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篇文章，是为《时尚芭莎》杂志采写过李雪健之后，写就的手记。
有一部分会于杂志中刊登的报道内容，也包含在其中。
完整的采写报道，将于2017年3月（下）刊的《时尚芭莎》中呈现。
［一］
为了这一场拍摄和采访，《时尚芭莎》电影组的编辑们战战兢兢地做了至少半个月的准备。起初大家都不太敢确定，李雪健愿不愿意出现。起心动念拍摄他的原因，是2016年金鹰艺术节颁奖典礼上，他获得最佳表演艺术奖之后的一番发言，还有胡歌在获得“观众最喜欢的男演员奖”时，上台前特意走到李雪健面前，毕恭毕敬在他耳边讲出的那一句——“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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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我其实有点羞愧。要采访李雪健，何必还需要这样的新闻事件做由头。他需要吗？答案显然是“不”。
金鹰艺术节他获奖，那开奖和颁奖过程本身就像一出动人的人生之戏。为“最佳表演艺术奖”开奖和颁奖的，是导演郑晓龙、演员凯丽。李雪健和凯丽在电视剧《渴望》里，塑造了令几乎所有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对角色，而那出戏的策划人，恰是郑晓龙。信封打开，两个人看到了那个名字，郑晓龙轻轻说了一句“嗯，我们提前相会。”点头不止。旁边的凯丽禁不住“哇”了一声，摇摇头感慨：“我太开心了！而且我觉得就应该是他！必须是他！”两个人念出“李雪健”的名字，李雪健上台，凯丽给了他一个长长久久的拥抱。那一刻你会觉得，艺术真好，艺术让记忆永存，让你无论隔着多远的时光回看，那些角色和故事都还可以在人的心里熠熠发光。20多年弹指一挥，好像就在昨天。人老了没关系，消失了也没关系，角色会被永恒封存在那里，被一代代人记住，怀念。这该是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一生的幸事吧。然后李雪健从颁奖领导——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手中接过奖杯，走到话筒前，整个剧场鸦雀无声，他小心翼翼地低下头，调整了一下胸前的国徽，把它摆正，摆正了，好像还不放心似的，又低头看了一眼。“得奖了……我挺激动的，我很难忘。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是我的选择，我的追求，我在这里谢谢给我投票的观众……”他才只说了一句话，台下的演员和台上的主持人何炅就几乎都红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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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话很慢，很慢，说一段，就会停顿一下。李雪健这几年讲话不似往年那么有劲儿了，颤颤悠悠犹如一个立在风雪里的老人那般，让人觉得凛冽，又不刺骨。多年前的重病带来的后坐力依旧明显，他在戏里演倔老头和大帅时劲头十足、声如洪钟，私下里讲话却是多有费劲的，想必创造角色时，用了多少心力。
后来是采访相见，我才知道，他的听力退化得很严重，是治病时放疗的结果，不可逆。如果不戴助听器，就要很大声、且很慢地和他说话。所以病愈复出后，他演的所有戏，除了要背下自己的台词，他还要背下所有对手戏演员的台词。
他一讲话，我就忍不住鼻酸。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矫情过度了，但就是控制不住。为了采访他，看了《少帅》、《一九四二》、《焦裕禄》、《渴望》、《水浒传》、《道士下山》、《杨善洲》，偏偏是那部《嘿，老头！》不敢看。他气得手抖着往搪瓷杯子里倒酒那场戏；还有阿尔兹海默症加重后记忆力急速下降，却在有一天儿子黄磊受了伤回到家之后，忽然大喊出他的名字，那场戏，简直想一想就要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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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沟壑丛生的脸和嘶哑颤抖的嗓音，让你完完全全信了，他就是把自己的命拴在了角色身上，完完整整拍在桌面上，为戏，要什么，你们都拿走好了。
