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歧视是指一个人对除本身所属的人种外的人种，采取一种蔑视、讨厌及排斥的态度，并且在言论行为上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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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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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ial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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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歧视（Racism热循雄）白樱永厦是指一才迁个人对除本身所属的人种外的人种，采取一种蔑视、讨厌及排斥的态度，并且在言论行为上表现出来。
经历讲良了轿婶20世纪的二次大战，第三世界独立运动和西方国家内部的种族平等运动后，世界很多国家内部的公共讨论对和种族有关的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已经越来越严重，种族差异不应当用种族歧视来概括。在移民国家，种族问题不是单纯用种族歧视可以掩盖的。
种族歧视的表现有公开的、合法的，有隐蔽的、实际的。在南非共和国，种族歧视突出地表现为种族隔离，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基本国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白人种族主义当局颁布的种族歧视法令就多达100多项。美洲的黑人、印第安人，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欧洲的原殖民地移民、少数族裔和外国工人，亚洲的“部落民”和种姓集团等，都是今天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据美国中文网综合在2014年2月19日的报道，美国华人欢庆新年之际，西裔民主党籍加州参议员（State Senator）贺南德兹（Ed Hrnandz）提出一项提案却给欢乐中的亚裔们浇了一盆冷水：该议员嫌加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的亚裔学生太多了，要求限制亚裔入学，提高西裔和非裔在加大系统中的入学比率。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美国精英大学亚裔学生的数量1993年为20%左右，此后不升反降。而全国大学本科学生的组成比例，1984年亚裔为4%，24年后，终于增长至6%。但在此期间，拉丁裔和非裔却增长至15%。同样，亚裔的SAT成绩必须比黑人高出450分（满分1600分）才能录取。而同样的成绩下，非裔被医学院录取的机会是亚裔的三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教授及前任校长兼教务长吴华扬在接受采访谈时表示，“亚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我们越成功，就会越有反作用。他们认为我们是在占领。”美国一些大学招生中出现限制亚裔学生名额的现象就是一种歧视。2014年，加州旨在寻求提高拉美裔和非洲裔入学比例的SCA5提案遭到了很多亚裔族人士的强烈关注和极力反对。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高校中亚裔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在减少。
1．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
2．本公约不适用于缔约国对公民与非公民间所作的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
3．本公约不得解释为对缔约国关于国籍、公民身份或归化的法律规定有任何影响，但以此种规定不歧视任一籍民为限。
4．专为使若干须予必要保护的种族或民族团体或个人获得充分进展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以期确保此等团体或个人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权及基本自由者，不得视为种族歧视，但此等措施的后果须不致在不同种族团体间保持各别行使的权利，且此等措施不得于所定目的达成后继续实行。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是对种族歧视的官方的，也是为国际社会所认可接纳的严谨定义，关于种族歧视的更多内容详见该公约的百科。
中国政府于1981年12月29日交存加入书，1982年1月28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中国对该公约第22条，即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提出保留。
政府公开行为种族歧视时期
从1619年贩卖进北美大陆的第一批黑奴开始美国政府就开始了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2]。
