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11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昨天是中国第17个记者节,今天一大早到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国旗随朝阳升起。
11月7日,习近平、刘云山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媒体代表。
今天刷屏的新闻与段子都是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竞选,还有就是防范火灾的宣传。对我而言,今天亦是生命又一个年轮的圆满,在手机上收到一大堆蛋糕表情符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点标记。
我的人生缺少仪式感,也没有长远规划,这几年朋友们都说我在走下坡路:从新华社到湖北日报再到荆楚网,更多的精力用在谋求“五斗米”,虽没“折腰”,但在业绩不突出的情况下弄了个腰椎间盘突出。
无论岗位如何变化,记者的本色还没变。
从业22年,觉得当记者首先要有 “三个不怕”。
一不怕死。1995年2月5日,新疆伊宁“2.5骚乱”发生时,我正在现场,置身于被暴恐分子持刀追砍的人群中时,我第一反应是“发稿”。途径武警伊犁边防支队时,我当即向哨兵说明身份,用支队办公室电话向新华社新疆分社领导口述发稿。当时局势混乱,返回现场采访时,武警派了四名手持微冲的战士贴身保护。
当过战地记者后,骨子里自然会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在伽师地震、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湖北洪灾的报道中,这种气概往往能挖到更多的素材。
二不怕险。在新疆工作时,我花三年时间跑遍了阿尔金山、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三大无人区。迷路、缺水少粮、车子趴窝等险象丛生,我都与同事逐一克服。后来流行户外运动时,我给儿子吹牛说,“你爸是驴爷,当年野外生存的经历比现在的驴友惊险多了。”
2009年在中巴界碑
车祸是采访安全的“第一杀手”,记者必须具备处置险情的能力。1999年在神农架采访时,吉普车刹车失灵,老司机慌了,当地因坠崖车毁人亡的事故太多,我当即帮他把住方向盘,让车子往靠山的斜坡上冲,车子停住时,离悬崖也只有一米左右。
2009年在西藏阿里边境线采访时,我们车子在海拔5000多米的达坂抛锚,几小时内搭上唯一过路的地质队的一辆车,跑着跑着前面车灯光束突然出现一只飞奔的轮胎,“完了,车胎”,我第一反应是告诉司机,“别慌!莫踩刹车!”在我的指导下,车子自然停下,下车一看,左后轮胎已飞到几百米外的山谷之中。
在海拨五千多米高原换胎
三不怕丑。再牛的记者也有知识的短板,如果怕出丑,怕贻笑大方,终究写不好报道。
1996年全国两会报道时,我是个刚工作两年的毛头小伙子,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彭树杰与我合作一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道,指示我必须采访中央党校一名副校长。这位副校长是位德高望重的女同志,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反复拒绝。最后没辙了,我说:“您看老一代开创的事业总需要年轻人来继承,您要不指点我,对我的职业生涯是个严重的挫折,今后恐怕都没勇气采写类似的稿件……”话没说完,老人家就答应了采访要求,第二天跟我聊了两个多小时。
我的所有专职摄影记者同事都是我的老师,最开始是帮他们背包、扛三脚架,慢慢地就是蹭进他们的暗房,学洗照片。黑白片过时了,就蹭他们的彩色胶卷。胶片机过时了,就蹭他们的数码相机。当然,最重要的是蹭他们的新闻线索。
搞摄影的人,是中国最大气最够爷们的人,虽然他们总爱嘲笑你的审美观。
2009年6月在边境遇到的高原狼
回首往事,很多“不怕”想起来还有些后怕。穿越罗布泊时,迷路三天,再折腾两天,油和水都用完,说不准就成了彭加木;在边境线搭便车那次,车停下来时,左后车轴离石碑只有几十公分,要磕上了反作用力肯定会把车子掀翻,高原上挂彩几乎等于丢命;就说今年7月在天门采访洪灾,车子趟水时突然失去动力,四轮悬空,要有片风浪冲来,我们就没这么侥幸了。
2016年在湖北抗洪一线采访
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者如此关心,如此看重,我想,不管哪种媒体,都应该“不怕死”“不怕险”“不怕丑”,真正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捞鲜笋、捉活鱼”,还要善于“说人话、讲故事”,让我们的社会与网络更健美些,更清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