我跟他说，去年春天去沈阳出差，专门改了机票，就为了去一趟大帅府，去的时候，脑子里一直想着他的表演。2016年，他演了大帅张作霖。他一听，来了兴致，“大帅府很有意思！你去了我就跟你讲一讲，你肯定特别有感受。”然后他“扮演”起一个“导游”，带我推开大帅府的门，重新走了一遍他走过的路。
他记得每一个细节。
进门后右手一个小房间，有一个张作霖的雕塑，“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袍，瘦瘦的，矮矮的，他是张作霖。但是你看他像什么？把门的，传达室的，又看他像一个会计，管家，对，但这就是张作霖。”再进去，是客厅，摆着张作相送给他的老虎标本，还有他搂着两个儿子和标本的合影。走到后院有个小祠堂，他在世的时候不准任何人进，死了以后张学良进去了，烧香磕头，才看到父亲一直供奉着的人，是关羽。从他的后院出来，左手是一个不小的银行，后来他把银行交给儿媳妇于凤至管理，那是他的私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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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李雪健塑造张作霖，找到的根据和来源。除此之外，他还把这个人物的出身和背景，做了极致透彻的功课。“他是个小个儿，但是你要挖他的内心。”除了挖他的内心，他还摸了那个大时代的命脉，军阀混战，江湖骗子横行，政府无能，各家各自为战。张学良起来了，活下来了，活得霸道、正义，他从哪里学到的这些东西？
“有些书里头记载，日本人让他题字，他落款应该是张墨，墨汁的墨，最后他没有写土，写了张黑，后头有人提醒他说你写错了，他说我没错，我就是不能给日本人一寸土地。”可就算是做了这样细微的钻研，他心里却还是清清楚楚，张作霖是这个戏的配角。所以他在演的时候，还刻意在前面的戏里“帮衬”着小张学良，让他后面的性格、行动都是合理的。“一切都要为了服务最终张学良的抗日。”“小人物不一定比主要人物好演。他戏中表现得少，但是他的背后，前前后后一点也不能少，他反而要把他前前后后了解得更多，才能够用最少的语言，去表现这个人物，不容易。”我想起他在《一九四二》里演的李培基。那场去为河南旱灾找蒋介石寻求支援和帮助的戏，李雪健和陈道明贡献了这个时代可能是最为经典和让人拍案叫绝的一场好戏。一场早饭，吃到一半，有人来汇报局势，词在别人那里，戏却全在他们身上。陈道明起身要走，披上大衣问李雪健，饭没有吃好吧。“吃好了，吃好了。”又问他，这次来重庆是不是有什么要事，“没事儿，没事儿。”听说河南旱灾严重？“本省能够克服，能够克服。”就是这么几句台词，这个人物的压力和他身后的千万难民之苦，全然而现。不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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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我们谈了很多他曾经演过的角色。无一例外地，关于他们，他都有说不完的话。每一个都是用心和命打过交道的，都是穿过身体和心灵的，怎么会忘得了。每一个又都是细细思量过的，不怕人问。
我们聊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脸，在橘色的灯光照耀下，常常恍了神。他说罢一个角色就像脱掉一件旧衣服，毫无痛苦却又明明是为之肝肠寸断过。我只剩下无尽的惊奇和不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让那些与他原本毫无关系和挂碍的灵魂，在自己的身体里寄生、存留，存留如此长久的时间，几乎成了他的一部分。好多人说他演了一辈子好人，焦裕禄、宋大成、杨善洲……他自己也说，你要是想演好一个角色，就得让这个人完全浸到你身体里，他说这样其实很累，很“伤心”。但是每每塑造过乐趣，却又觉得自己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清洁和涤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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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凭借《焦裕禄》拿下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时，他在台上缓缓地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姿态恨不能低到尘埃里。我跟他说我不理解，若要演好焦裕禄，必得亲身感受他的苦和累，怎么能把自己的付出完全抹掉呢？