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奴隶制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是合法的。这个毒瘤在美国联邦宪法制订时，就引起相当的麻烦。当时的矛盾似乎是在大州与小州、联邦主义者和州权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但从根本上讲，地方主义（sectionalism），即南方和北方的争夺主导了制宪过程，其中奴隶制度是核心问题。18世纪80年代，美国人口中奴隶占1/7。那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们怀疑奴隶制度在美国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出自其他利益的考虑只得默认其存在，结果出现了具有权宜性质的妥协。北方州代表希望把奴隶计入人口总数内，目的是增加各州应缴纳的联邦直接税。南方代表也希望把奴隶计算在内，但意在增加自己州在众议院中的议员名额。双方为达到各自目的实行了妥协，其结果就是五分之三条款，即黑人奴隶的人口折为五分之三后，计入各州人口总数。这个妥协实际上是南方的胜利，因为直到内战爆发前，国会很少征收联邦直接税。当然，反奴隶制度的呼声还是有所收获：宪法规定了美国参与国际奴隶贸易为合法的最后截止日期，国会后来在1808年通过了这项法律；到1800年，绝大多数的北方州要么废除了奴隶制，要么已经开始实施黑奴的逐步解放（gradual emancipation） [4]。
废奴运动
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中废奴运动逐渐高涨。运动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三种人：自由黑人；基督教教友派信徒；激进的白人。从运动的派别而言，也主要有三类：殖民派（colonization）、逐步解放派（gradual emancipation）和立即解放派（immediate emancipation）。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革家认为奴隶制度的存在对自己和国家的尊严实为奇耻大辱；人道主义者无法容忍的是奴隶主对黑奴的鞭笞和黑人家庭的支离破碎；民主党人则抗议对奴隶政治权利和民权的彻底剥夺；所有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s）对奴隶根本没有机会改善自己感到悲哀和绝望。但是，直到19世纪20年代，很多人认为，不通过革命，在美国废除奴隶制绝无可能。但是也有少数理论家声辩：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条款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美国宪法已经宣布奴隶制为非法”。另外还有很多人认为奴隶制度不合理，但它在某些州的存在问题不受联邦政府控制。 [4]
到密苏里妥协时期，很多反奴隶制度的北方白人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思想：奴隶制度是错误的，绝不容忍这样的制度存在于美国。但由于联邦宪法要求容忍奴隶制在某些州的存在，他们感到没有责任和理由为此抗争。在奴隶制度合法存在的州中，凡主张不择手段进行废奴的人都被斥为极端不负责。1820年，不久后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称奴隶制“是北方联盟上身上的巨大的和讨厌的污点”；“如果这个联盟不得不解体的话，引爆点绝对是奴隶制问题”。但是，亚当斯并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日记里表达了这个观点。当时，大多数奴隶制度反对者只是力主把奴隶“殖民化”，有的仅仅劝说奴隶主应人道地对待自己的“财产”。而且，虽然密苏里妥协禁止在路易斯安那购买中获得的绝大部分土地上实行奴隶制，但没有任何一项触及奴隶制在南方继续存在的现实。 [4]
19世纪20年代，报纸《全面解放的天才》（The 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编辑、基督教教友派信徒本杰明·兰迪（Benjamin Lundy），就提出在南方要用劝说而非联邦干涉的办法处理奴隶制问题，他也曾考虑把自由黑人和奴隶移民到海地和加拿大的可能性。兰迪的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他在1831年开办报纸《解放者》（The Liberator），并使它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反对奴隶制出版物。同年，他组织成立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该协会主张：奴隶必须立即解放而且要受到平等对待；有偿解放不可接受，把黑人移民也不可行。兰迪的助手威廉·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是言辞激烈、寸步不让的“立即废奴派”。很多白人不信任加里森，对他举行的活动进行暴力干扰和破坏。因此，有些加里森的支持者只得另投他门。原来资助《解放者》的纽约富商塔潘（Arthur and Lewis Tappan）等就投奔了废奴运动的另一个领导人威尔德（Theodore D. Weld）。 [5]
威尔德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奴隶制问题使南北分裂不可避免。他说“多年来，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诸多事件，奠定了两大政党的基础，一个党的核心是奴隶制，另一个则是自由”。但威尔德派主张是看似矛盾的“逐步取得奴隶制度的立即废除”，并通过政治活动达到废奴目的。1840年，他们最终与加里森决裂，成立自由党，并推出该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奴隶制，制订的竞选纲领是“逐步地通过立法完成全体黑人的普遍解放”。但是，该党候选人在全国只得到7000张民众选票 [5]。
