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谷家族白皮书 | 晋商精神及家族治理

古人云：“道德传家者十世之久；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光“富二代”“官二代”任性挑战公序良俗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家风、家教、家训的恪守和传承。权威教育机构表明：家庭教育占人生成功基数的51%，社会教育占14%，学历教育占35%，印证了家风、家教与家训的重要性。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晋商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王现曾经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这段话出自一个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山西商人口中，着实令人惊叹。这番论述不仅点明了经商的不二法则，也道出了为官与为人

的基本遵循。在王现等晋商看来，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一法则为人处世、入仕经商，必定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们将他们统称为“晋商”。

山西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时期、那一地区得以发展起来的。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茶、私、盐、粮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当时在山西得以实现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点，就算再有钱、再惊天动地，他们也是这块泥土地上的人，他们诚信待人，有很多纯朴的特色。《乔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再有钱他们也很土，很抠门，很简朴。他们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处理经商的关系、家族内外部的关系。

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明清山西商人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

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如祁县乔氏，其始祖乔贵发与秦姓在包头经商发迹后，秦某是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结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全，挥霍浪费，入不敷出，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全由乔家补进，最后乔秦二家的复盛公十四个财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

再说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他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到乔致庸时代，乔家在中堂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在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乔氏无一纳妾者。乔致庸一生娶了六房女人，全是续弦。第五代映字辈，乔映霞先后续弦杨、刘氏，与刘氏离婚后，一直未娶。乔映霄娶妻马氏，夫妻感情笃深，后马氏被匪徒绑票，营救不及，惨遭毒手，终生未娶。乔映奎妻子只生有女无男，当时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礼法，按乔

映奎的身份，讨个姨太太接续香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慑于家规，映奎未敢如此，只能过继侄子为自己顶门立户。

对待仆人，乔氏也有独到之处。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乔在中堂用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

更不打骂虐待。佣人家如有天灾人祸，均热情相帮。因此，这些佣人多能对主人尽心尽力。总的来说，乔氏子弟均能恪守祖训，因而其后裔有成就者多。据了解，映字辈以下的人字辈20人中，有大学生12名，其中双博士一人、硕士三人，有两人留美，其余亦是中学毕业。他们并没有躺在祖宗基业上成为纨绔子弟，而是靠着自身的奋勉，各自开辟自己的事业与前途。且恪守祖训，无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从居住地看，他们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数在辽宁、海口等地。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如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立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

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致仕，母独命学陶朱术”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击”之后，仍然弃官经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晋商家族之所以能传承数百年而经久不衰，不外乎在家族中恪守如下之精神。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

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

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

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晋商特别注重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任何一位成功的晋商，在拓展其商业资本的同时，必然要为整个家族的子孙制定一套规范他们行为的家族文化。许多晋商大院是晋商富传十几代乃至二十几代的历史见证，“铭先祖大恩大德恒以礼义以传家风，训后辈务实务本但求清白在人间”，诸如此类的楹联，在晋商大院中比比皆是，无不寄托着宅院主人对信义的追求，以此教育子孙，传承其商业帝国。

撰文｜王自超  慧谷家族书院家风传承讲师、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委员

来源｜慧谷家族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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