他说，“我演了他，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了，兰考县知道了，党中央知道了，他是用生命和他的一生在为人民服务。我真是沾了他的光了，也沾了电影《焦裕禄》这个创作集体的光。”他觉得与一个活生生的人真切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人民相比，自己的那点付出，“和他根本没有可比之处。”“演员是国家、人民、社会赋予的一个职务，这个职务和其他的行业一样，哪个行业都有原则。”李雪健视自己的职业为“心灵工程师”，要讲心灵，就先要净化自己，自己不先做好人，把人生的道理吃透，就做不了这个工程师，“你不配”。
2016年初，李雪健又动了一场大手术，是肠胃方面的问题。自2002年那场大病病愈复出后，他保持着1、2年一部作品的创作频率，并不十分高，但应该已经是他消受的极限了。剧组生活不规律，有时候赶不上正点吃饭，他就只能收了工之后，用温了的汤泡泡饭囫囵吃下。常年这般，积下了病。儿子小李说起这些，语气里心疼大过埋怨。他到哪儿都爱讲这句话。有人问他，您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说，最幸福就是吃盒饭的时候。在一个剧组吃盒饭，就意味着你在工作了，你在演戏了，你又在完成艺术创作了，而且劳动还不白劳动，还有酬劳，按劳取酬，靠本事吃饭，他觉得那么踏实，那么好。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需要有观众看，用角色和观众交流、交朋友，用艺术和观众探讨人生，探讨“我们现在的社会和今后的理想”，探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用自己的戏来做这些事，李雪健说，“光荣”。这些语汇从他嘴里说出来，你心甘情愿就相信了。或许因为他从那样的时代走过来，一生起起落落，他一遭遭经历了，早就在离合之间，与自己饰演过的焦裕禄、杨善洲、宋江、宋大成……合二为一了，角色命他如戏中人一样活着，锻造了他的心灵，他于是就成为了那样彻头彻尾的一个好人，也或许，他天性里本来就是那样的，本分，虔诚，不饶自己。
后来我问了一个傻问题。
他一下子有点不高兴，语带埋怨。“这个是别人问的，你在这儿也问。”眼帘低垂一下，这是他整个谈话过程中唯一一次，有点显得不耐烦。
我一下子有点怕，他却很快收起了那份低落，反问我，“《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看过吗？六叔，我演的六叔，一个奴才，那就不是个好人。”接下来又说了一连串的角色，《荆轲刺秦王》里的秦始皇、《孤军英雄》里的教父、还有张作霖，还有《上海滩》里的冯敬尧……好人，坏人？“我就是演坏人起家的，土匪、匪兵甲乙……”他脸庞上竖起一道冷的墙，让你觉得自己的偏见和无知那么不应该。他大概是察觉到了什么，语气柔和下来，淳淳教诲：“在我们演员里头，刻画人物上，不要分好坏，不管好坏，他必须有生命，没有生命，是个死人，就没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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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跟一些难分难舍，演过《搭错车》和《荆轲刺秦王》之后很久，“有时候夜深人静，想起刚刚结束的这个人物的拍摄，可能还会有点眼睛湿润……”最怕这样的时刻，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动了情，连带着把你往里勾，你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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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16年北京第一场大雪来临的前日，天有一些阴，零星飘着小雪粒。