在白人的反奴隶制斗争产生一定影响之前，已出现了很多自由黑人反奴隶制分子。1830年，美国已有几十个黑人反奴组织。因与加里森派有联系，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力也不断增长。白人反奴主义者特别喜欢请黑人特别是逃奴在公众大会上演讲。因为他们对自己经历的动情讲述很具煽情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讲话本身就是或活生生的见证，容易说服人们相信“黑人即非动物也非工具”。黑人反奴主义的首位名人是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他的力作《向世界有色公民的呼吁》一书，被认为是现代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来源之一。他虽是自由出身，但也难逃种族主义的巨大伤害。他谴责白人对民主和自由的鼓噪是纯粹的伪善，并预言上帝最终把正义带到美国时，美国“白人暴君将对自己生在人间而懊悔不已”。弗来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是来自马里兰州的逃奴，曾受尽奴隶主的毒打和种种凌辱。他定居波士顿后，成为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协会在公共集会上的著名发言人。他告诉白人听众：“奴隶制度把你们的共和主义留上了可耻的烙印，把你们的人性变成了伪善，把基督教变成谎言”。道格拉斯坚持认为：黑人的自由不仅仅是获得解放，而是要求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完全平等。最初，道格拉斯自称是加里森的“忠实信徒”，目标是最终摧毁联邦宪法和联邦。但是到19世纪40年代，他产生了新想法，他宣称：“联邦宪法建立起正义，保证了国内稳定，确保了自由的赋予”，也就是说，他改为采取从美国制度内部进行反抗奴隶制的斗争策略。逃奴哈里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则用她特有的“地下铁道”为解放黑人而斗争。 [4]
虽然废奴运动中有多种主张，加里森作为最革命最激进的“立即废奴派”领袖，追随者虽不多，但影响力十分强大。不同于那些主张对黑人的解放采取循序渐进、分期推进方式的改革家，加里森认为废奴不只是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更是一场革命。他指出，仅仅解放黑奴是不够的，让黑人取得种族平等、获得完全的公正对待才是废奴主义者的唯一和最终目标。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即使在废奴主义者内部认为黑人与白人平等的白人也是寥寥无几。同时，加里森对“立即解放”黑奴的纲领在南方将产生的怎样的反应并不放在眼里，所以敢于痛斥道：“所有南方白人都是恶棍，所有黑人都是圣人”；他甚至说“我宁愿要黑人统治也不愿南方议员当道，因为这些议员都是‘暴徒’”。他的追随者也对奴隶主大加鞭笞，认为“奴隶制与残酷是同义词”“奴隶主不属于人类”。当他看到美国北方种族平等思想的局限和南方白人的极度轻蔑，他得出结论说：“美国社会烂透了”。因此他拒绝向现存的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的制度让步。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和道德上的绝对主义者，他执着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天国”。然而，他最终还是走上通过政党政治达到目标的道路。这是废奴运动从道德改革性质走向政治领域的第一步，也正是这一步引向了19世纪50年代共和党的成立。 [4-5]
南北分裂
19世纪50年代中期，还是因为新州的属性问题，奴隶制问题成为南北分裂的导火线。因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南方和北方之间终于发生了武装冲突。南方奴隶主组织武装暴徒冲入堪萨斯，北方工农奋起战斗，持续数年，史称“堪萨斯内战”，这被视为南北战争的前奏。1858年，主张逐步废除奴隶制共和党人林肯发表的“分裂的房子”演说。1859年的布朗起义、特别是北方人对烈士布朗殉道式的牺牲表露出的巨大悲痛，使南方奴隶主以在震惊之余对北方的怀疑和恐惧进一步加深，从而把美国进一步推向内战边缘 [5]。
通过内战这一极端事件和战后共和党人的激进重建，黑人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历史机遇。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解放了叛乱州种植园主的奴隶，并特别豁免了边境州和联邦征服的前邦联地区的奴隶。1865年，作为北方的胜利成果之一，第十三条修正案被纳入美国宪法。它的最大成果是在美国及其实行管辖的地方废除“奴隶制和不情愿的苦役”（slavery and involuntary servitude），即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这是美国历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件。对黑人奴隶而言，其意义之重大更是不言而喻，因为他们终于摆脱了数百年“动物或工具”的身份而成为法理上的“人” [6]。
内战后黑人遭遇的巨大不平等，其根源当然是白人顽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传统。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还包括那些被称为种族问题的专家们一致确信黑人是低等种族（inferior beings），北方受过教育的人也普遍接受这个观点。英国观察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大胆声称：“黑人没有抽象思维、科学探究和任何发明创造的能力”“由于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低劣，他们无法同高等种族交往”。他在美国同行们中很有影响，其观点亦十分走俏。同布莱斯一样，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把黑人与印第安人等同，认为他们都不属于真正的人类。这样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通过剥夺黑人受到高质量教育和担任较好工作的机会，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就更加理直气壮地利用因此产生的黑人的“无知”和贫穷，把各种低质量的设施名正言顺地提供给黑人。 [4]
