目标，再定一个小目标。比如徐光启，他原来是农民，是老师，他在农学，在数学上的成就与这年轻时候的经历不无关系。

第三，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前，要记得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源支持，人生建树要跟社会需要相结合，人生建树更要利用社会资源和体制优势做更多事，比如徐光启在天文、军事上的成就都是如此的逻辑。这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更加游刃有余，并且顾全了所有社会身份需要，人要有所积累，不光是自身知识积累，也是调动社会资源能力的积累，这些积累可以让人在多方面取得成就，既然入了世，就要遵守这个世界的规则，并且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越是变迁大，说明其中思想、知识的流动越大，需要掌握的能力就越多。

第四，中国人内心中一直有颗顽强生存的内核，就是务实主义。所以也要坚持修心，也不能让实用主义过于泛滥。

第五，徐光启学利玛窦也不过三年，但后面的自我接续力量巨大，所以订2017年目标的时候，不如制定个三年五年计划，成就一件较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