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琰／文
中日关系一直波澜曲折，中日之间的商务活动也经常被迫“随波逐流”，这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赴日劳务。
多年来针对赴日劳务的争议不断，不仅在国内也包括日本，近日，一条“超万名中国研修生已在日‘失踪’或成黑市劳动力”的新闻在各大门户网站和自媒体被置顶刷屏后，赴日劳务一时间成众矢之的。
从性质来看，这条负面新闻和之前的争议没什么两样。2月14日，秦朔朋友圈发了一篇在我看来难得的客观的稿子《劳务输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让我感慨万千。中日之间由于历史原因，摩擦时有发生，但往往在国家层面陷入僵局之时，民间商务往来，却有“破冰”之效。如果两国间正常的商务活动被妖魔化，那么政治层面将失去了非常重要的缓冲剂。因此，作为一个曾经在对日商务活动中往返三年的亲历者，我也想谈谈我眼中的赴日劳务。
2011年大学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聘到一家国内的劳务派遣公司，从事翻译和劳务项目管理工作。由于我本专业是日语，因此应聘的时候就被告知，我是要被派到日本去的，至少待三年。
初到公司，我一开始是在前辈的带领下帮忙筛选劳务人员。劳务人员主要是由与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劳务基地提供，这些基地分布在各个县市，由他们负责招聘劳务人员。因此，劳务人员的出国费用除了一部分交给派遣公司，还有一部分是给了劳务基地，总体来看，出国费用通常在三到四万元左右。
劳务人员出国前需要接受两到三个月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日语、日本文化习俗以及职场规矩等。到了日本还要在“组合”（日本的中介机构）接受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包括语言的强化、防灾演练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学习等，一个月后再到日本雇主处开始工作。我在进入公司几个月后便被派到日本，那是一家比较大的“组合”，它每年接收外国技能实习生的数量在日本是排前几位的。根据我们公司与对方的约定，我将在这里配合他们管理技能实习生，为他们提供翻译，并帮助解决各种劳务纠纷。
“组合”里有各个地方来的技能实习生，国内的有来自山东、河南、湖北、浙江等地的，还有来自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每个地方都有各自派出的驻在人员。
老实说，跟日本人一起干活，总会让你感到有压力，这种压力甚至会让你很难受、想放弃。在一次次告诉自己“坚持”、“忍下去”后，你就慢慢习惯了，这时候你在他们眼中即所谓的“成长了”。但也有的人不愿忍受这种压力，我有几位朋友就中途辞职回国了。客观地讲，日本人除了出于对工作的要求高外，他们有意无意的“欺生”也是存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就要看你怎么看待了。
技能实习生在“组合”待满一个月后，各个企业会派人把他们接到企业。
各企业的条件千差万别，我们公司跟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有合作，这些企业规模都较大，它们每次大批量地招人，企业安排专人负责技能实习生的日常管理，包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那里，技能生的生活条件是非常不错的，有集体宿舍，男女分开，一到两人住一间房，房间带厨房和卫生间，空调、电视、冰箱等也是一应俱全，有的还有公共澡堂。宿舍楼的管理也较完善，上下班有厂车，外出买菜公司配发有自行车。对技能生的一些诉求往往也会及时回应并尽量满足。所以，通常这样的企业问题较少，大家干满三年赚到钱就高高兴兴回家了。
当然，有部分企业则情况截然相反，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也是常常被一些批评人士所诟病的。我介绍两个例子。
赴日劳务的大规模兴起是从服装行业开始的，日本岐阜县是日本服装企业最多的地方，曾经也是接收外国人技能实习生最多的地方。在我曾经住所的旁边分布有几家服装厂，规模都不大，里面接收有中国来的技能实习生，其中最大的一家有十几个中国人，她们都是年纪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女工，偶尔几次在超市里碰到了就跟她们攀谈了起来。
她们大多来自江苏和山东，有的刚来日本，有的则在那干了将近三年。她们通常每周只会出来一次，把一周的吃喝用度全部买好塞进冰箱。工作条件也不好，车间是一排用瓦盖的旧房子，宿舍就在车间旁边，是一间旧厂房隔起来的几个小房间，几个人挤一间，里面阴暗潮湿，公共厨房和卫生间脏乱不堪，甚至遇到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就是这样恶劣的条件，老板每个月还要从她们工资里扣除3万日元/人（约1800元人民币）的住宿费，还要各自分摊水电煤气和网络等费用。她们平时工作很忙，碰到赶货的时候常常要加班到深夜，而加班费是计件的（日本薪酬应是按小时计算的），单价很低。即使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下，她们的收入也不高，她们多数人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希望尽快把出国的劳务费赚回来，然后尽可能地多加班多带点钱回去。我问她们，有没有向老板提出改善条件和增加收入的要求，她们说原来的前辈也闹过多次，但因为不太懂日语，派遣公司也不太管，老板又强硬，结果都是无果而终。