黑人在长期苦难环境中和巨大压力下形成的心理状态也是恍惚不清，各阶层对自己境遇的反应更不完全一致。有些人反思是否应当对自己的种族骄傲、即后来称为的“黑人民族主义”进行调整；有些人则彻底失望，试图重启非洲殖民运动，干脆彻底逃避这块折磨身心的“自由乐土”。特讷主教（Henry M.Turner）就坚持认为：“非洲是我们的家”“任何一个只要有动物感觉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个国家黑人毫无前途”。有人则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种族隔离在客观上对黑人理发师、殡仪员、餐饮业人员和小店主有利，因为白人不愿向黑人提供这类服务。即使出现与白人的竞争，种族隔离引起的仇恨自然使黑人更乐于照顾黑人的生意。据最保守统计，1865年至1900年间，南方黑人的平均生活水准提高了一倍多。至少是这一点让他们感到，眼下的生活毕竟比在奴隶制下改善多了，因此有一段时间，激进的黑人分离主义在南方黑人中拥护者寥寥。当然，很多人仍然不放弃斗争哲学，如纽约《时代》（Age）杂志的编辑和非裔美国人同盟的建立者，号召黑人挺起腰杆争取充分民权，如条件较好的学校和公平的工资，并同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进行斗争。 [4]
黑人民权运动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大规模斗争运动。美国黑人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长期受到种族歧视，处于社会最底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有色人种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的鼓舞以及由于工业化的进展，大批黑人流入城市，使黑人地位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是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1955年12月1日，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黑人R.帕克斯夫人在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被捕入狱。在青年黑人牧师M.L.金的领导下，全城5万黑人团结一致，罢乘公共汽车达一年之久，终于迫使汽车公司取消种族隔离制。
1957年，金牧师及其支持者组成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将运动深入到南部生活的各个领域。
1958年南方21个主要城市组织集会，发动黑人争取公民权利。
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城4个黑人大学生进入一餐馆，白人服务员命令他们走开，他们静坐不动。这一英勇行为立刻得到南部广大黑人学生响应，发展为大规模静坐运动，迫使近200个城市的餐馆取消隔离制。
1961年5月初，种族平等大会又开展自由乘客运动。不久，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参与下，得到许多白人支持，逐渐发展为全国性运动，迫使南部诸州取消州际公共汽车乘坐上的种族隔离制。
美国建国200年后，才出现了马丁·路德·金为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
如今美国已经给予黑人更多的教育待遇和社会福利，但美国的种族问题不容乐观：
全美各地的每一个有显著黑人人口的城市，都挣扎在支付社会福利和执法问题上。黑人的社会福利率是白人的5到6倍。黑人享受社会福利计划的时间也远远超过白人。同时，黑人的犯罪率（与其人数相比）极端不相称，导致白种纳税人逃离。所剩下的就是破产的、不能支付所有滥用福利的、高犯罪率的城市。
根据“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居民联盟（Stop AAPI Hate）”2022年的调查，过去两年该组织报告了11467起仇视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居民（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AAPI）事件，只有49%的AAPI民众认为出门是安全的，多达65%担忧家庭成员和长者的安全状况。在遭遇到仇恨事件的AAPI民众中，多达72%认为种族歧视是他们最大的压力源，甚至超过新冠疫情期间对身体健康的担忧。 [9]
种族隔离的开始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源于其“双重殖民”的独特历史。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地区建立了殖民点，为绕过好望角贩卖东印度香料的荷兰商船提供粮食、牛肉、烟草、淡水等补给。殖民者最初建立的是自由农庄，后来从安哥拉地区输入了第一批奴隶。住在开普地区的纳马人（霍屯督人）脱离自己的氏族，以替白人畜牧、劈柴、做仆人为生，从而逐渐沦为奴隶，并在南非荷兰裔（布尔人）社会当中形成了奴役当地土著的传统。