和编辑等待他来的时候，忽然说起来，下雪天，见李雪健，都带个“雪”字呢。他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据说出生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原名叫“雪见”，后来似是为了身体更健硕些，改了个同音字。“雪见”读起来看起来更浪漫一点，再一琢磨，又有点肃杀。
李雪健在约好的时间——午后1点，来了，相陪的，只有儿子小李一人。拍摄选址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深处，一座古庙改建而成的院落里。胡同不是规矩的直来直往，而是盘曲错节，半路还有歧路，他们发来信息说到了，结果编辑一行人往胡同口去迎，却错过了，再折返回来，还是不见他们爷俩，紧张着急得不行。正在焦急时，看见一高一低两个身影从相反的一条小叉路上走过来，想来也是绕了弯路，赶忙上前道歉，李雪健笑眯眯的，一点脾气都没有。“要下雪了啊。下雪好，空气好。”他抬抬头看天，生怕初见，大家不够熟络，主动说起天气。那声音一出来，我一下子有点眼热，很多他塑造的角色登时冲到眼前。如今这个人，这幅嗓音，就在这里了，我也倏地一下就领悟了往日人们曾说起的，一个艺术家的气场如何让人难以抵御，那是一种敲击到心灵的震动，让你不由自主想要五体投地。可他像是对这沉沉的敬重全然不知，一路谦和、平易，慢慢的。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戴着礼帽，拄着一把深蓝色的雨伞，皮鞋锃亮，人是瘦的，步伐却稳健。后来小李跟我们说，他为了今天的拍摄工作，也认认真真准备了好多天，紧张，穿什么衣服，带什么衣服，皮鞋要一丝不苟擦亮，还特别担心，怕让他穿旁的衣服，更怕摆拍。“千万不要让我摆，千万不要让我摆，千万不要让我拍那些……我不会摆，真的不拍。”小李结束采访时故意学爸爸的语气和推阻的样子，“你现在不会跟我闹了吧！”“不闹了，不闹了。”那个时候的李雪健显得那么依赖儿子。那天，摄影师专门带来一尊老式的照相机来，是那种几条木腿架着的老机器，人要躲在一个布帘里取景，大画幅，手动对焦，通常一个镜头快门摁下去，要几秒钟才能成像。这要求镜头前的人必须保持一个动作和状态纹丝不动，动一下，照片就虚了，这坚持少则3、5秒，多则十余秒。把这些和李雪健说明了，他点点头，就只是点点头。好几套片子是在室外，有的甚至在一层楼高的房顶上，就听见摄影师一直在喊，“李老师，不动啊，不动……”那天真的很冷，围在一旁的编辑们偶尔都要搓搓手跺跺脚取暖。而李雪健，最长的时候，在镜头前保持一个动作，一站就要十多分钟。他真的从头到尾，一动没动。杂志编辑起先怕李雪健拒绝这次采访和拍摄，另一边厢，李雪健倒是好奇多过抗拒的。他准确地、抑扬顿挫地念出杂志的名字，《时尚芭莎》。“我也没想到，我想《时尚芭莎》，怎么说呢？我时尚吗？这完了以后，我要好好地琢磨琢磨我的时尚在哪儿……角色吧，我演的一些角色吧。也许我的孩子和咱们《时尚芭莎》的记者、编辑，这些朋友们，他们对我演的一些人物可能有一些认识，他们感觉我体现的有些东西这个时代需要，是时尚的，我在琢磨，但是我现在理不清。”总之，他喜欢这次交汇，喜欢编辑和摄影师选择的那棵大树的背景，那是小院里一棵有上百年历史的槐树，遮天蔽日。“我爱树啊！杨善洲也爱树，焦裕禄也爱树，为什么爱？它能给人民造福。树也是生命，我觉得这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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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忽然想到电影《杨善洲》里的一个画面，年迈的杨善洲站在山顶，看着眼前郁郁葱葱的树林，叉着腰，眼里满是欣慰和安宁。
那些李雪健曾经塑造过的人物，又何尝不是，他和观众生命里的，一片绿洲呢？过往采访时，总有受访对象乐于谈论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大多论调无外乎自负或自卑两个极端：要么觉得，自己拥有为整个时代发言的资本和雄心；要么以弱示人，甘愿承认自己只是大时代中的一朵尘埃，尽力奔跑就好。李雪健也说了时代，是理智又坚硬的态度。