还有一家建筑公司，工人的工作内容是搭建筑外围的施工脚手架。建筑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人的工作场所是不固定的，干完一个工地要转到另一个工地，有时甚至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每天清晨他们先到公司集合，然后把脚手架装车后出发，工作结束后再返回公司，再把脚手架整理好，所以他们的上下班及中间的移动时间、前后装车整理的时间是很长的。但可恶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规定工人早上装车、前往工地、转场、返回公司、整理脚手架等时间全部不算工作时间！没有报酬！这样一来，他们往往一天出勤十多个小时最后算下来还不够八个小时。而且上下班不打卡，全由老板手写记录。老板态度还极其恶劣，经常放出话来“不愿干就回中国去”。无奈，这家企业的技能实习生最后都选择了一条道——“逃跑”！到其他地方打黑工去，几乎每批到那的技能生最后都逃走了，逃走后公司还继续招！
技能实习生的“逃跑”在日本称之为“失踪”，“失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有的人是因为企业不好而“失踪”，而有的人则是为了赚取更高的报酬而“失踪”，甚至不惜从事非法勾当。我曾在一个日本电视节目上看到记者跟随警方突查风俗店，经调查，里面有几名女子即是外国技能实习生。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对非法就劳的打击力度，一经发现即被遣返。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近些年赴日劳务规范化的发展，一些不规范和待遇差的企业雇主逐渐少了，为了减少纠纷，很多国内派遣公司也纷纷选择不跟他们合作。
在日本工作的三年中，我看到了良莠不齐的企业，也遇到了遭遇千差万别的技能实习生，在我看来，这就是真实的日本，你无论是单方面地说好或者不好，都难免有失客观。
我更大的感触是，当你把它当做一种正常的劳务行为，不刻意强调这个国别的因素时，你可能会更心平气和地看到这样的现象。这些千差万别的遭遇，哪里是在日本，难道在国内不是这样吗？你无论是到上海的陆家嘴还是深圳的前海或者到三四线城市的工业园区，你可能碰到一位有“企业家精神”的老板，你也可能不幸碰到一位知法犯法的奸商。你能做的，是遇到一位好的雇主时，努力工作回报他的善良；遇到奸商时，拿起一切能拿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至少，从法律上来说，日本是一个法律相对齐全的国家）。
甚至，我在想，如果这个国家不是日本，而是美国、新加坡、英国，在对美、对新、对英的劳务过程中，碰到了这种千差万别的遭遇，我们又将如何看待呢？
中日之间的那段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一直都是两国之间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回顾中日之间的交往，每每都是政治层面陷入僵局时，民间的往来成为一剂润滑剂。
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原因，中日关系从民间入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以“渐进积累”方式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此后，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不断发展起来，为两国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突破打下了群众基础。成立于1963年10月4日的中日友好协会还特意设了一个“都市·经济交流部”，主要负责推动中日两国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协调、管理同日本建立友好城市、友好省县关系以及经济交流工作，目前中日之间的友好城市已经有了243对。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两国之间的商务等民间往来以及友好城市的互动，为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客观上说，对日劳务，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都存在积极的意义，还其以商务的本来面目，我想比赞美它或者抹黑它都更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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