由于天花等疾病的影响，住在白人殖民区附近的纳马人大量死亡，于是荷兰农民在18世纪对人口空虚的内陆地区发动多次“远征”，从而将土著驱逐到南非西北部荒凉不毛的卡拉哈里沙漠地区。另一方面，原本居住在西非和中非地区的班图人在1600年前后开始大批南下。众多的班图族部落——赫雷罗人、奥万博人、苏陀人、祖鲁人，以及曼德拉所属的科萨人——渡过林波波河，进入今日的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地区。他们也战胜了原先居住在那里的纳马人和科伊桑人（布须曼人），把这些从事原始狩猎采集的弱小民族消灭掉或驱逐走。苏陀人在1700年前后到达瓦尔河（在南非中部），科萨人在同一时期抵达南非东海岸的凯河地区，从而与荷兰布尔人殖民者的先驱部队迎头相遇。此后这两个种族集团互相对峙了一百多年，双方都未能再继续前进一步。
1830年前后，开普殖民地的英国人数量很快压倒了布尔人。英国当局宣布开普殖民地的土地是“皇家土地”，布尔人不能再免费占据土著的土地，而且当地原先的奴隶制度也受到限制。对英国统治感到不满的布尔人在1836年前后大批离开开普殖民地，向内陆前进，渡过瓦尔河，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纳塔利亚共和国等多个自治政权。但英国势力也逐渐北上，先吞并了纳塔利亚共和国和第一次德兰士瓦共和国，后来经过残酷的布尔战争，在1902年吞并了第二次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从而将南非布尔人全部纳入英属南非的政治体系之中。
然而从民族性格和宗教传统来说，布尔人和英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布尔人主要有两个成分，一是荷兰移民，他们多是加尔文派教徒的后裔，一是躲避宗教迫害的法国雨格诺派教徒，雨格诺派也是加尔文宗的别称。这个教派是新教当中最偏执、最严肃死板的教派之一，反对音乐，反对唱歌跳舞，反对过圣诞节，反对一切快乐的东西，主张过清规戒律的苦修生活。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也与此类似。他们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基督徒，带有一种宗教优越感，在南非则发展成种族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一是针对黑人的，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英国移民的。此外布尔人过去有自治传统，采用的是欧洲大陆的罗马法体系，而英国在南非殖民地推行的是普通法法系，布尔人由于语言不同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
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人对布尔人也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南非布尔人都是农民，低贱下流，顽固不化。许多布尔人因为轻微的过错而受罚。布尔人的小孩如果在英国人的学校里讲布尔语，会被挂上牌子示众，上面写着“我是一头驴，我讲布尔语”。在1900年到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英国人对布尔人还采取过非常残酷的焦土政策和集中营关押，两万多布尔人妇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在集中营里。这些历史都加重了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的隔阂，并且加深了布尔人本身的民族主义意识。荷兰早就停止向南非输送新的移民了，这些布尔人变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的“土著白人民族”，他们认为自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像以色列的犹太人。外民族的每个人——包括黑人，也包括英裔白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敌人。布尔人尤其憎恨英国人。虽然南非曾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英国一边参战，但布尔人却在1914年发动了亲德国的兵变，并在1939年成立了亲纳粹德国的特务组织奥瑟瓦·布兰德威格（Ossewa Brandwag）。布尔人的南非国民党掌握了南非政权后，甚至在1961年宣布废黜英国女王的国家元首地位，退出英联邦，并把政体从自治领改为共和国。
1902年英国吞并了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之后，布尔人在南非白人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60%，从而为其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局面。1910年，布尔人的极端政治组织“南非党”在大选中击败了亲英的“联邦党”，开始把过去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的一些有关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法律推行到南非全国。推行强硬民族主义的南非国民党在1948年大选中击败了由德高望重的扬·史末资元帅（他是亲英的布尔人）领导的联邦党，从而开始了其历时甚久、从未间断的长期执政。
历届南非国民党领袖，如丹尼尔·马兰、约翰内斯·斯特雷顿、亨德里克·维沃尔德等人，都认为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会最终导致南非白人的消灭，该党在上台后不久很快就颁布了一整套种族主义的法律，并且极其严厉地推行，以加强其所谓“自我保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Apartheid”（南非荷兰语，意为“处于隔离的状态”，意即种族隔离）。