这几年，他还在坚持扮演和塑造着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主旋律电影”，2011年的《杨善洲》，2016年的《老阿姨》，都是一样的类型和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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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洲》他演得踌躇满志，这是一位退休后扎根云南深山中，带领大家义务植树造林，而后将价值数亿元的林场悉数无偿捐赠给国家的老人，被人们誉为“活着的焦裕禄”。
接到这个戏之初，他也有过怀疑，“这个年代，还有人会好到这个份上吗？”后来他亲身去到杨善洲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大山里，走访了那些与他一起奋斗过的人，听当地老百姓谈起他，“我还真为自己曾经有过怀疑、打过问号的这种心态，感觉挺有点耻辱的。真的，我真是脸红。”
他收集下来很多当地人写给杨善洲的顺口溜，说那些都是最鲜活的可以帮助自己找到和塑造这个人物的捷径。“那十几年来人们对他的认识都在顺口溜里，这个人物的形象一下子你就能抓住了。”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李雪健努力回想那些顺口溜，忽然卡了壳，反反复复回忆了好久说不出下一句，他有点着急，末了说，“你留个电话给我，我明天打电话再告诉你。”后来电影上映，当时上映的情况上伤他的心。在央视的《开讲啦》节目里，他曾经说起这一段，心中忿忿不平。与《杨善洲》同时段在院线上的，还有另外一部美国大片《变形金刚》，票房爆火。他觉得疑惑，一样是英雄，为什么一个真实存在于我们生活里的英雄，却不敌一个国外编剧虚构出来的英雄？时隔几年，再问他，他说怨气早已变成反思，他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社会上有一种情绪，他拒绝你给他上课，拒绝说教，尤其现在电影观众都是年轻人，有一种逆反心理，觉得这种片子肯定就是要说教，所以就不怎么爱看。”但事实是，《杨善洲》后来还让李雪健捧起了那一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杯，“其实只要年轻人仔细看了，就会接受，还给我一个奖。当然，他们也提出来一些问题，让我反思，这样的片子以后怎么拍。”2016年，他再次参演了一部由真人故事改编的电影——《老阿姨》，在其中饰演开国少将甘祖昌。他还想创新，在自己的人物塑造里杂揉进时代的特点，也跟上时代的脚步。这样所谓的“红色影片”，怎么让年轻人接受，怎么出新，李雪健不惜为此尝试任何的可能。儿子去年给他换了一部新手机，他就天天用手机在网上查电影的评分和票房。“最后《老阿姨》的票房是多少来着？”儿子问他。“不到两千万。”他张嘴就答上来了，还饶上一句，“豆瓣，七点多分呢，不低了。”时代不会站在这里，等着你来击退或者憋着劲儿故意要吞没你。时代和你的关系是平等的，很多时候，你怎么看待它，它就会怎么反过来对待你。你积极而主动，勤勉又不屈，时代就没有道理抛弃和伤害你。在艺术创作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它要你永远不必谄媚和屈从于什么大势，艺术中有两样东西不会变，一个是情感，一个是人性。踏踏实实地琢磨、钻研，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永远不会过时。［三］
采访李雪健前的那个晚上，我一直磨蹭到晚上2点多才上床睡觉。那感觉像一场大考前夜，你还是老觉得有什么东西没有复习到位，就想着，能多看一点是一点吧。我在视频网站里输入他的名字，试图在资料里再扒出一些错过的东西。巴掌大的便条纸，密密麻麻又正反做了六、七页的笔记。看到一段多年前的视频，是一场记者会，在唐山。视频的标题里大抵有说，这是好脾气的李雪健难见的“发飙”。好奇，他怎么会和记者吵起来呢？点开一看，果然，那天他是因为主办方安排不利，见记者都在晾在那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遂和主办单位红了脸。视频里，他没有张牙舞爪的气氛，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重重垂着头，厉声说“这乱哄哄的，人家记者们大老远来了……”然后转过头对记者抱拳：“对不起啊大家伙儿对不起……”义气又敦厚。