整个“种族隔离”理论实际上是借用纳粹主义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基本意义是“一个人的肤色确立他的身份”。这套制度把南非人分为白人、有色人种（17世纪荷兰白人和土著纳马人通婚的后代）、印度人、马来人、黑人几个基本的种群。犹太人被划为白人，华人被划为白人下面的一个亚种群，日本人则被归为“荣誉白人”。南非政府甚至成立了一个由白人组成的“人口登记委员会”，其成员用几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申请者的皮肤颜色、面部特点和头发的组织结构，以此来决定是否批准其改变种族身份的请求。
种族隔离的另一个目的是保证“种族的纯洁性”——1949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为非法，1953年的另一项法律不准不同种族之间的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这套理论和纳粹的种族学说如此相像，以至于南非政府最后都不敢堂而皇之地使用“Apartheid”这个词了，而是代之以“多元民主”或“各自发展”这种委婉的说法。但是无论其名称如何，都不能掩盖这样的实施：这个制度的真实意图是为了保持白人的“Basaskap”（优越地位），把占人口大多数的非白人变成人口占极少数的白人的工具。
白人种族主义的顶峰
在20世纪70年代，南非国民党统治下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非政府利用廉价的黑人劳动力，白人的管理才干，还有无穷无尽的矿藏——黄金、钻石、白金、铀、锰，以及占全非洲储量87%的煤炭——已经把南非建设成非洲唯一一个接近于西方发达世界的国家。当时的南非经济基础稳固，基础设施发达，按照白人的人均收入计算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十一个粮食自给有余并有余粮出口的国家之一。其黄金开采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三，能够制造从电冰箱到汽车的各种产品，每年出口大量的粮食、葡萄酒、纺织品和机器。当时的南非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足以顶住全世界的制裁，并令当时处于经济衰退的欧洲国家咂舌称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南非白人政权对黑人采取种族隔离政策，但南非黑人的总体生活状况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好的，受教育程度最高，能得到最好的医疗保健——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黑人城镇索韦托的巴拉格旺纳斯医院是非洲最大的医院。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也有许多黑人医生、黑人律师、甚至腰缠万贯的黑人富翁（与其他非洲国家不同，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甚至还有少量的贫穷白人）。许多非洲政权，比如阿明的乌干达和博卡萨的中非帝国，在对待本国黑人时采用的各种手段比南非国民党更加残酷。但是这个事实并非“种族隔离可以接受”的依据。南非黑人并不愿同非洲其他国家的黑人比（许多南非黑人至今仍对来自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的贫穷黑人也采取歧视和仇恨的态度），而是和南非白人所享受的种种机遇和特权来对比。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黑人受到三百多项歧视性法律的限制，这些法律规定黑人可以在什么地方居住、工作、吃饭、旅行，可以和什么人结婚，规定年满16岁的黑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天黑之后不能进入白人居住的城镇。对于南非黑人来说，这是最大的不公平。
反种族歧视斗争
从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国际组织都在对南非施加压力，设法使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1962年联合国向会员国建议不要在南非投资，翌年敦促各国不再帮助南非制造军用飞机、战车和军舰。1974年联合国宣布中止南非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席位，1977年宣布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南非的体育团体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和大多数的国际比赛，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不允许南非航空公司的客机降落或飞越其领空。
然而这些措施一点也没有损及南非的经济潜力及其军事力量，而且也没能得到认真执行。甚至许多非洲国家也在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偷偷和南非做生意：肯尼亚购买南非的玉米，说这是从莫桑比克进口的；赞比亚购买南非的牛肉，说它来自博茨瓦纳；加蓬购买南非的建筑设备，说这是从欧洲进口的；扎伊尔50%的粮食来自南非，津巴布韦80%的外贸是和南非进行的，莫桑比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权则聘请南非工程师来维护其港口和铁路。南非的各个邻国每年为其提供18万人以上的季节性劳工。
在南非白人社会中也有一些温和分子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主要是英国血统的居民。但他们只占南非白人人口的40%。占多数的南非荷裔白人并不愿妥协。他们在二战后获得了南非的政治权力、并推行种族隔离措施后，导致国际社会对南非逐渐疏远。