“准备一位老戏骨演员的采访。从接到工作到今天，两个礼拜了。起初他不愿意拍照和采访，不知道除了角色，还有什么可以给观众。评论里齐刷刷的，数十个回复，几乎都是他的名字。惊奇之余还有宽慰，这个世界乱糟糟的，但是说起这样的一个人来，没点名没点姓，大家默契想到是他，真的挺值得走一个，喝一壶的。这证明他用半生捍卫的原则与自我，都被看到了，记住了。我现在翻看我当时的笔记，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也许这个社会没有文艺圈了，只有娱乐圈了，都把它当成娱乐了，但是内心里，你吃这碗饭了，凭良心。”宋江不是他配的音；《横空出世》里那个角色太胖了；有机会的话，想再演一次《鼓书艺人》……他还一直念着，自己佩服的前辈，鲁继先，他们一起合作过《陈毅出山》，那是一出话剧。鲁继先演陈毅，演得特别好。后来有人找他演电影，还是演陈毅，他拒绝了。李雪健说，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让你演电影，天大的事啊，他就是不拍，他说自己舞台上演得像，银幕上不像，所以不演。“艺术应该怎么尊重？敬业应该怎么敬？我这位老大哥给我做了表率。”他也拒绝过角色，但是不多。现在年纪大了，体力没有过去好，也不能叫拒绝，而是叫选择。“我再喜欢一个角色，我要是完不成，那不是把人家害了吗？”让他给年轻人提建议，他立起腰板说：“年轻的时候要努力，多做一些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今后的生命有利的事，看得远一些。时髦要赶，不是唯一，有的不属于你，你要自知。”
他说的，都是朴素的经验，比如在片场，要做到“心中有人 目中无人”，意思是你要充分做好角色的准备再来，来了，就不要受到周围任何人事的影响。
他看电视喜欢看围棋、拳击、书画频道和海外纪录片。我好奇，围棋和拳击，根本是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一个很安静的那种，另一个很激烈的。他听了咧咧嘴笑，颇有深意地解释道：“对，但是激烈动里头有静。你看拳击，它十二局都有安排的，你不能十二局一个劲，在哪儿用劲，在哪儿省劲，你得把对方都研究透了，这是拳击。围棋，一样，你研究对方研究透了，看着静，内心里头，那个棋盘可激烈了。”“透”，是他说得很多的一个词。他说剧本要吃透，角色要吃透，现在又说，打拳下棋，也要把对方研究透。我想这个字形容他，也是合适的。透亮、透彻、透通。俗语有说，一场雨或者一场雪，下得彻底，即是“下透了”。
如果命运本身是一场茫茫大雪的话，李雪健这六十年的人生，也可算是被命运之雪，下“透”了吧。让他一直清凉，真纯。
［四］
李雪健16岁在贵州凯里的三线工厂里做“车工”时的人生志愿，是带兵打仗。理想很具体，想当骑兵团长，腰里挎着战刀，带一团骑兵从山下往山上冲，快到山头的时候，和从另外一边冲上来的战友合拢在一起，打敌人一个片甲不留。这志愿和想象几乎全部来自电影《南征北战》，还有一个他不太记得住的苏联电影，里头有个民族英雄，也是骑着马，还穿着斗篷，戴一顶很神气的军帽。
李雪健的父亲、祖父都是抗日的铁杆，他们一家是烈士子女。祖父当年是抗日地下交通员，后来被日本人发现了，砍了头。父亲14岁离家上烈士子女学校，15岁入党，戎马一生。他懂事后，父亲常给他讲打仗的故事，那时候他是公社的书记，“战马”是一辆自行车，驼着李雪健满山满谷地各村跑。后来一家人从老家山东到了贵州凯里，自行车没了，“战马就是父亲的两条腿”。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老父亲获得一枚奖章，李雪健专门回到贵州去陪他，“他戴着那个大奖章，我跟他合了个影。”自1973年入伍到北京，后来考入空政话剧团，李雪健就很少有机会再回家去陪陪老人。他并不记得家里人对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过什么具体的要求，但是他知道，他们心里想自己怎么做，不是那些“常回家看看”的老话，反而是，常能在电视和银幕上看到他，看到了儿子演了新的角色，他们走在大街上见到熟人，脸上都有光彩。“你多演几个老百姓喜欢的戏，比回家重要，电话里头也是老这样讲，回家不回家看看我们（没关系），你多演几个好戏更重要。”说这话时，李雪健的儿子小李没在旁边。他那时正拿了两包巧克力，在一个个分给今天拍摄的工作人员和这小院里的街坊邻居们吃。