另一方面，南非国内外势力用武力推翻白人政权的尝试也多次以失败告终。南非有一个高效运作、高度有效的情报组织和治安体系。南非每年把将近20%的预算用于国防开支，其军队纪律严明、技术熟练，由9万正规军人和26万后备役军人组成，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但90%的军官是白人，而且兵营实行种族隔离。南非陆军是世界上机动性最高、自给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美国在越战中需要7名后勤人员来支持1名在前方作战的士兵，南非在安哥拉战争中只需1人。南非还拥有完整的军工体系，是世界上第十大武器生产国，能够生产飞机、导弹、战车，甚至有能力来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1976年6月16日，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爆发大规模黑人起义，并迅速蔓延到南非其他城镇，超过500名黑人被南非军警杀害。1985年7月南非政府宣布在36个黑人居住区实行紧急状态。翌年6月12日，即索韦托事件十周年前夕，南非总统博塔宣布把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国，到1987年又决定把全国紧急状态延长两年。南非的20万黑人矿工在这一年举行总罢工，对南非经济支柱之一——采矿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冷战正在趋于结束，长期支持南非、视其为对抗苏联和古巴的“自由世界堡垒”的美国，也逐渐转变了对南非国民党政权的态度，美国公司开始从南非撤资。一度曾骄傲地“独自对抗世界”的南非从此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1985年元旦，南非总统博塔在南非国会发言时，表示政府愿意释放非国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现为南非执政党）领导人曼德拉，条件是曼德拉发誓今后放弃使用暴力斗争来达到政治目的。此时曼德拉已经从条件恶劣的罗本岛监狱转移到了条件较好的普尔斯莫尔监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南非政府又采取了一些软化种族隔离的措施：废除《通行证法》，允许黑人工会组织合法存在，允许黑人在市区永久居住，并承认其财产权。国民党内强硬的种族主义分子反对这些让步，但博塔对他们说，南非白人“要么接受（改变），要么灭亡”。1987年博塔下令把曼德拉转移到一处条件更好的农场，有四间卧室和一座游泳池。博塔在这座农场里与曼德拉举行了秘密会谈，讨论取消南非种族隔离制的前景。
此时南非白人政权仍然掌握着实力强大的军队、警察和保安机构，再加上苏联等国家减少对非国大等南非黑人武装力量的资助，黑人无法以暴力斗争推翻政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政策转变，南非白人政权继续压制黑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对于种族隔离的南非来说，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关键问题：南非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使它转变为一个融洽的多种族社会；如果这种变革要通过暴力方式来进行，那么它对非洲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影响都会是一场大灾难。
在曼德拉出狱之前，南非国民党与非国大领导人姆贝基等人的政治会谈早已持续了很长时间。接替博塔出任总统的德克勒克对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分子说：“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而非国大也认识到转型比革命更为现实可取，解决种族问题不能简单地靠驱逐白人，因为后者掌握着建设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和管理技术。曼德拉在回忆录中说：“军事胜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双方在没有必要的冲突中使成千上万的人牺牲生命，这是毫无道理的。暴力绝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德克勒克在1990年2月2日南非国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表示将终止对非国大、泛非大会、南非共产党等反种族隔离组织的禁令，并表示将无条件释放曼德拉，恢复新闻自由，并取消死刑。在这次讲话9天之后，曼德拉终于获释出狱。1991年12月20日，南非举行首次“民主南非大会”，包括国民党和非国大在内的17个政党组织签署了“意向宣言”，承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并明确了南非新宪法的指导原则：尽力弥合过去造成的社会对立，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1993年非国大与国民党达成了大选后共享权力的双边协议，同年制订了南非的临时宪法。1994年4月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当选总统，德克勒克成为副总统。这一天后来成为南非的公众假日，被称为“自由日”。
就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实现政治转型的过程而言，曼德拉、德克勒克等人功不可没，而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象征的博塔也能够认识到大势所趋，并顺应时代的潮流，也可以算是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德克勒克的另一项令世人惊讶之举是在1989年下令终止了南非的原子弹计划。已经组装完毕的6枚原子弹和正在组装的1枚原子弹都被拆卸分解。这也和当时南非周围政治环境的变化——1988年安哥拉内战的结束，以及南非政府决定承认纳米比亚独立——有关。放弃原子弹被认为是“白人南非”与黑非洲世界和解和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信号。此外，当时南非已经启动了种族和解和谈判进程，不愿意让黑人政权掌握核武器，恐怕也是执政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和南非军队的一个考虑因素。
讽刺的是，对于那些顽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来说，1994年之后南非发生的社会变化似乎证明了他们之前宣扬的一些种族主义理论。自从非国大执政以来，腐败问题、高犯罪率问题、艾滋病问题都严重困扰着这个被美誉为“彩虹之国”的国家。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非国大制订了向黑人倾斜的《公平就业法》和《黑人经济振兴法案》，要求黑人和“历史上曾受不公平对待”的族群获得南非境内各银行和公司至少25.1%的股份。然而南非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加快，失业率反而有所提高。白人遭到“反向种族歧视”，不少政府部门和公司根据“公平就业法”大量解雇白人员工，招收黑人，而这些被招募者甚至不知道如何启动电脑，整天只知道踢球和跳舞。南非政府将从白人农场主那里获得的土地分配给黑人，其中90%遭到抛荒。大量白人企业遭到政策的打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南非的经济恶化趋势。
执掌新南非政权的非国大领导人贪污腐化现象非常普遍，在“透明国际”列出的85个腐败国家黑名单中，南非名列第32位。由于无力恢复经济、提高就业率，整个国家的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情况越来越严重。生计无着的贫穷黑人使得犯罪率不断上升，导致南非的强奸和谋杀犯罪率高居世界第一，甚至连前总统德克勒克的前妻都在2001年被人杀害在自己的公寓里。由于社会形势紧张，许多拥有资本、知识和技能的白人精英，如医生、工程师、教授、会计、熟练技工等，纷纷移民到北美和欧洲国家，南非白人的比例从1994年的14.2%降到了2009年的9.2%，留在南非的大多是无钱无技能、无法移民欧美的贫穷白人。南非曾经一度领先的计算机、制药、航空航天、军工技术和机械制造业都出现了衰败的现象。
欧盟基本人权委员会（FRA）发布报告说，欧洲一直主张人权、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但欧盟地区种族歧视问题现在依然很严重，这一问题相对比较好点的是英国。报告指出，遭种族歧视的主要是少数族裔，可以说生活在欧盟地区的各少数族裔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歧视，受歧视处处存在，如居住、上学、看病、找工作和就餐等。一项调查显示，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51%的穆斯林说在宗教信仰和肤色问题上受歧视最严重，平均每个穆斯林在过去一年中都受到8次种族歧视，从年龄上看，16岁到24岁的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受歧视更多和更厉害；开放社会研究所（OSI）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受歧视最严重的是罗姆人，其次是来自北非撒哈拉地区的人，经济危机发生后，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厉害了。
有89%的人受种族歧视后并没有报警，其中43%的人说他们不相信警察局。报告还表示，居住在欧洲的穆斯林受歧视最严重的是意大利和马耳他，其次是德国和西班牙，然后是芬兰和丹麦。报告说，少数族裔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尽管他们居住了好多年，但当地人还认为他们是“异族”，各少数族裔自己感到社会根本没有接纳他们。
在澳大利亚，40%的亚裔移民曾遭到歧视，其中马来西亚人尤其经常受到攻击，其次为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澳洲人也很容易对中东背景的人抱有偏见。但Markus表示，鉴于澳洲的移民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而迄今为止澳大利亚的社会并未出现更加严重的种族冲突，单就这一点来说就相当地不易。
日本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日本部分极右翼团体和个人通过报纸、网络、电视和其他媒体散播种族仇恨言论，宣扬种族优越论，组织游行活动叫嚷复活军国主义，肆意贬低、骚扰和挑衅外国人，有时甚至采取暴力行动，但日本当局并没有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相应惩处，从而造成问题愈演愈烈。
有委员会成员指出，日本自2013年以来发生360余起叫嚣种族歧视的游行及演讲活动，由此质疑日本政府是否采取了必要措施约束和打击种族仇恨言论。还有成员说，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部分高官做出意在误导日本民众和歪曲历史的种族主义言论，并四处散播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一问题归因于日本没有制定反对歧视的专门法律，也没有成立全国性的人权机构。