小李个子很高，戴一顶棒球帽，嗯，很帅。人也暖，来的时候拎着一个大保温箱，里面装着吃吃喝喝。照顾父亲，他显然知道自己义不容辞。到场后也永远站在人群最后面，有什么细节编辑想要和他过问，他都表示，听雪健老师的。父亲在拍摄时，我们就靠着墙聊天。他说起自己上中学之前，特别乐于让老师和同学知道自己的爸爸是李雪健，学校里有什么活动需要请人，他还总是主动举手说自己可以请到“宋大成”！他那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爸爸可以去给他开一次家长会，有一次李雪健真去了，是从《水浒传》的片场直接到的学校，小李记得那天自己有多开心。但上了中学，他忽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到现在也是，尤其在一些工作场合，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们是父子。“他要靠自己，自食其力。”李雪健明白。我跟李雪健简单复述了小李分享给我的感受，他在这个行业里敬重艺术，对创作没有什么得失心，却偏偏因为自己李雪健的儿子，所以格外怕给父亲丢人。“我为这种心态点赞。”李雪健一字一句慢慢说出这几个字，最后两个字“点赞”，砸在桌子上，格外响亮。起初，把采访提纲列好，交予李雪健时，得到的回复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删掉所有有关之前那场重病的内容。心里明白，于是郑重其事拿掉。在采访时，我也几乎完全不提，让我没想到的事，后来提起这场病的，是李雪健自己。起因是我接着儿子的问题问下去。小李本来的读书经历里，起初没有和影视有什么粘连，但兜兜转转，最终还是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我问李雪健，对儿子的事业，他有什么想要嘱托和提点的。他听罢，语速明显慢下来，句与句之间的停顿变得更长了。“我觉得，我给他的帮助，怎么说，最大的帮助，我觉得我对他的帮助，是让他，经历了一段苦难的生活，是这样。我病那一段，很多年，好几年，他跟着姥姥，跟着他姥姥一块，妈妈管我，也顾不了他……那一段苦难的生活，我觉得对他创作，日后倒是有一些好处……”
我明显看到，李雪健说这一番话时，红了眼圈，有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他强忍着。那是一个父亲内心所有复杂感情的暴露吗？我不敢多想，我甚至没有在内心做什么选择题，我决定，不接着这个话题问下去。房间里当时只有“小太阳”电暖器转过来转过去的吱吱呀呀声，我其实心里很难过，觉得喉咙被什么梗住。这一切都不是台词。
采访次日中午，我收到小李发来的一张照片，是李雪健亲笔抄下来的四首有关杨善洲的顺口溜，正文是用黑色水笔写的，每一首下面还有蓝色水笔标注上顺口溜成文的年代和来源。“这是老李写的，让我拍给您。”我于是就势把上面，李雪健那一段话转述给小李。他先是回复“……这个老家伙 敢给我这么多戏……”，过一会儿又说：“哪里是苦难 多少家庭都在经历着这些 多少子女除了扛着这些压力还要在外面奔波挣钱 我已经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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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不住感慨。是多么好的老李，和小李。遂又想起前日告别后，看着他们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北京冬天的胡同里。小李一只手拎着保温箱，另一只手自然地挎在父亲肩膀上。路灯昏黄，人影斜，这天啊，就要下雪了。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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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人物报道，《时尚芭莎》2017年3月下刊，将于2月底面世、出刊。
摄影/栗子
策划/葛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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